滇独视觉的云南编年史（十）中共殖滇

第十章

（十）中共殖滇 本节引言：中共侵滇后迅速撕毁了与云南的一国两制协议，对云南的暴力征粮导致了全滇爆发了反共起义。云南人在本土与海外的抗争策应了韩国、台湾地区的安全。泰、缅流亡之云南孤军的罗曼司，不仅为东南亚各国争取了足够的换装时间，还构建了未来之云南民族神话。毛泽东时代对云南残暴的格式化政策在文革时期引发了反扑，云南造反派借共匪内讧之机清算了多名殖滇共酋。邓小平的计划生育政策，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大基建狂潮以快速吃子孙饭的模式，让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融合，导致了习近平时代的云南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美国继承了英国的霸权，通过封锁将挑战者苏联饿死，欧洲的共产主义势力片瓦不存，共产主义的残部被迫与中国主义完成融合，并机会主义地在暗中试图颠覆国际秩序。今天的云南，在复国独立的某些机会方面高于诸夏各邦，但并不能完全免除被即将灭亡之中国文明拖下水之噩运。云南的命运究竟在何方？诸神微笑未答。

1950年1月，滇军李元凯部退入缅甸，谋建“第三势力”。 李元凯，云南保山人，曾就读于云南讲武堂并赴日本、美国军校留学。1950年云南沦共后，李元凯集合了一群反共武装退到缅北。他对国共两党都表示不满，与美国CIA的梅洛斯（Melrose）上将联系，企图在滇缅边境建立“第三势力“（云南侨民武装），1956年，李元凯于缅甸北沙河附近病逝。

1950年2月21日，中共强制解散卢汉政权之“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

1950年2月，中共撕毁与云南之一国两制协议，匪酋邓小平下令于滇、黔、蜀高额征粮。 大批中共匪军和中共干部如蝗虫一样涌入了滇、黔、蜀三国，他们必须要抢夺滇、黔、蜀人民的食物才能延续狗命。1950年2月，中共西南局（控制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康四省一市）书记邓小平致信匪酋刘少奇，表示“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邓匪还穷凶极恶地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中国共匪遂在滇、黔、蜀推行超高额征粮，定1950年的云南征粮额为骇人的6.9亿斤，且在这年还要重征一次1949年的公粮。可与此对比的是，在云南陷入二战总体战时期，滇系征粮额最高的一年是1941年，有1.5亿斤；其后云南沦入中华党国手中，而中华党国征粮额最高的一年是1944年，为3.6亿斤。中华党国的高额征粮已使滇人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中国共匪远更高的征粮额更是让人完全没有活路了！

1950年2月，夜郎全境爆发反恐卫国战争。 “关于征粮对匪乱的影响，邓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即有所说明。报告说：当前西南各地武装叛乱者“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 邓小平毫不掩饰征粮的困难：中共在西南的征粮不仅要比国民党重得多，还限定要一两次缴纳完毕，且征收季节已过，征收方法又不合理。“在我们工作毫无基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但邓小平坚持认为，“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 杰瑞米。布朗（Jeremy Brown）在对贵州1950-1951年历史的研究中，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对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也提供了此时贵州民众不堪重税的一些例证。有一位来自贵州思南县的志愿军战俘孙修和（音译）说：共产党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政权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穷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在更穷的家庭中，饮食构成的70%是马铃薯，30%是各种野菜。他是因为生活无着才当兵的。来自贵州省兴义县的战俘李华国（音译），是一直在家务农的普通农民。1950年1月，他由于对新政权重税政策的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四川籍的战俘唐汉林（音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文盲。他说，在1949年末他的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换成了人民币，使得当地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在整个西南，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反抗。在1950年3月，他们组建了一支60人的组织，从当地镇民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了当地的解放军。他们在特殊境遇下说的这些情况，在个体叙述上或有差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普遍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禁止银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开始的。1月22日，西南财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的禁银，是采取一面禁银，一面低价兑收的办法。此时，因为人民币在全国已经全面占领市场，只有西南一地还在使用银元，故中共西南当局为防止银元兑换增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在西南区对银元不再实行低价兑换，而是采取了硬性冻结方针。即：在市场上金银货币“严格禁止流通买卖”，也不准携带，只允许个人保存。但是由于人们担心人民币也会很快贬值，各地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减。在黑市上，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翻倍攀升。以贵州为例，在禁用银元后，贵阳市金银价格猛烈上涨。1950年3月25日的黄金价格比1月份上涨一倍，银元上涨50%。新政权一面在社会上大力开展“用币拒银”的宣传活动，一面使用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金融黑市投机。仅1950年上半年，西南区就收缴黄金121.9595万两，白银567.693万两，银元567.693万两，银元131.99万元，美金100万元。然而，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无疑是要冒着民怨沸腾的政治风险的。邓小平在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曾谈到了当时人们不无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 “中央：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一些国民党匪军遗留下来之保安团队、惯匪、反动会道门，勾结乡村反动封建势力，趁我各地政权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各地当前一度出现的灾荒，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煽惑，提出“反征粮、不交粮、反合理负担”，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并且大肆收罗国民党散兵游勇、各种地痞、流氓，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包围、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我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工作队人员及解放军干部、战士，焚毁、抢劫仓库、监狱，阻塞车船交通，建立所谓“大陆游击区”，企图达到长期与我相对抗之目的，气焰十分嚣张。继2月5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地区近万名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50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扑灭后，2月份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郭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80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16岁至20岁妇女40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21人被围剥光衣服，7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3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13户，第二次全村90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70余人，8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如，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90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4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愉沪等水路全都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去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104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6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 在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完全都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 全区详情我们正在收集整理中。 司令员：贺龙 政委：邓小平 一九五O年三月十五日” “1950年2月下旬春节过后，贵州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各地先有小规模的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由小股散匪集中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装，由啸聚山林进而公开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活动，由抢掠钱粮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到1950年3月底，叛乱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潮，全省匪焰大炽。已经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倒戈投诚部队中约15个团成建制地叛变，地方保安团队和各地乡保武装也大都加入到了叛变者的行列。这些前政权军队和地方保安武装复叛为匪，使匪乱武装的战力大为增强。他们不仅攻打地方政府，还发展到运用“麻雀战”、围点打援等战术，伏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班、排单位。仅二三月间，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叛军部队甚至还企图对解放军团、营单位实施包围歼灭。 这些反叛武装，纷纷自立名号，占据一方。最严重时，全省较大的反叛武装有460余股，约有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队伍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叛乱者们以“保粮、保命、保枪、护烟”为号召，阻断道路交通，拦截过往车辆，劫财物，抢粮食，四处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劫杀下乡征粮工作队，残害政府工作人员。仅三四月间，中共军政人员牺牲即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全省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31个。中共控制下的48个县，大多数也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解放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上，守护一些重要目标，确保交通运输线。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连省会贵阳市也受到土匪武装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内的主要街口修筑堡垒，加以防御。 贵州匪乱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本已臣服于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贵州地方势力的顽强，与贵州特殊的乡土环境及其生活习俗有密切关系。因其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贵州的地方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中间，“家”和“族”的传统观念要比国家和党派观念强烈得多。因为中共占领贵州之初，策略谨慎，政策宽大，地方政治势力基本上不曾受到伤害，因而对新政权亦表现臣服。大部分旧政府各级军政人员、基层区乡政权和地方保安武装，先后都归顺了新政权。在解放军驻黔部队紧急驰援云南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他们也没有乘机叛乱。但在新政权激烈地推行“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快发生逆转，从怨天尤人，指鸡骂狗，直至武装反叛。足见这一时期发生的“匪”乱，国民党人的唆使和党派政治的冲突并不是造成其反叛的关键，地方势力结伙而起试图保“家”护产才是主因。 关于这一点，从贵州反叛武装的口号和组织情况也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反叛武装提出的口号大体一致，如“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反对政府收枪、反对山东人（外省人）等等，矛头都是指向新政权的激进政策，并无更高远的政治目标。在组织上，他们虽都以“反共自救”为标榜，但各股俱是各自独霸一方，旗号各异，山头林立，除了虚张声势外，全无统一的背景和委任；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不断。”

1950年1-3月，巴蜀全境爆发反恐卫国战争。

1950年1-7月，骆越（广西）全境爆发反恐卫国战争。

1950年3月，中共清洗降匪之滇军军官。 1949年底，随着卢汉叛变，中共匪军大举入侵云南。1950年2月20日，匪军占领昆明，进而进占全滇，云南史上持续至今的赤祸时代拉开了序幕。从一开始，共匪就没有打算遵守和卢汉达成的“五点协议”。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大量投降的滇军中层军官被成批拉出，遭到了卡廷森林式的枪杀。

1950年3月，中共成立殖滇机构“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 中共撕毁与云南之一国两制协定，付诸以赤裸之军管。云南之主权永不属于共产中国，共产中国至今为止，对滇统治性质始终为军事占领。

1950年3月，云南孤军李国辉、谭忠部遁缅甸。 1949年12月，卢汉叛变投匪。1950年2月19日，第8军、第26军在滇南战役全灭，军长李弥、余程万流亡香港；次日，中国共匪军占领昆明。在赤色铁幕笼罩云南的情况下，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在云南长大的河南人）、参谋长钱运周（云南通海人）率千余人突围，进入了缅甸掸邦的丛林，与26军93师278团副团长谭忠（南粤兴宁人）所率残兵汇合，总兵力达到15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滇人。云南孤军的历史，就在这一刻开始了。 当时，缅甸已于1948年独立，刚刚建起一支军队。在掸邦的丛林中，1500多名孤军与90名缅军边防部队遭遇了。这些缅军立即要求孤军离境，走头无路的孤军则表示只是暂时停留，希望缅方宽限几日。缅军并不答应，直接向孤军发起了进攻，而当时已如惊弓之鸟的1500多名孤军，竟被90名缅军打得争相逃命，纷纷躲进了丛林深处。 那时，有一批军属和难民正随孤军一同行动，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孤军中军阶最高的李国辉是个在云南长大的河南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云南话；他的太太唐兴凤也是云南人，当时马上就要生产了。即将为人父的李国辉面对着妇女儿童，爆发出了极为强烈的责任感。他在密林中召集了孤军将士，用云南话对他们发表了悲壮的演讲： “你们听着！要是再来一场千里大撤退，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告诉你们，如今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你们回头看看，多少军人倒在那条死亡之路上，我们走到今天容易吗？胜则生，败则亡！这是最后的选择，任何犹豫动摇等于自杀！我们是军人，为荣誉而战，为生存而战，为我们的妇女和孩子而战！你们想把妇女孩子交给老缅吗？交给敌人吗？乞求敌人仁慈吗？你们错了！从前我们打败仗，所以身陷絶境，今天我们必须决一死战，争取胜利！只有打败老缅才有出路！” 这篇讲话，就是孤军史上极为重要的《丛林演讲》，它挽救了最初的孤军。李国辉用云南话讲出的肺腑之言，激发了全军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使将士们奇迹般地恢复了士气，在丛林中展开集体宣誓，立志击败缅军、建立缅北基地、反攻云南。有位亲历此事的老兵在多年后回忆说：“当时李国辉长官提及狭路相逢勇者胜等训示时，每个人都听的热血沸腾，而在为国民党当兵时，不知道听了多少次但谁也没听进去，而且训示的长官也是心不在焉的例行公事，与此时完全两样。” 邪恶帝国所宣扬的所谓“爱国主义”强迫人们做极权暴政的炮灰，真正的爱国主义根植于人们对邻舍、亲友、乡邦的爱，云南军人的使命是保护云南人民，而非为中华党国卖命。可以说，李国辉的演讲激发出了孤军的滇人民族魂。恢复了冷静的孤军将士仔细分析了缅军的战术水平，发现其实力并不强。于是孤军走出丛林，击破了小股缅军，开始逐步壮大。随着孤军不断收容从云南逃来的军民，到1950年5月时，孤军已发展到3000多人，活跃于掸邦东南的重镇大其力附近，正式确立了以李国辉为总指挥、谭忠为副总指挥、钱运周为参谋长的领导团队。智勇双全的李国辉深受孤军将士爱戴，被他们称为“小李将军”。 当时，刚刚独立的缅甸正由左翼派系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执政，缅甸总理吴努希望与共产阵营搞好关系，因此缅甸已承认了中共国，并谋求与苏联及东欧共产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中共国则以威胁的态度要求缅甸消灭孤军。为避免中共国以进攻孤军为借口出兵缅甸，缅甸政府派出了配属炮兵、空军的五千国防军进入掸邦，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孤军，发动了对孤军的第一次围剿。掸邦的主要族群掸族就是傣族、泰族，孤军中也颇有一些傣族官兵，因此孤军与当地民众关系密切，在当地军纪良好；以缅族为主的缅甸国防军在进入掸邦后，却宛如进入敌国，到处奸淫掳掠。

1950年4月，中共遣征粮队抢劫云南百姓之粮食。 中国共匪建立了由匪军、南下干部、地下党、激进学生共5000余人组成的征粮工作队，派这些渣滓窜入云南各地农村暴力征粮。在侵占云南的中共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共三个军（匪第13、14、15军）10余万人的武力压阵下，征粮队在云南各地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就连中共云南省委所写的报告，都不得不承认征粮队的行为确实疯狂。这份报告说：“在征粮中若干地主负担确有过重的现象，如有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100%者，甚或有超过150%者，甚至有超过400%者”，并表示恐怖的盘剥已滥及最底层的民众：“为完成征收任务，工作队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打骂扣押现象。有的做法很不近情理。如在征粮中有逼死人的，有卖子纳粮的。征税中，有交易就收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一个小猪买价4.5万（旧币）收税4万。在禁用银元时，以人民币低价强迫兑换，农民痛哭流涕。”

1950年3-5月，云南全境爆发反恐卫国战争。 面对中国共产恐怖分子的疯狂暴行，骁勇善战的滇人不会做以待毙。1950年3月，云南境内出现了最初的义军。4月下旬，起义的烽火遍及全滇。到了5月，云南各地已有250多支义军在活动。根据中国共匪的自供：“在1950年春夏之交，云南各地，从滇中到滇南，从滇东北到滇西北，到处燃起了反革命暴乱的火焰。匪徒们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无所不为。”义军使用的战斗口号，包括“三年不交粮”、“开仓济贫”、“滇人治滇”。仅仅中国共匪军队侵占云南的头半年里，义军就夺回粮食268万余斤及价值5亿多元的物资，击毙共匪征粮干部600余人。义军的参加者，包括不愿投降的滇军军人、大量民兵乃至无军事经验的民众。义军的起兵具有高度自发性，带有与2019—2020年香港抗中战争民兵类似的分散化、去中心化特点。因此我们无法事无巨细地讲出这场战争的每个细节，甚至不容易勾勒出战争的主线进程，只能分区域谈一些重要战事： 1、昆明地区战事 大黑山义军： 大黑山位于安宁、禄丰、易门之间。1950年3月，王允中、王月秋率众上千人起义，直至1950年8月为匪军123团镇压。 宜良义军： 1950年宜良马街的李结堂率众击毙匪乡政府流官后，率众起兵。联合师宗之、赵学开、孔宪林、赵柴、王茂林、李绍堂多部起义，为匪22团、123团镇压。其中孔宪林、王茂林部一直抵抗至1953年才宣告失败。 晋宁义军： 1950年5月，闭中栓、李润修率群众300人发动起义，毙匪区政府主席陈树斌。坚持至1950年12月失败。 2、昭通地区战事 镇雄、威信义军： 1950年4月，镇雄县民众自发起义，组织了工农反共自救军，在当地展开游击战，击毙匪军49人、伤84人、俘4人。中国共匪调集了正规军一个师残酷镇压这支义军，义军残存的36人转入威信县曹家山山洞中坚守。7月15日—8月16日间，匪军在经32日围困后强攻该山洞，36名义士全体壮烈殉国。 龙绳曾、龙奎垣与西南人民革命军： 龙绳曾是龙云第三子，生于1915年，于1929年从军。1931年，龙绳曾娶滇东北巧家彝族拖车土司之女为妻，获得了土司继承权。龙绳曾为人风雅，精通幽燕的传统文化瑰宝京剧，曾在昆明组织名为“云社”的京剧票友团体，自号“凌宵馆主”。 1938年，龙绳曾随滇军出滇参加二战，于1939年任团长，同年回滇，任云南司机联合会董事长，负责协调滇缅路运输。1945年10月的五华山之变后，龙绳曾与龙云一同被蒋介石软禁，先后闲居于重庆、南京。1947年，龙绳曾以土司身份返回云南巧家。1948年底，龙绳曾组建了西南人民革命军（简称“西革军”），在巧家的尹武村展开武装起义，编成了有五个团共3500人的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自任司令，对中华党国开战。1949年，西革军势力日益壮大，曾围攻昭通城，被率部守城的滇系将领安纯三击败。 中国共匪侵占云南后，试图利用龙云招降龙绳曾。龙绳曾遂亲自进入昭通城，一面与城中的中共第15军第43师虚以委蛇地展开谈判，一面部署突袭匪军的计划。1950年6月18日，西革军突袭了昭通城内的匪43师师部，击毙匪军官3人。然因龙绳曾的副官叛变泄密，匪军迅速反应，攻入了城内的龙公馆，将龙绳曾及其全家包括老人、婴儿、保姆在内的人全部残忍杀害。 龙奎垣是龙绳曾的姑表兄，任西革军第三纵队副司令。龙绳曾遇难后，龙奎垣率所部至家乡永善县展开游击战，捕杀共干12人，并击溃了侵占县城的匪军一个连。1950年12月24日，龙奎垣不幸被匪俘虏，被匪军施以惨无人道的砸石之刑，英勇就义。 安纯三部： 安纯三，滇东北镇雄人，曾任滇军师长，后任滇军昭通保安司令，在1949年时曾击败过围城的西革军。中国共匪侵滇后试图收编安纯三部，安纯三遂表面投降，对匪虚以委蛇。1950年3月，安纯三放下曾与西革交战带来的成见，与龙绳曾秘密联络。4月，安纯三率所部前往滇黔边界镇雄、威宁、毕节等地，召集义军近万人，设120余个大队，组滇黔边军反共游击军，起兵反匪，此后屡挫匪军，于同年5月23日击毙匪43师128团副团长郝世贵，12月击毙匪43师129团参谋长曹瑜瑛。就连一贯善于掩盖事实的中国共匪亦在其资料中承认，截至1950年底，匪军已在与安纯三部的交战中死伤600余人。 1950年12月，在匪军的重兵围攻下，安纯三部大部牺牲，安纯三率200余名战士坚持游击，为保全部下生命，于当月26日力竭投降。1951年春，安纯三牺牲于中国共匪设在昆明的监狱中，其余部则在滇黔边界地区继续抵抗，于同年4月在夜郎威宁县境内击毙了匪43师129团政委李锋刚。直到1952年6月，这批义军才全被共匪镇压。 威信陇承尧部： 陇承尧原本是镇雄、威信附近的联防指挥官。1950年4月，陇承尧率众400人于威信发动起义，为匪军128团所镇压。 普洱渡江瀛洲部： 江瀛洲是盐津普洱渡当地的土豪。1950年初，被任命为“反共自卫救国军关河纵队司令”，试图切断匪军于滇、蜀之间的交通要道，为匪军镇压。 3、曲靖地区战事 富源义军： 1950年4月，富源城防司令尹烈照率部反正，并联络夜郎义军余启佑部，组成了“滇黔桂反共抗俄救国军”第八纵队。1951年1月，尹烈照在抗击共匪的游击战争众光荣牺牲。 1950年4月，夜郎义士余启佑劝说富源东山区田冲乡乡长李学祯率部反正，7月，东山民兵队长吕炳昌反正支持义军，发兵夺回被匪军抢劫的粮食4万斤。9月，吕炳昌在收复三台坡的战役中光荣牺牲。11月，余启佑被俘后遇害。1951年2月，李学祯被俘时，选择服毒自尽。 同年，富源土豪傅重华率部起兵，毙匪军征粮干部蔡运昌、赵世敏等。1951年4月，傅重华于夜郎被俘，随后光荣就义。 1950年7月，富源土豪孔三组建“反共抗俄救国军”，毙匪区委副书记费清道等。10月。孔三被俘后光荣就义。 1950年8月，黄理政组织“反共抗俄同盟军平彝独立支队”于十八连山区发动起义，毙匪干刘世惠，随后于滇黔边境流动作战。一直坚持到1955年才被完全镇压。1955年9月10日，义军领袖黄理政、沙小五，曹本爱于老厂小坡头村下山寻找补给时，为匪伏击，光荣牺牲。 宣威义军： 宣威地区的云南义军主要有安尊山、郭开学率领的两个师、和王功权率领的一个支队，自称为“青年党”、“反共救国军”，1950年8-9月，为匪141团、匪111团所镇压，大部牺牲。 马龙义军： 马龙地区义军共约10余队，近2000余人，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以雷春发、杜荣禧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第八团第二路指挥第三纵队”。以及丁云珍、熊桂勋、方明扬组成的”反共抗粮总队”。义军多次活动击毙匪征粮工作队。至12月底，为匪军111团镇压。 1950年5月，六乡地区的方治平与秦世魁、秦世武兄弟发动起义，组建“青年建国军滇东游击纵队”，为匪军111团所镇压。1951年初，秦世魁兄弟被俘后牺牲。 师宗义军： 5月，师宗地区原保长李茂源、李学章率部起义。6月，土豪何廷珍率部起义反攻高良。赵学开、赵学礼部反攻八寨乡。匪军遣边纵22、24团镇压，至1952年底完成对义军的镇压。 会泽义军： 会泽临近昭通，是曲靖地区义军番号名称最多的地区之一，有番号的义军名称有“反共救国军”、“自立党”、“三角党”、“抗粮军”、“黑杀队”、“青年党”、“地富会”、“暗杀团”、“悄悄教”等，匪军遣127团镇压，义军抵抗直至1950年8月失败。 4、楚雄地区战事 楚雄西部地区： 1950年4月，彝族土司普光才、“汉人”土豪张治祖率千余人起兵，组建了滇西青年抗粮军，遭匪正规军一个团镇压。 1950年5月，云南士绅苏绍联合李寿山部率千余人于双柏起兵，组建“抗共义勇军双柏指挥部”。5月，苏绍于战斗中牺牲。9月，残余义军在收复双柏的战斗中被歼灭。 1950年5月，丁锡功率800余人成立“反共救国军滇西纵队”，8月，匪118团镇压义军。丁锡功流亡缅北加入孤军。 1950年5月，刘尧泽于马街成立“滇西人民急救军第四纵队”，为匪118团镇压。刘尧泽流亡缅北加入孤军。 1950年7月，普有能、周学礼部于牟定、姚安率众200余人起义。7月底为匪军镇压。 楚雄东部地区： 1950年4月26日，杨贵林率部于武定县联合当地百姓，组建“滇北纵队第一支队”，8月为匪军镇压。 1950年4月28日，滇军退役营长杨永寿率5000余人组建滇西人民义勇自救军，起兵于当地的广通县，击毙共匪干部31名。5月1日，该部义军围攻广通县城，击毙匪干、匪兵35人。5月3日，该部义军遭匪正规军一个团又一个营镇压，大部牺牲。 5、玉溪地区战事 玉溪县地区： 4月，土豪王方雄起兵反抗征粮暴行，至12月被镇压，共匪于玉溪县抢劫粮食高达319.8万公斤。 新平地区： 新平彝族土司李润之曾任滇军团长。在滇系共和时期，李润之对其治下的新平邦国进行了近代化改革，设商号“隆昌富”经营盐业，又设近代式的铸锅厂、造枪厂、铸银厂、发电厂，并兴办教育、创办了私立的润之中学。1950年4月30日，李润之在新平率700余人起义，组云南反共自卫义勇军，一举收复新平县城，击毙中国共匪100余人。5月3日，新平义军全歼了共匪一支60余人的征粮队。其后，他们游击转战数月，又击毙了100多名匪军。 1950年10月—1951年1月间，中国共匪调集正规军两个团进犯新平，攻陷了义军的总部新平土司府，李润之不幸被俘，惨遭共匪杀害。共匪于新平抢劫粮食高达302.6万公斤。 江川地区： 1950年5月，曾任滇系华宁县维新镇自卫队长、镇长的金绍云，拒绝了中国共匪让他加入当地征粮工作委员会的要求，率1000余人起义于他位于抚仙湖边的家乡江川县，成立滇中反共独立师，自任师长，击毙了包括当地共匪县委书记在内的130余名匪干，并声言收复昆明，其兵力很快增长到3000余人。其后，中国共匪出动匪军5000余人镇压这支义军，金绍云迎战兵败，退军至抚仙湖中的孤山岛。9月8日，匪军攻占孤山岛，金绍云中弹落水被俘，于七日后被共匪杀害。 1950年5月，原滇军团长王跃云在中国共匪的命令下，率所部镇压金绍云部，行军至抚仙湖地区。28日，王跃云在向金绍云通报情报后率部反正，向昆阳地区转移，在途中处决了其军中的共匪军代表20余人，共干2人（含匪县委副书记、区委书记各一人），以及区、乡共干50余名，然不幸遭匪军两个团夹击，全军在激战一日后大部牺牲、失去了所有重武器，只有王跃云率残部200余人突围，向西进入哀牢山区。8月21日，王跃云在山中被俘，于一周后惨遭共匪杀害。共匪1950-1951年于该县抢劫738.5万公斤粮食。 通海、河西地区： 1950年3月，义军白广军、寇家文、李石广部于通海组建“西南反共救国委员会”、“自由民主联军”，以“抗粮”为口号起兵。坚持到1951年2月失败。匪军于通海县抢劫粮食77.77万公斤，于河西县抢劫粮食129.15万公斤。 华宁地区： 1950年4月，原华溪乡乡长杨春达、土豪张凤堂发动起义。12月为匪镇压。共匪于该县抢劫粮食568.25万公斤。 澄江地区： 1950年3月，王耀祖、王德贤率众起义。9月为匪军镇压。匪军于该县抢劫粮食合计363万公斤。 易门地区： 1950年4月，土豪王国忠、李茂之部发动起义，10月为匪军镇压。匪军于该县抢劫粮食为216.3公斤。 峨山地区： 1950年4月，李崇安率众起义，10月为匪军镇压，匪军于改县抢劫粮食为167.45万公斤。 元江地区： 1950年4月，张纯才、刘志敏率众起义。长期于阿波列大山、羊岔街一带游击，8月为匪军围困镇压。 6、红河地区战事 金平义军： 1950年4月中旬，当地民兵领袖贺光荣率2800余人起义，组建了滇南反共救国军，围攻驻金平县城的匪正规军一个团。结果该团匪军的师长率另两个团赶来增援，致使义军战败，牺牲500人，部分余部溃散，部分流亡缅甸投奔孤军。红河地区的义军抗争一直坚持到1954年才宣告失败。 河口义军： 河口位于滇越边境，是云南、越南边民频繁往来的地方。二战结束后，法国人重返越南，协助越南爱国者建立了自治的越南国政权。1946年，越南共匪开始在北越暴乱，其势力日渐扩大。1950年，中国共匪侵占了云南，开始与苏联共匪一道全力援助越共。在此情况下，滇、越两国爱国者在河口地区展开了联合作战。1951年初，越南苗族人周光禄、滇人杨国华共同组建了滇南反共救国军，活跃于滇越边境的云南河口、越南发隆一带，对中、越共匪展开游击战，并多次获得法国空军支持。这是滇越法三国民众伟大友谊的重要标志。 1952年6月20日，中共匪军四个团、越共匪军一个团对滇南反共救国军展开了所谓的“会剿”。这支滇越联合义军顽强战斗，坚持了近九个月。1953年3月，义军战败，损失了2231名滇、越自由战士，周光禄、杨国华壮烈牺牲；匪军也死伤不小，连一向惯于掩盖事实的中共材料都承认其部队有1023人伤亡。 7、文山地区战事 卡瓦共和国、广南义军： 卡瓦共和国的起源，是一批粤桂军政人员于1946年初建立的东南亚民主党，该党主张联合东南亚各民主党派、各民族组成新生国家。1948年10月，东南亚民主党桂国党员梁中介、钟日山宣布成立卡瓦共和国，以梁中介为统领、钟日山为司令，计划以滇、黔、桂靠近越、缅的区域为领土，并发布了独立宣言书、设计了国旗，组建了一支名为东南亚民主联军的部队，得到了南粤、越南部分军民的资助。 1949年底，在新桂系领袖白崇禧的命令下，梁中介、钟日山率东南亚民主联军千余人来到滇东南地区，计划会合一批不愿投降的云南军民到滇西南与缅甸交界处的西盟山区，正式开辟卡瓦共和国的领土，奉行“不打国民党”、“不反共党”的中立政策，得到了滇系广南县长僮族（壮族）人王佩伦及其弟王佩英的响应。他们主张：“到滇西开辟卡瓦山区，建立一个卡瓦共和国，不与人作对，只向大自然斗争。”不久后，这批桂国民兵被匪军一个团击败，其残部撤至桂西百色地区，被侵占桂国的中国匪军镇压，梁中介、钟日山遇害。 1950年1月，王佩伦、王佩英兄弟所部云南义军被匪军两个团包围于他们的家乡旧莫村，被迫投降，王氏兄弟被中国共匪押至昆明。不久后，王佩伦旧部侬天介在旧莫组织抗粮军起义，随后王氏兄弟于同年7月在云南爱国者的营救下回到旧莫，组建了总兵力3000余人的滇东南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由王佩伦出任纵队司令；该部义军共有一个直属总队及七个支队，由王佩英出任第一支队司令。这支义军于滇东南地区广泛游击，于次年春收容了自夜郎流亡来滇的2000余名义军战士。 其后，在中国共匪的围攻下，这支义军计划向越南转移，途中遭匪军包围，大部牺牲。王氏兄弟成功突围，率部分战士继续坚持游击战。1951年10月，王佩伦在广南里孟大箐与匪军作战时壮烈牺牲。1952年6月，王佩英被匪军包围，壮烈战死。文山地区抗击共匪的战争，一直坚持到1954年才宣告失败。 8、思茅地区战事 宁洱张氏兄弟： 1950年1月，张孟希、张达希兄弟密谋率部反正，计划将宁洱地区的共产党“一个不留地全部杀掉”，为匪军诱捕杀害。 澜沧土司义军： 澜沧县靠近缅甸，当地有大量讲藏缅语的拉祜族及讲南亚语、被称为“卡佤”的佤族，两者同样骁勇善战，且有很多人是基督徒。中共匪军大举入侵云南之际，澜沧县境内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募乃土司邦国，由拉祜族土司管理。当时，中共在澜沧县安插了两个名叫傅晓楼、李晓村的匪谍，他们虽在云南土生土长，但都腼颜事贼。在中共匪军逼近云南时，傅、李二匪煽动了千余匪徒在澜沧展开武装暴乱，当地民众遂以募乃女土司萧二娣为领袖，与共匪展开战斗。1950年2月，原本定居在缅甸的萧二娣次子石炳麟率600余名滇侨义士经西双版纳返乡，义军人数增长至四五千人。 不久后，萧二娣、石炳麟母子在率义军男女战士行军时，于孟梭谷被匪军包围。激战中，他们的25名卫士都壮烈成仁，“母子二人合作抗敌，儿子石炳麟负责使用机枪，母亲萧老夫人则忙于装填弹匣，枪弹用罄后，母亲则从死者身上捡来未用的子弹补充，故能持续抗敌，实为不幸中的大幸。”最终母子二人率数十人成功突围，其余将士大部牺牲、少数被俘。凶残的共匪杀害了被俘的义军将士，将义军队长蓝嘉诚押到募乃街头公开枪杀。遇害前，蓝嘉诚拒绝按照刽子手的要求下跪。当现场监刑的傅、李二匪问他“知罪否”时，他大义凛然地说：“何罪之有！尔两人只比我多读了几天书而已，有什么值得骄傲。今天既已落入尔等手中，任割任刮全凭处置，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何惧之有！” 萧二娣、石炳麟母子率数十名义军突围后，向缅甸方向转移。为摆脱共匪追击，萧二娣率部分将士向共匪投降，为石炳麟争取时间；石炳麟则率部分将士流亡缅甸，加入了孤军，被李弥将军授予上校军衔。此后，萧二娣被共匪押至昆明，失去了人身自由，终生不得与石炳麟相见。 1951年5—7月间，李弥将军指挥孤军反攻滇西南，石炳麟在此战中甚为活跃，曾率部收复澜沧县城。孤军撤出滇西南后，石炳麟又于1953年受李弥委派潜入澜沧卡瓦山，策动当地佤族民众展开起义，将当地的共匪区公所及匪军一个连缴械。其后，石炳麟率部返缅，壮大了孤军的力量。石炳麟的活跃令中国共匪十分恐惧。1952年初，共匪曾令在昆明被其扣为人质的石炳麟之兄石炳钧前往缅甸劝降，结果石炳钧反被石炳麟说服，加入了孤军。不久后，石炳钧参与撤离，前往台湾，被中华党国诬陷为共谍，受了三年牢狱之灾。1964年，石炳麟在泰国为孤军经商时，不幸遭中国共匪收买的匪谍杀害。1981年，石炳钧逝世于台北。 澜沧基督教义军： 澜沧基督教义军的起源，要追溯到1905年。在那年，美国浸信会牧师永伟里来到滇西澜沧、双江一带开始传教，为当地的拉祜族民众发明了文字。1921年，永伟里在澜沧县糯福乡建立了教堂，此后其教会在澜沧及附近建立了百余座教堂，有信众3万多人。永伟里的教会在当地收养孤儿，以当地语言称这些孤儿为“撒拉”，将他们培养成小区领袖。到1930年代，撒拉、教堂成为了澜沧当地保甲组织的核心。1933年，永伟里退休，其子永文生、永亨乐继承教务。不久后，永亨乐由于霸占妇女、贪图钱财被教众驱逐，行为端正的永文生仍留在当地担任教会领袖。需要指出的是，永伟里、永文生都深通云南本地语言、习俗，永氏一族（英文姓为Young）实际上在澜沧建立了一个小型邦国，且这一家族并非武断暴君，其中的行为恶劣者会被当地人驱逐。国族不唯血统论人，永伟里、永文生尽管来自美国，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云南人。 1950年，穷凶极恶的共匪征粮队来到澜沧，在当地造成了饥荒，还厚颜无耻地称之为“解放”。据一位当地教会的成员回忆：“不解放时，我是吃牛奶大的。解放后，就不得吃过了。不解放，钱也有，牛奶也白白得吃。过去药都吃不完，现在药也吃不上了。”当地的佤族民众不堪压迫，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这年9月，永文生牧师也率领教会的弟兄姊妹展开起义。在起兵前的动员讲话中，永文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这些拉祜族还不站起来！还不如那些卡佤。现在卡佤站起来，打共产党。你们眼睛还闭着，你们应该睁开眼看看，像卡佤一样打共产党，站起来打共产党！” 永文生所率的基督教义军起兵后，在澜沧当地进行了三个月的游击战，击毙匪干6人。1950年12月中旬，在匪军的进攻下，义军战败，永文生率900余名弟兄姊妹跨过滇缅边境，定居在缅甸景栋以北之地。在此后的1958—1962年大饥荒期间，他们收容了约7000名云南难民。 景东梁星楼部： 1949年，景东土豪梁星楼率众数千人响应昭通之龙绳曾，成立“景东人民自卫军”、“共革盟西南人民自卫军”。1950年11月，共匪侵占景东，梁星楼率余部流亡缅甸加入孤军。 景谷土豪李希哲部： 1949年末，景谷土豪李希哲策划反共起义前，与李润之、张孟希暗中联络，经秘密策划，率2000人于11月13日晚起义。当晚他诱请附近共匪前来开会，劝他们弃暗投明，在遭到反对后，李希哲迅速处决104人左右的共匪干部，将附近共匪区、乡基层政权连根拔起。匪军镇压李希哲，李希哲部战败后，率众流亡缅甸加入孤军。1950年，李希哲部坚持在沧源、西盟一带活动。1960年被调至台湾。1966年5月18日，在台北因病去世。 镇沅地区： 1949年9月，原满洲国驻德国公使吕宜文（曾通过发放护照的方式拯救大量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前往云南负责各地土豪联合反共之联络，与新平领主李润之、景东梁星楼等达成合作。镇沅地区云南义军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部”。土豪杨继民、董承方担任大队长。1950年1月，杨继民、董承方部为匪镇压。 1950年11月，吕宜文策动恩乐土豪杨继民发动起义，歼灭恩乐地区的匪殖机关。5月，镇沅县东部李崇安、刀文宽举义军起义。10月，李崇安被俘后遇害、吕宜文在战斗中牺牲。1951年3月，杨继民被俘后遇害，镇沅地区义军被镇压。 9、大理地区战事 洱海义军： 1950年8月上旬，在洱海地区，当地军民组建了一支兵力有六个大队计1700余人的义军，名为云南人民救国军洱海纵队，以滇系宾川县长闫德成、原滇军营长王梓才为指挥官，遭匪军镇压。8月25日，该部义军大部牺牲，王梓才率残部突围，试图前往鸡足山，在途中与共军遭遇，王梓才及其属下在激战中全部壮烈成仁。 永平侯茂祺部： 1950年4月，永平彝族侯茂祺成立“自卫军滇西纵队”，率众4000人起义。9月为匪军镇压。侯茂祺被俘后于1951年为匪杀害。 巍山杨凯臣部： 1950年3月，巍山地区的杨凯臣成立“自卫军滇西纵队第1大队”，为匪军所镇压。 10、丽江地区战事 华坪义军： 1950年7月，黄世林、丁银章率部2000人起义。抢回粮食1700余斤。11月为匪军124团镇压。 宁蒗义军： 1950年6月，葛家兴率部前往泸沽湖上小岛举兵起义，为匪镇压。 11、怒江地区战事： 1949年9月，滇军将领汪学鼎在小中甸召开“春云会议”，组织德钦土司吉福率600人为西路，南下贡山、福贡；小中甸千总汪曲匹带领三、四百人屯兵巨甸对面士旺一线，七耀祖、鲁苴汪堆、松耀奎、阿宝、王浩等部约1000余人，集结其宗一线，芍学、陆抓手（彝族）等500人驱兵丽江六区奉科三江口一带，准备光复被匪军占领的福贡和贡山。1950年2月为匪镇压。 1950年1月，大兴地领主反共救国军司令段承恭起兵剿匪。1950年5月为匪军镇压。 “云龙州归化里老窝土千总段克勋，其先段维精，明土知州段保之裔。清乾隆十二年，率土练随总统谢岳征秤戛夷贼，招抚鹅毛顶夷民十寨归顺，屡立战功，十七年授千总世职。卒，子纪袭。纪卒，子克勋袭。道光元年，永北夷贼滋扰，调其士练一百余人从征，擒贼有功，给五品顶戴。克勋卒，子恩铨咸丰二年袭。光绪二十六年，振兴袭。宣统二年，罗氏代办。民国十一年，段渊袭。渊死，子承恭于民国三十年袭。”段氏领地“东至澜沧江，西至保山，南至丽江，北至旧兰州。” 12、保山地区战事 镇康义军： 1951年4月中旬，时年30岁的当地青年豪杰李文焕率500民兵起义，游击于耿马、双江，自称云南反共救国军第11纵队。同年5—7月间，李弥将军指挥的孤军一度解放耿马、双江等地，其后因中共匪军三个师来攻退出。在此期间，李文焕率部投奔孤军，随孤军入缅，在日后逐步成长为孤军的重要领袖、第3军军长。 腾冲义军： 1950年春，腾冲军民成立了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司令为当地人鲁国贤，兵力有2000余人。1951年4月29日，该部义军遭匪正规军镇压，损失惨重，余部继续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游击战。1953年4月29日，该部义军遭匪正规军一个团进攻，鲁国贤牺牲，该部义军亦被彻底镇压。 13、临沧地区战事 在临沧、耿马一带，有傣族土司罕玉卿率800余人起义，于1950年9月被匪军镇压，罕玉卿逃亡缅甸加入孤军。 1950年7—8月，临沧县土豪张国柱组织了西南联合军政委员会指挥部，有众千余人。该县尚有大同正义军、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顺宁纵队等众多反抗武装，全县各路义军总兵力在4500人以上。在8月7日火把节这天，全县义军展开大起义，击毙了匪军、征粮队260多人，夺回粮食228565斤，并开仓放粮赈济平民，攻打临沧县城。中国共匪随后调集大批正规军进行镇压，临沧义军于同年10月不幸战败，张国柱流亡缅甸，加入了孤军。 14、德宏地区战事 德宏地区的小邦国南甸土司一直持续至1950年，末代领主龚统政与其弟龚承业面对共匪的征粮暴行，拒绝跟随他们的父亲龚绶向中国侵略者屈膝，而是勇敢举兵反抗。1951年战败后流亡缅北加入李弥的云南孤军，最终流亡台湾。龚承业长期从事救助滇侨的活动。1969年龚统政亡于文革，1993年，龚统政于台湾善终。2008年3月，龚承业去世，在台之滇侨于追悼会上尊称其为“滇人之光“。

根据中国共匪的说法，在1950—1953年间，它们在云南一共“歼灭”了12.2万名义军，其中包括大量被俘者。又据中国共匪在其材料中供认，当时匪军多有虐杀俘虏者，且“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干脆下令：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一两批人。”此外，匪军还大量屠杀无辜平民冒功。例如，洱海地区义军的总兵力只有1.3万余人，但匪军却宣称在当地“歼灭”了1.9万人；滇东北地区的西革军、安纯三部一共不足2万人，匪军则宣称在当地“歼灭”了43790人。 中国共匪方面的材料还表示，在1950—1953年间，匪军在与云南义军的交战中共缴获迫击炮92门（其中六〇毫米69门）、掷弹筒19个、枪榴弹筒99个、重机枪73挺、轻机枪691挺、两用机枪8挺、高射机枪7挺、自动步枪81支、冲锋枪628支、卡宾枪562支、步马枪51461支、短枪7706支。这组数据表明义军极其缺乏重武器，主要装备是各类轻型枪械。总而言之，在1950—1953年的云南第一次反恐卫国战争中，云南各阶层、各族群的爱国者展开了分布式、去中心化的起义，惨遭逐个击破式屠灭。他们为云南的自由英勇战斗的事迹，以及与越南、巴蜀、桂国、夜郎爱国者并肩作战的国际主义精神，都将永垂史册，受到云南人及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的缅怀！

1950年6月12日，云南孤军反攻孟连不克。

1950年6月，云南孤军李国辉部破缅军于掸邦。 1950年6月16日，缅军开始进攻孤军。此后十二日内，孤军展开运动游击战，于6月28日以敢死队奇袭的方式夺取缅军重炮阵地，缴获重炮十门，随即以这些重炮轰击缅军，使缅军全面溃退。孤军随后反攻，攻占了东掸邦重镇大其力。至此，孤军击败了缅军的第一次围剿。此战，孤军阵亡408人、伤602人；缅军阵亡1500余、伤3000余，几乎全军覆没。泰国《曼谷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东南亚主要媒体为此刊登了题为《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孤军的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的报道，使李国辉和孤军名声大噪。 这样，孤军就在东掸邦站稳了脚跟，开始以当地为常驻基地。李国辉下令孤军军官与当地土司联姻，孤军参谋长钱运周因此娶了当地孟萨大土司的女儿，该土司的儿子则认李国辉为义父，孤军由此与当地人结为一体。为求生存，孤军为当地马帮提供有偿武装护商服务。不能讳言的是，孤军所在的地区属于著名的泰缅寮边界“金三角”地带，当地以鸦片生产、贸易著名，孤军所护马帮多有从事鸦片贸易者。这意味着在极端环境下，孤军不得不卷入了鸦片贸易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共匪侵韩国，韩战爆发。

1950年9月，原滇军军长李弥求援于美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共匪匪首金日成在苏联匪首斯大林的支持下入侵韩国，韩战爆发。同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听命于斯大林的中共匪军相继加入韩战，朝鲜半岛成为自由世界抵抗共产极权的最前线。1950年9月，原第8军军长李弥在香港得知了旧部正在缅甸活动的消息，燃起了雄壮的斗志，遂前往泰国，联络了正在访泰的美国海军少将厄金斯，与其会谈了三次，请求美国援助孤军。

1950年11月，杜鲁门总统批准援助云南孤军之“白纸方案”。 厄金斯少将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交了“白纸方案”，提出援助孤军以从西南面牵制中共兵力，从而缓解朝鲜半岛前线的压力，得到杜鲁门总统批准。

1950年12月—1954年春，中共暴力镇压云南境内之“一贯道“” 中国共匪于1950年12月—1954年春间在云南展开了所谓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当时，在20世纪上半叶广泛传播于东亚大陆的新兴宗教一贯道在云南有很多信徒，不少一贯道成员参加了第一次反恐卫国战争，并用宗教歌谣传递反抗信息。共匪因此将云南的大批一贯道团体污蔑为“反动会道门”，疯狂地进行宗教迫害。仅到1953年，全滇85个县、市就有2700多名一贯道领袖及信徒被杀、被捕，36.45万余名信徒被强迫公开退教。在被捕者中，坐牢最久的弥渡县新街镇一贯道信徒欧树因不肯屈服，坐了整整57年牢，直到2010年才出狱！被捕时的欧树还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出狱时的他已经七十七岁。仅仅在出狱一个半月后，饱经折磨的他就去世了。

1951年1月6日，法国驻云南领事馆闭馆。

1951年7月，英国驻昆明总领事馆闭馆撤走。

1951年8月19日，共匪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天主教昆明总教区德维能主教。 此后德总主教等人先后被中共驱逐出境。

1951-1956年，中共完成对云南之“土改“，并吞并云南境内残存之自治邦国。 1951年3月22日，中国共匪开始在云南进行所谓的“土改”，将这一政治运动结合“镇反”、屠杀义军、征粮一同进行。同年9月，共匪完成了云南土改的第一批试点，于昆明、呈贡、晋宁、宜良、曲靖、澄江6县243乡进行了土改。1951年11月—1952年7月间，共匪在云南对第二批地区共3696个乡进行了土改。1952年7月—12月间，第三批地区共3618个也基本进行了土改。到1956年底，共匪在土司区的土改完成，云南的数十个自治邦国至此终结。值得一提的是，景陇金殿国的继承者、车里（西双版纳）末代土司刀庭栋本已在1949年流亡缅甸，后因被共匪“统战”而在1954年回滇，出任了中共国的西双版纳州副州长、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沦为无实权的“统战花瓶”。 中国共匪发起的政治运动中，以土改最为残酷，其中灭绝人性之事不胜枚举，以下仅以一位曲靖地区土改亲历者李荫祥的回忆为例，看一看当时的情况。据此人所述，当时共匪在土改中，往往在将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民众抢劫一空后，又以“追浮财”为名继续迫害，施加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但不限于：将人吊起用细棍子打；“老牛拔桩”，即将木桩钉入地下，又把人的手指绑在木桩上，然后在手指与木桩及绳子间加楔子，使受害者承受痛苦；“点天灯”，即将人身体的一部分用油浸透的棉花包着，然后用火把棉花点燃，活活火烧受害者；对女性施加残酷的性暴力，生割女性乳房；集体枪杀，一次性杀害数十人。在沾益地区的土改中，李荫祥就曾目睹过中国共匪生割女性乳房、集体枪杀受害者的场景，他表示：“那天共枪决了43个人。这些被处极刑的人，就被拉到会场一侧，由警察队枪决了。临时被割了奶昏死的那个女人没法跪，被拖到一边，填了一枪，也结束了她的生命。”

1951年2月，美国援助云南孤军物资，李弥前往缅甸接管孤军指挥权。 美国中情局通过其曼谷情报站，在泰国政府协助下于曼谷开设了“东南亚国防用品公司”，开始以民航飞机向孤军空运武器。此外，美国还每个月向孤军拨款9万美元。同时，李弥还与由美国主导的驻日盟军司令部（GHQ）取得联系，打通了另一条美援渠道。 李弥，字炳仁，滇西腾冲人，生于1902年，于1924年加入滇军，此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岁月。1948年，他曾在徐蚌会战中死里逃生。1949年，他曾一度被叛变的卢汉扣押。1950年2月，他又在滇南战役中全军覆没，第三次死里逃生、流亡香港。当李弥于1950年9月到达泰国时，这个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的坚毅军人已经四十七岁，早已看破生死的他雄心犹在，还想轰轰烈烈地为云南做出一番事业。在抵达泰国时，李弥带着他多年来积攒的全部身家10万美元，做好了破釜沈舟的打算。在与厄金斯少将会面后，李弥化妆成马帮抵达泰缅边境，在一家小布店与李国辉、谭忠会面。李国辉、谭忠当即表示服从李弥，交出了指挥权。随后李弥入缅，抵达孤军控制区，又将他的老部下、当时正在香港流亡的段希文邀至缅甸，为孤军网罗了一员优秀将才。12月，李弥就任云南省主席、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孤军由此正式进入了以李弥为统帅的时代。李弥是孤军中原第8军成员的老长官，深受孤军将士爱戴，被将士们称为“大李将军”。 到1951年春，随着更多云南军民及在缅滇侨来投，孤军已有约1万人，拥有的美国空运武器包括步枪875支、轻机枪200挺、卡宾枪2143支、六〇迫击炮12座。时已逃到台湾的中华党国头目蒋介石得知了孤军的存在，向孤军象征性地提供了100支冲锋枪。美国所给的军火援助之所以如此之少，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正希望在东亚大陆扶持中国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因此希望李弥与蒋介石脱离关系。蒋介石则认为李弥是他的部下，对李弥自行与美方联络极为愤怒，曾密令中华党国驻泰使馆帕特工将李弥绑架到台湾——那时的中华党国虽已丢掉了东亚大陆上的所有地盘、逃到了台湾，但蒋介石却仍在进行这种中式“削藩”阴谋，这无疑展现了他这个狂热中国主义者的极端疯狂和偏执。李弥在通过一位该使馆中的友人知道此事后，担心阴毒的蒋介石使自己身处险境，曾亲赴台湾向蒋介石表示自己不会与他脱离关系，这才使蒋介石放弃了绑架李弥的打算。经过蒋介石的这番胡闹，孤军不得不继续在名义上打着中华党国的旗号，因此只能获得很有限的美援。

1951年2月，滇孤军石炳麟部策动西双版纳墨江地区义军起兵反恐。

1951年5月，滇孤军李弥亲率彭承、李会民、石炳麟部反攻云南，收复四县。 虽有中华党国在背后拆台，李弥仍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于1951年5月21日下令孤军进军云南，并以云南省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号召滇人抗击中共暴政的《告云南人民书》。孤军出兵后直入滇西南地区，迅速收复沧源、耿马、澜沧、双江等地，在短时间内光复了滇西南的4个县、32座城镇。那时，中国共匪正在云南各地进行史无前例的强制征粮和丧心病狂的大屠杀，滇西南民众在见到孤军后，纷纷控诉共匪的暴行，其中尤以征粮队的屠杀、压榨最为惨无人道。李弥得知这些后极为气愤，下令对共匪征粮队不留俘虏。为了给云南人民报仇，孤军在抓到共匪征粮队成员后，将这些禽兽不如的中国共产侵略者用大锅活活煮死，围观民众无不拍手称快。孤军在滇西南地区所到之处，有不少抗共民众主动来投，其中包括镇康豪杰李文焕所率的500乡勇。在日后，骁勇善战的李文焕将与段希文一同成长为孤军的灵魂人物。

1951年5月，中共以一国两制为饵，诱图博加入中共国。

1951年7月，滇孤军携民撤回缅北。 为了对付孤军，中共将三个师的匪军正规部队调至滇西南地区。鉴于来攻匪军有绝对优势的兵力、装备，李弥只得在1951年7月22日下令全军撤回东掸邦基地。此次反攻云南之战，孤军伤亡500余人，毙伤匪军680余人。此战表明，当时的孤军虽足以在缅甸境内保有一块基地，但还不具备光复整个云南的实力。

1951年8月，滇孤军李德惠部潜入西双版纳佛海县进行游击战争，成立“临江游击支队”。1953年8月，李德惠在战斗中牺牲。

1951年12月，云南反共抗俄大学于孟萨立校。 李弥决定将工作重点转为对东掸邦基地的建设。1951年12月，由李弥亲自担任校长的云南反共抗俄大学在东掸邦的孟萨开办，用于为孤军培养干部。李弥为这所学校定下的宗旨，是“打倒中共暴政，光复、管理、建设云南”，学校大门上贴有一副对联，其内容是“斩荆披棘创造光明大道，卧薪尝胆誓复锦绣山河”。该校设有行政队、财务队、政干队、后勤队、通信队、机炮队、步兵科军官队、步兵科学生队，就读于各队者完成学业的时间是2—4个月不等。在建校一年半内，就有2800人从该校毕业。值得注意的是，云南反共抗俄大学各队中有的教授专业军事知识，也有的负责培养行政管理干部。通过这种安排，李弥希望这所学校能为云南培养出未来光复后能投身于管理、建设的人才，使惨遭中国共匪蹂躏的云南重现生机。 云南孤军创设的云南反共大学在给海外滇人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培养了老挝（寮國）独立运动的人才。体现了上个世纪云南人的一些残存泛亚主义情怀。

1952年3月，汪学鼎、汪曲批部于迪庆中甸地区率义兵起义。

1952年4月1日，滇孤军兴建之孟萨机场投入使用。

1953年1月，中共建议缅甸，由中共派兵入缅剿灭滇孤军。

1953年3月26日，缅甸、苏联于联合国控告云南孤军滞缅。 缅甸联合苏联一同向联合国大会（简称“联大”）告状，表示以“中华民国”为国号的中华党国侵略缅甸。由于孤军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不得不打出中华党国的旗号，以“中华民国军队”的身分存在，因此在外交上陷入空前被动。

1953年3-4月，滇孤军破缅军于东掸邦，中华党国削李弥兵权。 孤军兴建的孟萨机场正式投入使用。孤军从此在接受军火援助时，不再需要依赖损耗率很大的空投，而是能直接大量接收空运武器，孤军的战斗力遂得以进一步上升。1953年1月，深感恐惧的中共国再次要求缅甸出兵消灭孤军，并直接表示中共军愿意跨境参战。缅甸政府一面拒绝了中共军出兵的提议，一面开始组织对孤军的第二次围剿。2月，缅军出动了配备大量中共顾问的万余精锐，联合了一批强悍的印度廓尔喀雇佣兵，逼向孤军的东掸邦基地。缅军于3月16日正式发动进攻，但根本无法撼动战斗力更强于此前的孤军。27日，孤军发动反击，以一部渡过萨尔温江包抄缅军后路。到4月下旬，缅军被彻底击退，其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 此战后，有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李弥，问道：“李先生，您是云南省主席，外面称您为云南王，您打算什么时候返回省会昆明？”李弥大笑道：“实话告诉你们，我李弥要做云南王不大容易，但是做缅甸王却易如反掌！关键看我想不想做。”李弥之所以会说出这段话，是因为他对孤军的实力已有很强的信心。当时，孤军已拥有数以千计经过训练的行政、军事人才，编成了第1、3、5、7、9五个军，其中第5、第9军的军长分别是悍将段希文和李国辉。 在此关头，蒋介石突然对孤军出手，给孤军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在打败缅军的第二次围剿后不久，李弥因心脏病发作前往台湾治疗，在台北得知了联大要求孤军撤离缅甸的消息，连忙致信李国辉，要求不要撤军。然而，这封信遭中华党国方面截获，被送到了蒋介石手中。直到这时，阴毒、疯狂的中国主义者蒋介石仍未忘记“削藩”，认为李弥“难以控制”，下令剥夺了李弥的兵权。对李弥曾绕过他与美国人联系这一点，蒋介石非常嫉恨。在极为扭曲的心理下，蒋介石下令对李弥严加看管，将其软禁在一处住宅中。滇人的大李将军，就这样被中华党国头子彻底剥夺了自由！

1953年6月，蒋介石遣亲信柳元麟督滇孤军。 蒋介石任命了其浙江同乡、驻曼谷负责对孤军运送武器事宜的中国党军将领柳元麟为孤军总指挥。柳元麟是蒋介石的亲信，他领受的任务是将孤军的大半官兵撤到台湾，如此就既可向联大交待，又能对孤军进行人事洗牌、便于蒋介石的直接控制。

1953年7月，韩战结束，美国逐渐放弃对滇孤军援助。

1953年10月，中共于云南宜良县开办军校助越共训练恐怖分子。 云南地理位置是一把双刃剑，独立时代是东南亚抵抗中国入侵的屏障，沦陷时代是中国渗透颠覆东南亚各国的重要基地。

1953-1954年，柳元麟大规模安排滇孤军撤至台湾，孤军改名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中华党国逮捕李国辉。 1953年11—12月间撤走2260人，1954年2—3月间撤走3475人，1954年5月撤走820人，合计有6986人以空运方式撤到了台湾，仍有4000多人选择留在东掸邦基地，被缩编为一个由段希文担任军长的第5军，改名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选择留下的人数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令他大感意外。这些要留下的官兵态度强硬，宁可在缅甸过艰苦的生活，也不愿去台湾享受安定。这是因为他们几乎全是云南人，不愿远离家乡，只想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云南人都是“家乡宝”，除了伸手可见的云南，他们哪都不愿意去。 孤军的开创者李国辉本是不参与撤离的。然而在1954年5月，他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只得撤到台湾。对于与李弥关系良好的李国辉，蒋介石十分猜忌。李国辉刚一到台湾，蒋介石就下令将他逮捕，对他展开了残酷的迫害，试图让法院给李国辉安上足以判死刑的罪名。由于实在没法给李国辉安上这种罪名，中华党国的法院就给他罗织一条“盗卖军火”的罪状，判了12年的有期徒刑。两年后，随着李国辉在军界的朋友不断向蒋介石求情，自感已将李国辉“打倒”的蒋介石下令将其释放。出狱后的李国辉一贫如洗，已被剥夺所有勋章，甚至一度找不到工作，后来得到友人帮助，好不容易才成了台湾水利委员会的雇员，得到了一份只够糊口的工作，这才不至于饿死。1987年，李国辉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七岁。他在去世后甚至一度不能葬入军人公墓，全靠友人斡旋才得以入葬。滇人的小李将军，在中华党国头子的迫害下，竟是这样的结局！ 与李国辉一同开创孤军的南粤人谭忠，也在孤军的这次撤离中前往台湾。此后，他开了一间小面馆，在台湾终老一生。对于这位与滇人并肩作战的勇士，滇人不会忘记。 至于大李将军李弥，则在遭到软禁后终结了政治生命。在经历了长期的抑郁心情后，他皈依了天主教，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徒，于1964年捐建土地建立了台北圣三天主堂。

1953-1954年，中共模仿苏联式民族识别模式，将云南上报之260多个部族划分为22个所谓的“少数民族”。 龙云把中共式划分的少数民族比拟为土豆、洋芋、山药蛋。他认为它们只是名称不同，来源则一，没有区别，住在昆明的人可以叫“昆明族”，住在北京的人可以叫“北京族”。在他看来，中共式划分族别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存在，而是人为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为对云南“分而治之”的政策。

1954年3月，法国放弃重建在越南的殖民政权。 陈赓和武元甲的联合部队打开了越南北部边界的道路。从此以后，法国人就陷入了蒋介石在满洲的窘境。艾森豪威尔一面要求法国人清算殖民主义残余，一面要求法国人抵抗共产主义。法国人对这种无利可图的义务巡逻兴趣不大，越来越倾向于以绥靖政策报复美国人的高调。德拉特将军退守红河三角洲的堡垒群，将大部分作战任务交给越南国军。越共绕道无力自卫的寮国，从背后攻击红河三角洲。法军围魏救赵，越过红河环形防线进击奠边府。北京用每月4000吨的军用物资支持武元甲发动消耗战 。奠边府陷落后，法国人终于失去了耐心。尽管这场战场对德拉特防线没有造成什么影响，越共对永福的进攻一如既往地败北，但巴黎的政治家预见到华盛顿会采取反殖民主义的策略，即使法国人在军事上打败了共产党，也会被迫把越南移交给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民主力量，因此不必为他人做嫁衣裳，狡猾地决定抢先一步退出，将残局扔在美国人头上。 《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一分为二，却没有切断越南和寮国-高棉的边境。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由此而生，将停战协议变成了笑柄。

1954年8月，泰国外长旺亲王指责中国利用伪傣族自治区组织颠覆活动。 泰国外长指责中国利用泰共组织“自由泰国运动”，并称“自由泰国运动的总部”已经搬到缅甸东北部。9月9日，泰国国防部副总参谋长、公共关系部主任、陆军中将蒙銮甲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流亡中国的泰国左翼前总理比里·帕侬荣得到殖滇当局的帮助，“尽管泰国政府尚不知比里会在何时、在什么地方发起入侵，但侵略已迫在眉睫”。12月23日，旺亲王在马尼拉条约国家曼谷会议前进一步指出:“在共党的时间表上，泰国列于第二个地位，共党现在准备自云南取道越共地区，大规模地渗入泰国。”

1955年1-5月，缅军逐滇孤军，孤军东撤于老罗寨。 经过大撤离后，孤军元气大损，加之新任总指挥柳元麟不能服众，遂使局面恶化到不可收拾。1955年1月，缅甸政府出动万余兵力对孤军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孤军作战失利。5月25日，缅军攻势暂停，孤军向东撤往老罗寨。此后，在缅军的不断攻击下，孤军又于1956年6月撤至老罗寨西北面的荡俄。

1955年2月17日，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泰国曼谷成立。

1955年2月21日，泰国总理銮披汶谴责中共殖滇当局的颠覆活动。 銮披汶指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是威胁泰国的“跳板”和“根据地”，驻扎在云南省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了对泰国“进行侵略”，比里·帕侬荣在搞“自治的泰族运动”。

1955年3月，滇孤军遣刺客毙匪陇川县人民委员岳老孟。

1955年6月1日，越共政权驻昆明总领事馆开馆。

1955年7月，德钦地区藏人龙巴格色起兵反抗中共。

1955年冬，大凉山彝人发动抗击中国共匪之起义。

1953-1957年，中共分批次没收全云南人民财产，多地爆发饥荒。 在将云南民众中的小区菁英屠掠一空后，中国共匪开始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即共匪一面征收“公粮”，一面又对云南农民的余粮进行低价强行征购。匪首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表示：“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因此粮食征购是对农民进行所谓的“改造”；匪酋邓小平说：“统购统销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匪酋陈云更是直白地叫嚣道：“还是多剥削农民！”1953—1955年间，中国共匪将农民大量编入所谓的“合作社”；到1957年，中国侵滇匪首谢富治表示，云南已完成了“集体农庄化”，云南农民全都成了共匪的奴隶。在推行奴隶化政策的同时，中国共匪于1953年底开始在云南实行“统购统销”，从此农民在上交“公粮”后，余粮被共匪大量征购，且共匪说征购多少就征购多少。在高额征粮、统购统销之下，饿死人的情况开始在云南发生。仅根据中国共匪自己供认的一小部分情况，1952年，思茅县就因春荒上吊、中毒致死206人；1956年初，临沧县有百余人饿死；1958年初，曲靖陆良县爆发大饥荒，饿死12912人。然而，这些只是更大灾难的前奏。

1957年1月，滇孤军转移于泰缅边境之江拉。 在偏远的江拉，孤军暂时摆脱了缅军的攻击，重新安顿下来。当时，中共匪帮在东亚大陆展开癫狂的大跃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云南亦深受其害，全滇各地出现了不少抗暴民众。

1957年3月，迪庆中甸地区藏、滇联军起兵反抗中共。 迪庆地区松赞林寺召开“布拉”会议，打着“保民族”、“保宗教”旗帜，组织了近3000人的民兵，联合滇西北各地反抗饥荒的云南义军，起兵反抗中共，坚持至1958年战败。

1957年6月，中共组织批判原云南元首龙云之反华反苏反共言行。 在脱离中华党国后，龙云听信了中共的诱骗，于1950年1月抵达北京。不久后，卢汉也被中共送至北京。滇系的第三、第四代领袖龙云、卢汉，自此分别因为他们的昏聩、叛变行为，成为了中共匪帮手中的提线木偶，于1954年成为中共享于装点门面的所谓“人大代表”。1957年时，龙云曾公开表示：“苏联固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但苏联以高息贷款给中国，就是欺负中共”，并表达了不同意中共在云南进行疯狂社会改造的观点，说：“云南经受了连年战乱之苦，应当休养生息”，“彝族地区，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实在很难，因此不妨循序渐进”。于是，龙云就被中国共产匪首毛泽东打成所谓的“右派”，饱受批斗，连他的表弟卢汉都与他断绝了来往。中共还出版了《右派分子龙云的反动言行》，对龙云进行公开羞辱。 1、揭发龙云、龚自知、禄国藩等反共罪行 4、5、6三日上午，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和文史馆举行联席会议，揭露和驳斥右派分子龙云、龚自知、禄国藩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右派分子反共有根源、有来历，必须交代清楚，否则人民不答应。”发言的人指出：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南北呼应，互通声气的，他们都是想借党整风的机会，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禄国藩否定了国家法制，实际上就是替劳改中的反革命分子抱不平。有人说：他们的这些言行不是偶然的，他们中间是有所联系的。他们指出这些人妄图再来统治人民，享受特权，那完全是幻想，是做梦。发言中有人说：他们这些反动言论是有根源、是有来历的，一定要他们忠诚老实地交代清楚，否则人民群众是不能饶恕的。“解放前，禄国藩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多人，笼络土豪劣绅对抗人民革命。” 李志正、任孝忠、萧士英、李炳垣都认为：禄国藩说现在一样法律也没有，有人反驳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萧士英说：解放前，禄国藩当宪兵司令时，那才是真正没有法律，在他的衙门就发生过抢人的事件。他的宪兵司令部，才是胡乱整人的，才是没有法制的，他们要杀就杀，要抓就抓，谁也不敢吭气。李志正、白肇学揭发，在抗日战争期间，禄国藩当宪兵司令，又是警备司令，他直接指挥宪兵、警察来迫害人民，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个特务队和一个稽查队，其中一个就是由龙云的大儿子指挥的，这些都是他们用来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工具。李炳垣说：我曾亲眼看到禄国藩设在彝良的大衙门里，有30斤重的枷、50斤重的大镣和大铁链，他的手下就使用这些刑具来残酷地迫害欠租、欠债的农民。罗正明说：禄国藩在普洱当伪督办时，1930年和1931年在墨江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地下党员，有些地下党员，被告发抓去后，禄怕逃跑，就先把他们的脚敲断，然后再拿去枪毙。1948年，禄国藩又以伪省主席的全权代表身份到思普区去，召集了十多个县的县长会议，笼络各地的土豪劣绅对思普区的人民革命进行镇压，磨黑的张孟西为了迎合禄国藩，杀了两个共产党磨黑地下组织的负责同志。以后张就被禄国藩委任为五县指挥兼车里县县长。禄国藩从思普回来时，经过景东等地又与景东的李希哲等人联系，布置阴谋。 2、红军长征时，龙云就是反共的先锋；云南解放前龙云组织“共革盟”；企图抵抗解放军入城。 很多人揭发了龙云在云南造下的滔天罪行之后，又揭露了他一贯反党的言行，孙东明说：自1927年起，龙云组织清共委员会，逮捕了教员学生数百人，解散中等学校，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这个清共委员会，在龙云统治时代一直继续了十多年。那博夫说：龙云屠杀共产党人是非常残酷的。杨文宗说，红军长征时，龙云当所谓“讨逆军部司令”，他曾打电报给蒋介石，只要是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云南境内，我一定要用云南全部的军队，把他们消灭。接着他就从滇西调了3个团赶到宣威（现在的榕峰）虎头山阻击红军。白肇学说：1946年龙云被软禁在重庆时，曾偷偷地约我们云南部队的几个师长谈，要我们回到越南后，不能将部队开到东北去，要设法将部队拉回云南。当时有人提出拖部队回云南若不可能，到东北后相机靠拢共产党反蒋。龙云即颇不以为然，他说：靠拢共产党生存不下去，迟早会被共产党分化掉，应该坚决回云南为是。后来我们云南军队还是照蒋介石命令开去东北打共产党。1950年冬龙云回云南时，我们起义的几个师长也到了云南。有一天我们去见了龙云，龙云很不高兴地说：“我在重庆同你们说的话还记得么？为什么回越南不拖部队回云南，把云南人都带出去送光了？”我们就说：“我们不是先后起义反对蒋介石了么？”龙云说：“起义当然比不起义好，但是如果照我的计划行事，那情形又不同了。”龙云对卢汉的起义也很不满意，他说：“卢汉要照我的计划起义，人民解放军是不会到云南来的。”杨文宗说，龙云还这样说过：“要是卢汉听我的话，解放也不过是换换旗子。”会上高蕴华揭发了龙云组织“共革盟”的阴谋和野心的事实。1948年龙云在香港派方家智带来了署名龙云盖有“龙云之印”的“共革盟”的委任状两大捆和金子200两，交给杨集之等组织“共革盟”武装。这支共革盟武装是由地主、旧军官、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组成。迤南以万保邦、杨集之、朱家锡、龙开甲等为主，迤西以梁星楼、史华、罗英和龙绳曾委任的王耀云等为主，迤东是“共革盟”的根据地，以龙绳曾、龙奎垣、安尊三、安绳三等为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据地盘恢复其旧日的统治，对抗边纵，反对解放军入境，如万保邦部即对边纵进行过阻击，龙绳曾、安尊三是抵抗解放军最力的。龙云搞“共革盟”组织，企图就是想重温“云南王”的旧梦。 3、龙云抗日战争时，还联汪亲日，卖国求荣，被日本天皇派为长江以南九省伪皇军务负责人。” 发言中有的人还揭露了龙云在抗日战争时的联汪亲日罪行。李炳垣说：1945年秋，龙云在五华山光复楼召集了一次高级带兵官的会议，他说：“秦桧主和，保全了南宋多少年，岳飞主战，打得民不聊生。”后来，他就派赵康节、木向东二人拿着他的亲笔手令通过边防的滇越警戒线，到越南河内，由日本驻军司令土桥勇逸用飞机送他们到台湾转上海和陈公博联络。赵康节回昆还带来日本昭和天皇的诏书，派龙云负责长江以南9省的伪皇军务。会上，还有些人揭发了龙进行卖国求荣勾当的罪恶。龙云和罗隆基的关系，也有人作了揭发。解放前罗隆基在昆明时，他与龙云有密切的往来，并且得到龙云的支持。罗隆基的爱人又与缪云台有密切关系。有人说：龙、罗关系非常密切，罗经常到龙公馆去，他们是有联系有勾结的，有的说龙云到了南京、香港的浅水湾，还和民盟的右派分子时常接触。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与会者极不满禄国藩的检讨，说：不彻底检讨决不罢休！会上还有人揭发了右派分子们最近的一些荒谬言论。最近在省政协的一次小组学习时，与禄国藩同组学习的马伯安一进门就大发脾气地说：“《云南日报》把我谈的登错了，如我说龚自知、杨克成等是聪明人，而登为优秀分子（按：本报两个记者的记录都是优秀分子。）这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叫人放，放了又批评，以后还要检讨？真叫人受不了。”禄国藩接着说：“马老（马伯安）你所说对我们倒是很好，但是我替你担心。”安恩溥在省政协一次小组会上说：“《云南日报》标题看着有些不真实，是一口砂糖，一口屎。”他解释说：“砂糖是阴其不善而著其善，屎是如见其肺肝然。砂糖拌屎，叫人如何吃。”昨日会上禄国藩作了40分钟的“检讨”。但仍是对他的反动言论进行了辩护，极力否认他和龙云、龚自知等的关系。会上很多人对他的所谓检讨，大为不满。要他从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地作交代，不搞清楚是绝不罢休的。 4、揭开龙云龚自知的政治阴谋 解放前夕，龙云妄图拉拢一切反动落后势力，实现所谓“滇人治滇”的政治野心，解放后力图把心腹安插到重要岗位上去。民革云南省委昨天举行第二次整风座谈会，继续揭露龚自知、禄国藩、安恩溥等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以及他们和龙云的种种关系。管长治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是民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春天，龚自知从不了解这一工作的情况。龚自知有很多熟人、同事现在台湾，今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七周年纪念，谢崇文指定要龚自知、张天放、李音寿和我各写一文对台湾广播，我们都按期交了稿，只有龚自知未写。今天看来，不是龚自知工作忙，是他直到今天还不愿意对台湾暴露一点反蒋的政治面貌。 5、龙云一心想搞“第三种势力” 龚自知是龙云在云南的代理人 李济五说：昨天龚自知全部发言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几句话：谈解放前，不谈解放后；龙云不谈自己；谈大框子、不谈具体内容。我认为他这样检查比起前两次的检查丝毫没有进步，仍然企图躲闪迂回蒙混过关，态度是极不老实的，我就龙云一贯的反共卖国和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揭发一些材料，可以看出龚自知和龙云之间的关系。龙云对大汉奸汪精卫一向五体投地，抗日战争爆发，龙云一方面出兵抗日，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一开始就如龚自知承认的“在南京、汉口和汉阳龙和汪精卫很谈得拢”。岂止谈得拢而已，龙汪之间在卖国投敌这一点上早已有了默契，龙云致电第一集团军的干部不准探讨汪的言论。根据赵彭揭发材料，龙云为了掩护汪精卫出国投降日寇，特派龚自知为代表赴重庆与汪接洽，迎汪来滇讲学为名，便利于汪从河内逃脱。足见龚是龙云委派迎汪的“专使”，龙在这点上是滑不过去的。汪到河内后，同他一起的汉奸曾仲鸣被刺死，龙云特写了一封信，慰问汪精卫，派李鸿谟亲自到河内交给汪精卫，这封信也是龚自知写的。汪到上海后第一天就在《中华日报》以第一版第一条以大字标题登出“感谢云南龙主席”的谈话。 抗日战争末期，滇桂大溃退，日寇进抵独山时，龙云卖国投降的主意更加坚决，曾叫当时民政厅长丁兆冠授意给伪省议会，要省议会发出通电拥汪，省议会表示反对，龙云愤怒之下，嫁祸于人，反咬一口，说丁与日寇私通卖国，借此撤换了其民政厅长的职位，而且还要交给法院审判。龙云另外还密派严继光到上海与大汉奸陈公博接洽投降条件。汪感谢龙云掩护他的卖国投降活动，龙云也对汪钦佩得五体投地，念念不忘。1945年底他曾在重庆对他的秘书刘宗岳说：“论人才学问、见解，汪精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政治家。你想，一个书生没有一个兵，不花一文钱，跑到上海、南京就成立起政府来，这是多大的本事。”1946年6月龙云到南京不久，一天，曾以游览谭延闿墓为名，跑到汪的墓址去凭吊，看见一个光秃秃的土堆，不禁感慨万分地说：“这是胜利后何敬之（应钦）派飞机炸平的。唉！何至于鞭尸呢？”龚自知不是被动地替龙云服务的，他在投降日本这一点上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日寇攻到独山时，他非常动摇，曾对陈复光透露过。龙云搞第三种势力是早有此意的，在抗战时期，他一面联汪投日，一面又叫龚自知办《云南日报》，以进步姿态，笼络了一批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民盟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之流，替他捧场，但他又把特务头子陈玉科弄来当社长，表面上说是为了作掩护，对付蒋介石，实际上是搞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暗中替龙云奔走联络汪精卫，搞投降活动，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云南日报》连载。他就是以这一副面孔掩盖投降活动。1948年12月龙云在陈纳德的支持下，从南京逃到香港，表面上他反蒋，但骨子里是仇恨共产党的，他到香港以后，先与华岗、潘汉年联系，但同时也和宋子文、黄绍竑来往频繁。一面写信给卢汉策动他起义，另一方面又叫他的二儿子龙绳祖秘密由港到广州找薛岳，托他转达蒋介石和李宗仁，希望答应他回云南做“滇康绥靖主任”，不久张群从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卢汉，征求意见，卢不作答复，这说明他是想以云南起义为资本，回云南恢复他的封建统治。同年4月，他又派他的大儿子龙绳武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南京见李宗仁，劝李接受中共的八项议和条件，他的主张是“黄河为界，划疆而治”。又说：“如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必须取得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充分保证。”这不正与罗隆基、章伯钧等所谓的第三种势力如出一辙吗？他在抗战时期和民盟右派拉拢，投下大批资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章罗等互相呼应，同时他也培养了大批的留美学生做他的骨干。1950年龙云回到云南曾在“震庄”请了一次客，应邀的都是他保送出去留学归来的学生，在宴会席上，互相传播反动言论，他把他的旧部开出名单，大批保荐给人民政府安排。因此，我认为龙云为了实现他的“云南王”的迷梦，是有一套计划的。他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军政人员，一方面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留学生，今天的右派分子中如苗氏弟兄（苗天宝、苗仲华），就是明证，而总其成的代理人就是龚自知。解放后，龙云为了把龚自知放在云南做代理人，曾向周总理推荐他当云南省副主席。 6、龙云曾对安恩溥等面授机宜联络反动势力阻止云南解放 杨炳麟发言说：1948年春，龙云在南京对我和龙泽汇等人说：“潘朔端不应该单独一个师干，你们这样做，就会被他们（指共产党）零碎吃掉。”这就是说，你们要保护整个部队，作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1949年初，安恩溥奉龙云之命，由香港回云南抓政治资本，到云南后，他就抓到伪民政厅长职务，接着就开办省训团，训练县长及行政基层干部，以便进一步抓各县地方武装，作起义本钱，仍想“以滇人治滇”，不让解放军进入云南，保持封建统治的阴谋。1949年夏，安恩溥当民政厅长兼省训团教育长时，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来昆明拉拢云南势力，安恩溥曾请他到省训团演讲，并设宴欢迎，极为亲热。接着阎士彬补充说：1935年红军长征时，蒋介石被围在贵阳，安恩溥率领第2旅由威宁、赤水不分星夜赶到贵阳解救，受到蒋匪奖励。1949年他在省训团任教育长时，请叶青演讲后，安恩溥接着说：我死后也要争取青天白日旗盖棺材。安纯三1949年在云南起义前的假起义，以及后来又叛变共产党，拖着队伍走了。这与龙云要卢汉早起义接他来云南做“云南王”的企图不是无线索可寻，而安纯三是安恩溥的亲兄弟和忠实部下，这事安恩溥前前后后是清清楚楚的，但我们从没有听说过他检举。彭华林在发言中首先提到，前天晚上，他将龚自知在民革省委第一次整风座谈会上的检查交代向省级机关支部的成员传达以后，大家都很愤慨，要求龚自知不要再玩弄群众，告诉他，群众是欺骗不了的。接着，彭华林对安恩溥说：去年，你表明过心愿，要在1962年加入共产党。刚才又听到杨炳麟同志揭发，安恩溥在1949年还说“我死后也要争取青天白日旗盖棺材”。看来好像很矛盾，其实这正是他的真正面貌。彭华林又提了两个问题要求安恩溥答复：一、你在这次鸣放前后，请龚自知、乐韶成等到你家吃饭，你们谈了些什么？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谢崇文几次到你家去，你们又谈了什么？请交代出来。在许多天以前，你还说过：要一句公道话（指安自己说过的“龚自知的发言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话），就说我包庇。要逼着我揭发，就只有造谣。这是一个星期以前的话，请问安恩溥，你是否已经没有可交代的呢？还有，禄国藩在6月27日民革省委扩大会上表示准备好好检查。可是第二天他就对马伯安说：你的谈话很好（指在6月26日《云南日报》上发表的马伯安说龚自知、禄国藩等人都是优秀分子的谈话），不过，我也为你担心。那么，你到底哪句话是真话？另外，对李文汉的态度，彭华林也提出了意见，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开了许多会，他一直不发言，但是他对龙云、龚自知等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就是最近以来的情况，他知道的也并不少。几天来，安恩溥在群众的指责下，昨天作了初步交代。他说：我想着重交代龙云在香港和我商量所谓起义的经过。当时，龙云提出来的纲领是第一争取卢汉起义；第二联络地方力量，策动保安部队的忠义分子，由你领导起义。同时，龙云和安恩溥一起对云南的地方势力作了估计，逐一研究了某些旧军政人员的可靠程度。龙云对安恩溥说“无论在朝在野，忠义之士是不少的，你不要太悲观”。安恩溥说：过了两天，龙云又把我喊去，对我说：“决定尽力争取卢汉起义，万一他不干，还是由你领导起义。云南忠义之士很多，只要有人点火就着，你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说法。起义的时候，组织一个军政统一指挥机构，我回来负责，你们参加，你不愿干军队差事，政治职位有的是。云南的实权仍然交给卢汉，贯彻我们‘滇人治滇’的口号。”龙云又说“滇、黔、川、康在历史上从来都有关系，可以和他们联系，如果滇、黔、川联合起来，说话的力量就大了。还要相信地下势力是不少的，尤其是土司势力，用我的名义由你去号召，肯定是有效的。总之，要早起义，起义早他们人少布置不及，等共产党过了长江才起义就是马后炮，没有意思了。游击队壮大了，我回来也不好办，早点起义早点接我回来，我回来的办法我要和法国人商量”。安恩溥又讲了一点龙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他说，解放前，在重庆的时候，龙云常常对章伯钧、罗隆基等赞不绝口，龙云“说这些人才真正是国家人才，并且国内高等知识分子都和他们有联系，将来救国家靠这班人”。安恩溥还讲了一件龙云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情。解放后龙云回云南的时候，他说过“你们没有见过毛主席，就像一个土团总，共产党这些土头土脑的家伙，有外宾、有集会，都是慌手慌脚的”。有许多人认为，乐韶成是安恩溥的左右手，昨天乐韶成在会上起立发言。他说：我今天主要是帮助安恩溥同志。会场上的人都静静听着他对安恩溥的“帮助”。他接着说：我除了同意刚才大家对安恩溥的揭露以外，再补充几点，安恩溥对党的认识不够，对地主阶级有感情，并犯了包庇地主的错误，他与龙云反对土改是一致的……他谈了半天还没谈出一件事实。这时，就有好几个人说“谈具体材料吧！”乐韶成又接着说下去：安恩溥的权位思想太重，患得患失，明明是自己要争权夺利，反而说党不给权，他对新中国存在严重的消极情绪，对反革命分子有温情主义。刚说到这里，会场上纷纷向他提出质问：你到底有没有具体材料，有就揭发，没有就算了，别耽误大家的发言时间。他的脸一红，无可奈何地对着主席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接着发言的是孟昭麟。陆铿在会上发言。在前天和昨天的会议上，他曾数次要求允许他发言，并表示要揭发他与龚自知等人的关系的材料，但是现在他的发言并没有谈出什么有实际内容的东西。白肇学发言说：在昨天会议上，陆铿几次要求发言，我们都以为他有起义揭发材料，今天我们还特别问过陆铿发言的顺序排了没有，可是刚才他的发言使我们大失所望，陆铿发言是在洗刷自己，洗刷龚自知，你应该老老实实地把实际材料揭发出来。李志正说：龚自知、谢崇文与陆铿的关系密切，拉拉扯扯，一个月前，龚自知准备把陆铿放在市政协当副秘书长。事情是这样的：要他代为活动市政协副秘书的问题，谢接信后即找龚自知认为有机可图，就大肆活动起来。这是他们阴谋诡计的一例，龚自知、谢崇文应交代这一招毒棋，并希望陆铿进行检查。 7、破坏中苏伟大团结 龙云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在龙云的黑眼镜下，竟把这方面看成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以为可以利用人民和政府给他的优越地位来进行反动活动。龙云平时对少数民族就已经竭尽拉拢之能事，在京的某些少数民族学生，或云南来京参观的少数民族代表，常常被请到他家做客吃饭，经常以试探性的口吻，搜寻所谓的问题，作为进攻共产党的把柄。今春以来，这种活动更加积极，从全国政协会议到这次人代会，他不断找寻机会在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中间散布反动言论，挑拨民族团结，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当5月下旬右派分子大放毒气之时，龙云特别鼓励当时来京的少数民族代表刀存信、胡忠华等“好好学习”报纸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少数民族中点火。向他们夸大内地合作社的一些缺点，煽动边疆少数民族反对合作化，并且还向他们散布反苏言论。说他在苏联亲自看到的是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竭力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应当着重指出：龙云之反对苏联、挑拨中苏友好关系是一贯的，连他在云南的亲信右派分子龚自知也承认“龙云的亲美反苏思想，确实积累多年，由来已久”。龙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加明目张胆地反苏，是有他的阴谋和政治目的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伟大团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堡垒，是亚非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因此，也就成了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攻击的主要目标。在这些反动势力看来，只要破坏了中苏团结，事情就好办了，历史的车轮就可以向后转了。而自中国共产党整风开始，右派分子发动猖狂进攻，以为整个中国的局势岌岌可危，去年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马上就会在中国出现。在此“千载难逢之机”，龙云就按捺不住反苏的夙志和阴谋，挺起身子，出马挂帅，甘当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吹鼓手。调子一唱出来，马上获得美国、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派的竭力赞赏和支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隔海相望，一呼一应，倒也不错，右派分子的最大遗憾是，匈牙利局势没有在中国重演，而右派分子却受到全国人民的轰轰烈烈的反击以及“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因此，坚决反苏的龙云，曾在云南代表小组里表示：“坚决不承认反苏”。但这有什么用呢，言犹在耳，人证俱在，难道后一个“坚决”就能够否定得了前一个坚决吗？当然是坚决不行的。 8、挑拨民族之间的团结 龙云更恶毒的手段是从多方面来离间少数民族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挑拨民族之间的团结。甚至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分子，龙云已经受到严厉斥责以后，他还公然在云南代表小组会议上大发反动言论。他采用“借古讽今”的阴谋手法，从战国时代的庄乔谈到沐英、吴三桂等，暗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入云南，也和这些人一样，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迫害。解放以后，龙云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卢汉早听他的话，人民解放军进不了云南，把前言后语对照一下，龙云的反动意图，昭然若揭。云南省各族人民清楚地知道，龙云自己也知道：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之日起，并经过一系列天翻地覆的变革，龙云曾经当了十八年土皇帝的这个封建王国，真正完蛋了，而代之以人民的天下，谁想复辟，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无怪乎龙云要有“亡国”之痛，对于党和人民，有强烈的阶级仇恨、死不甘休，一有机会就想反扑。龙云对于西藏的和平解放，也是很不满意的。远在1952年，他曾对一些彝族代表说过：“康藏公路我不相信会修通，即使修通了，西藏人是不好整的。”足见龙云所谓“共产党整人”的谬论，不自今日始；而把这种谬论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恶毒！试问这些谬论和“美国之音”有多大区别呢？ 9、侮辱少数民族 龙云在发言中把少数民族比拟为土豆、洋芋、山药蛋。这种不伦不类的比拟，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他认为它们只是名称不同，来源则一，没有区别，住在昆明的人可以叫“昆明族”，住在北京的人可以叫“北京族”。在他看来，族别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存在，而是人为的。龙云之所以发表这通阴暗怪论，其目的在于故意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歪曲为“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挑起各民族的不满，龙云统治云南时期，就始终实行这种反动的民族分化政策，蛮有经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是右派分子的一种惯技。龙云公开否定多民族的存在，宣传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是严重违反我国宪法的反动论调。龙云在统治云南时期，是以压迫和屠杀少数民族著名的，他的手上涂满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鲜血。但自解放以来，龙云摇身一变，伪装为非常关心少数民族的头号人物，以此作为他的一份政治资本，大放厥词，颇使某些不了解龙云根底和思想幼稚的人迷惑。但任何伪装都只能欺骗于一时，龙云的少数民族取消论和同化论，不是露出马脚，自己否定自己了吗？ 10、“反蒋”是为了维持“家天下” 龙云常常以“反蒋”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之一，好像他在这方面比谁都坚决，功劳很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中国，有各种不同动机、不同内容和不同目的的“反蒋”。从龙云的阶级本质和历史来看，在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他同蒋介石并无本质的不同。而且，事实上，他老早就同蒋介石勾结在一起，执行蒋介石的乱命，一上台就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干了许多罪恶勾当。只有当蒋介石一步步打入云南，吞并龙云的地盘的时候，龙云才迫不得已，反起蒋来。其所以如此，完全是为了维持“家天下”，为了个人的打算而已，难道真的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利益吗？ 11、本性未改，坚持反动立场 解放以来，云南省各族人民，并未同龙云认真算账，只希望他靠拢人民，努力为人民做点好事，即使做不了好事，也不要再做坏事。但结果怎样呢？1950年他抱着检阅原有统治力量“重整旗鼓”的反动态度回到昆明。先后召集他的“旧属”以及某些思想落后心怀不满的旧知识分子，通过叙故旧，谈交情，散布反对党的政策的毒素，又从某些反动人物的嘴里收集颠倒黑白的情报，作为反对当时征粮等项工作的依据。甚至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为地主阶级说话。大发了一通云南“地租公允，地主很穷”，“抗战贡献大，反蒋出了力”以及“无押可退，无租可减”的谬论，企图煽动代表们反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结果适得其反，代表众起反对，认为龙云严重丧失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立场，要求报告中央停他的职，并责成他向农民代表当面交代。经大会主席团做了很多的解释说服工作，才把愤激情绪稍微和缓下来，但在政治上已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土地改革期间……其本人的土地剥削账，虽经一减再减，仍抵赖拖延，影响土改的进行。同时，非常关心反革命分子，和黄绍竑是“难兄难弟”，一鼻孔出气。几年来，云南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消除龙云长期统治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全省社会面貌正发生根本变化，各民族空前团结，工业向前发展，农业年年增产，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去年全省已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80%以上的合作社增加了生产，80%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而龙云却认为合作化“搞得太凶”。这里饿死人，那里饿死人。充分表现了龙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仇恨和恶毒咒骂！但是，这种咒骂，除开在全国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自己的极端反动愚蠢而外，难道能够否定得了合作化的伟大成就吗？能够动摇得了6亿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吗？真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我们代表云南省各族人民严正地警告龙云：是时候了！应当幡然悔悟，向人民投降，重新做人，否则的话，人民是绝不能允许的！

1957年8月，中共对云南农村进行新一轮清洗。 中国共匪的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于1957年8月展开“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运动，对幸存的农村菁英展开新一轮迫害，对约一万人进行了所谓的“斗争”、逮捕2000人，这些被捕者大都被匪枪杀。

1957年11月，中共匪首毛泽东谋代苏联匪首赫鲁晓夫成为国际共匪领袖。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被转让的米格-19、图-14和四种战术导弹是当时苏联的最先进产品，打破了斯大林时代的惯例。苏联还提供了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前夜，赫鲁晓夫移樽就教 。苏联接待毛泽东的礼遇，为斯大林时代所未有。 赫鲁晓夫无疑有施惠的用意，毛却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经上升到“辅佐幼主的元老”级别。他在各国共产党领袖面前肆无忌惮地谈论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的斗争，暴露了王车易位的不轨之心。米丘诺维奇回忆当时的场面：“有几百人在场的格奥尔基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绝不是友好的表情，站在那里，把目光投向发言者和对称地坐在苏联代表团对面的中国人……俄国人当中谁也没有对他说不要这样做，也没有人请他坐下。整个大厅都看着这一场面。” 卡德尔目睹了当时的场面，预见到“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共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纪念讲话中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超过美国。毛泽东不甘示弱，随即提出中国也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哥穆尔卡 明确表示，他一点都不相信这种可能性 。“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计划直接源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权的斗争，任何国内因素都不得不随之调整 。挑战和挑战对象的不对等关系，足以显示中心和边缘的差序格局：苏联位于英美的边缘，企图挑战英美；北京位于莫斯科的边缘，企图挑战莫斯科。前一种挑战已经开始数十年，冷战就是世界革命的自然延伸；后一种挑战产生于前一种挑战，证明世界革命无法在革命阵营内部建立世界新秩序。

1957年底，中国匪首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要求在各地设立剥夺农民一切财产的“人民公社”，实现农业、工业生产的“跃进”，试图与苏联竞争，并“赶超英美”。该年初，中国殖滇匪首谢富治开始合并云南的农业合作社，成立了18943个大合作社。同年9—10月，谢富治又将大合作社合并为“人民公社”，将云南的301万农户编入了833个“人民公社”中，云南“有的地方上午刚挂上农业合作社的牌子，下午就换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当时称这种现象为‘一年内实现两次革命’”，“就连一些大山里的土著部落，‘一步登天’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云南农民私有的牛、猪以及其它大小家畜、房前屋后的竹林、果园一律折价入社。说是折价，实际只算原价的50％，而且大部分没有付款，完全是无偿剥夺。”至此，云南农民已经沦为任匪宰割的对象。

1958年1-6月，中共殖滇匪酋谢富治为响应“大跃进”，强征263万云南民众为奴隶。 1958年元旦，中共殖滇当局喉舌《云南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干劲大些，大些，再大些！》的社论，提出了“跃进，再跃进”的疯狂口号。1月13日，谢富治下达了云南“水利大跃进”的指标，要求：“一、原来提的10年实现的水利化计划3年完成；二、这3年要为80亿到100亿方水奋斗；三、3年内基本消灭平坝区和半山区旱田、旱地、荒地；四、改山区坡地为梯地1000万亩。”263万云南民众被强迫投入水利跃进，通常每天要高强度劳动14—15小时。从同年6月开始，中国共匪又在云南推行“大面积高产运动”，不管各地农业条件是否适宜，都要求达到每亩比往年多栽5000—10000丛秧，凡被认为“保守”的就插白旗，被认为是“跃进”的就插红旗。为实现农业大跃进，中国共匪在云南大拆民房老墙积肥，每个合作社都被强拆一两个小村，有的被强拆了三个，晋宁县甚至被强拆了20%的民房，大批滇人无家可归——厚颜无耻的当代中国毛左谎称毛时代的东亚大陆“没有强拆”，可谓是集中国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无耻于一身，连猪狗都不如！

1958年7-8月，中共殖滇匪酋谢富治再征370万人为奴隶。 1958年7—8月间，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委会议，发动了工业大跃进。谢富治在会上下令称：“云南三年改变面貌；三年工业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建成比较独立的工业体系；农产品要大大有余，牲畜要大量出口。”1958年的云南大跃进任务，被中国共匪定为粮食产量翻一番，基本达到每人1000斤到1300斤；生产铁70万吨，钢10万吨。在共匪的强令下，云南的工矿企业由1957年的3866个猛增为1958年的23110个，使约100万人脱离农业生产。中国殖滇共匪又征发了370万民众参加所谓的“钢铜铁会战”，强迫人们不惜代价地乱建冶炼金属的高炉，结果投产者仅约一半，能出铁者不到两成。

1958年7月10日，中共殖滇政府下令征收公粮11.85亿斤。

1958年7月，滇孤军茶树民部反攻怒江碧江县，计划建立“傈僳国”。 茶树民渗透回滇后，面对匪军的大举围剿，成功保护9000名云南群众撤回缅甸，他撤退前故意使用反间计，将作恶多端的共干名字写入“下一步启用的各级官员名单”中并散发各地。共匪中计，刑讯逼供在名单上的人员，制造了所谓的“裴霜反革命集团案”。

1958年，滇孤军对云南境内实行大规模渗透作战之“安西计划”，配合境内近2000人发动西盟起义。

1958-1962年，中共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地区共匪总额达23.6亿人民币。援助形式包括粮食在内的无偿物资、贷款、现汇。

1958-1962年，中共虐杀巴蜀百姓约1000万人。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凌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

1958-1962年，中共虐杀夜郎百姓约170万人。 从1959-1960年，中共匪帮于夜郎生产之茅台酒产量不降反增，还能对外出口。夜郎百姓之救命粮沦为了共匪开怀畅饮之茅台，此仇九世尤可报。

1958-1962年，中共虐杀骆越（广西）百姓约93万人。

1956-1962年，中共虐杀云南百姓约80万人。 在大跃进中，中国殖滇共匪各级干部一方面虚报粮食产量、任意提高征粮额，另一方面又强迫大批滇人进行水利、工矿业劳动，使大量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致使农业减产。穷凶极恶的匪干在云南各地一边驱赶着云南民众进行奴隶式工作，一边又不允许挨饿的百姓拿所谓的“公家粮食”（也就是被共匪抢走的滇人粮食）。大部分共干为了积极执行“大跃进”路线，“宁左勿右”，“经常把云南农民打成残疾或活活打死。扣口粮把人饿死也是常用的手段。打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捆绑、吊打、用木头塞嘴等。打人的工具有皮鞭、剌条、棍棒、扁担、锄头、钉耙等。”此外，“也有干部肆意强奸妇女。” 这样，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就在云南各地迅速蔓延开来，大批大批云南百姓如草芥般被共干虐杀、被活活饿死了。活活饿死是最为残酷而漫长的死法，人在死前会身体浮肿，而中国共匪不肯承认有人饿死，就欲盖弥彰地把人挨饿、饿死称为得了“肿病”。中共云南省委于1958年7月27日所做的报告表示：“据了解，现在8个专区（州）50多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多人。而又集中在泸西、陆良、马龙、曲靖几个县，发病共8万多人，死亡1万多人。仅泸西就发病1万多人，死亡3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37%。”“另外，丽江、大理还有痢疾发生，患者上千人，死亡数百人。”这些数字，仅是实际情况的一小部分。 1959年8月，匪酋谢富治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共国公安部长，匪酋阎红彦接任匪云南书记，继续推行大跃进。中共云南省委在1959年的报告称：“云南肿病继续有发展，6月底统计为18000人，7月底发展到28189人。玉溪、楚雄、昭通，7月份都有很大的发展……仅据玉溪、红河、丽江、临沧、昭通不完全统计，自今年1月份起到7月底止，死亡人数787人，其中文山专区390人，玉溪专区223人。”中共思茅地委1960年9月3日的报告称：“从2月开始，就出现了零星死人。7月，病情和死亡急剧上升。据现在调查情况，病人已不下15000多人，死亡4541人，其中非正常3000多人。”不用说，这些数字也仅是实际情况的冰山一角。当时，楚雄县苍岭公社的共匪党委副书记余文明坚决执行阎红彦的政策，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他家在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的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这样一个屠夫，在中国共匪殖滇当局于1960年召开的“群英会”，即表彰屠杀滇民的共干的大会上，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可见，在中国共匪的眼中，云南人的生命还不如他们家里的一条狗！ 总体而言，在1956—1962年间，云南有超过80万人被共匪虐杀、被活活饿死，至少30.73万人逃往缅甸。如果苏联共匪在乌克兰制造的大饥荒是种族灭绝，那么中国共匪在云南制造的大饥荒同样是种族灭绝。当时云南民众纷纷唱起山歌痛斥共匪，歌词包括“共产党领导好，把人饿死了”，“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共产党真伟大，饿死人拿去堵河坝。”中国共匪对此极为恐慌，下令凡在云南发现唱山歌的人一律毒打。

1959年，大跃进高潮时期，中共殖滇当局为洗脑云南百姓，组织对云南三大家族之龙家（龙云、龙绳曾）、李家(李润之)、石家（石炳麟）进行巡回式批判。

1959年，中共撕毁与图博的一国两制协议，武力兼并图博。此后图博死者数十万，史书、文物为中共摧毁殆尽。

1959年4月，流亡印度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成立图博流亡政府。

1959-1960年，滇孤军张伟成部指定名为“祥云计划”的渗透作战攻势，遣部众前往澜沧黑山地区建立游击基地，坚持近一年战败。

1956—1966年间，云南各地爆发第二次反恐卫国战争。 1956年4月6日，在滇西北丽江小凉山地区，当地有各族民众3500余人响应大凉山义军，起义抗击共匪征粮，于4月27日被匪军13个连镇压，起义军民有1230余人就义。同年6月间，在靠近滇藏边界的德钦、中甸、维西地区，当地藏民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响应了同年爆发的图博抗中大起义。9月25日，滇东南富宁县瑶民领袖张尚杰率众攻陷了共匪的乡政府，缴获枪炮5支，随后进入山中不知所踪。12月13日，在丽江维西县，有80名起义军民击毙了5名匪警，夺回大批粮食。 1957年7月，靠近滇藏边界的藏民义军惨遭中共匪军镇压。1958年9月初，滇西南思茅地区的佤族民众展开武装起义。同年10月26日，滇东禄劝县新村煤矿有李光荣等百余矿工起义，两天后被共匪的“平叛工作组”镇压。11月25日，滇东北昭通地区民众展开武装起义，提出反对集体化，在两天内击毙共干11名、击伤7名，于五天后惨遭镇压。12月27日，在滇南元阳、金平两县，饥饿的起义民众攻陷了老街乡的共匪政府，击毙共匪粮食局干部，在当地煮饭吃后上山不知所踪。1960年11月24日，在滇东北宣威地区，当地民众2000余人发动起义，于两日后被中国共匪镇压，义民领袖徐汝俊在作战中壮烈牺牲。 到了1961年，云南各地的起义军民基本被中国共匪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根据中国共匪的材料所说，在1956—1961年间，为了镇压云南人的第二次反恐卫国斗争，中国共匪调集了军警6.3万余名，“歼灭”起义军民1.38万余人、缴获枪5748支。在滇西北地区，当地的彝族起义军余部仍在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66年，最后的两名起义军战士瓦扎古尔、惹空拉暖才力尽下山投降。总的来说，第二次反恐卫国战争与第一次相比在规模上较小，这是因为此时的云南社会已经被中国共匪进行了格式化，大部分民众成为了失去反抗能力的奴隶。 然而，就算是在如此黑暗的情况下，依然有这么多云南义民站出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起义，这足以证明就算在至暗时刻，滇人也从不会做奴隶。无论面对何种暴政，滇人都永不屈服。不自由，毋宁死！ 就在这次反恐卫国战争期间的1960年11月，宣威地区的起义民众谱写、唱出了一首激昂的歌曲，足以在未来云南复国后成为滇军的军歌。这首慷慨雄壮的战歌，决绝地展示了滇人永不为奴的意志，其歌声将永远回荡在滇人的心中！ 这首歌，就是《奴隶解放者进行曲》： 同胞们，快振作起来！ 莫再唉声叹气把头摆 趁这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把那骗子手赶下台 向残酷的暴君讨还血债！ 听，无数的冤魂在呼唤！ 看，满身的枷锁几时开！ 起来，起来，奴隶和罪人们快起来 踏着父母兄弟的血迹 一定要拼出个人活的世界！ 弟兄们，快团结起来！ 莫再受骗互相戕害 把枪口一起指向黑暗的统治 打碎这块骗人的招牌 我们再也不能忍耐！ 听，战斗的号声多响亮！ 看，人民的力量翻江倒海！ 起来，起来，兄弟和姐妹们快起来 唱起最后胜利的凯歌 迎接那民主自由的时代！ 全世界，让我们携起手来！ 莫令彼此各守疆界 今天是我们遭受残酷的奴役 明天便是你们的祸患 快扑灭这妖魔鬼怪！ 听，正义的呼声起四海。 看，神圣的战争已经展开。 起来，起来，全球的朋友们快起来 高举友爱正义的旗帜 共同来讨伐这妖魔鬼怪！

1958年5月，中共整肃滇籍共匪干部。 中国共匪在云南展开“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谢富治清洗了匪云南省委组织部中大批云南地下党出身的干部——这一事件实为共匪的黑吃黑，但也侧面反映了共匪在云南的极度不安全感。

1958年9—10月，滇孤军反攻云南，云南难民多有投孤军者。 孤军派出突击队返回云南，袭扰西双版纳至澜沧边境的共军，但由于无能的柳元麟保密不周，使情报被共匪得知，因此突击队无法深入内地配合抗暴民众，只得停止行动。不过，随着饥荒的蔓延，有大量滇人逃入缅甸，其中多有投靠孤军者。到1959年底，孤军兵力已回升到9400以上。台湾的中华党国政权也向孤军展开援助，空运了1271名干部、特种部队，并空投了美式武器。 由于柳元麟以蒋介石的亲信自居，跋扈地对待孤军诸将，第5军军长段希文深为不满，柳元麟则视段希文为“逆将”，双方关系非常恶劣。为了削弱段希文的兵权，柳元麟在1956年2月将第5军一部拆出，编为以李文焕为军长的第3军，之后又组建了人数更少的第1、2、4军。李文焕原为第5军第13师师长，至此在保留了第13师师长职位的基础上又担任第3军军长，兵权超过了段希文。柳元麟还阴毒地诬陷段希文是匪谍，向台北方面诬告段希文与一共谍接触很多，说段希文在香港时曾派人去南京与中共联络，在军中曾涂掉反共标语、写下亲共标语。可柳元麟说的所谓“共谍”实为段希文之弟，段希文也从未派人和共匪联络；至于所谓的段希文曾写过亲共标语也是无中生有，实际情况是段希文曾让人写过一条反共标语，后来觉得标语的字写得不好看，又让人擦掉了。1959年4—6月，中华党国情报局从台湾派出调查小组到达缅甸，查实段希文并无通匪之事，此事遂不了了之。可见，柳元麟作为蒋介石的奴才，在阴毒程度上更胜其主。

1958-1959年，滇孤军张德兴、黄兴宗部屡次潜入云南沦陷区击杀匪干，助民逃亡。

1960年11月，中共军与缅军联合夹击江拉之滇孤军。 1960年11月4日，中共国及缅甸代表在昆明签署了《关于勘界警卫作战问题的协议》，决定联合进攻孤军。11月11、15日，缅军两次从西面进攻，都被孤军击退。11月21日，中共军约三个团从北面发起进攻，缅军随后从西面再开攻势，使孤军陷入苦战。

1961年1月，柳元麟弃军而逃，滇孤军段希文、李文焕率部突围至泰国，石炳麟前往泰国谈判获得安置地。

1961年4月，藏人帕益西培楚于迪庆东旺地区举兵反抗中共。

1961年5月29日，中华党国弃滞泰之云南孤军。 1961年2月15日，缅军击落了一架中华党国运输机，缴获了上面运载的美式武器。当时，全世界已进入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对峙的冷战，逃到台湾的中华党国托庇于美国，一直得到美国军援，但美国不希望中华党国将美援武器用于在缅甸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缅甸政府邀请了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官员参观所获美式武器，使中华党国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外交压力。3月2日，蒋介石在此种压力下命孤军撤到台湾，随后迅速执行，于同年3—4月间以空运方式撤离了4292人，是为孤军历史上的第二次大撤离。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中华党国从台湾派给孤军的1271人中有20人战死，剩下的1251人全部参加了此次撤离。5月29日，孤军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被撤销。从理论上来说，孤军已不复存在。 然而就算是在被全世界都抛弃的情况下，仍有多达5124名孤军官兵选择留下，其中包括第5军军长段希文和第3军军长李文焕。云南人都是“家乡宝”，这些将士之所以不愿撤离，是因为想回家的他们“走到缅甸的国界在线，就可以看到家乡；而如果撤退到台湾，这辈子可能就没办法再看到家乡了。”李文焕麾下的第13师由他从家乡镇康带出的乡勇编成，他坚定地表示：“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师是不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段希文则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 尽管此前柳元麟曾试图扶持李文焕压制段希文，但在此时，同为云南人的段、李二人非常团结。两人将各自的部队合编为“三五联军”，由段希文出任指挥官。这时，孤军已彻底成了一群流浪在中南半岛深处的孤儿。

1961年，滞泰之滇孤军推举段希文为领袖。 段希文，宜良人，白族，是段氏大理皇室后裔，生于1911年。1929年，段希文从讲武堂毕业，此后在滇军中逐步晋升。后来，蒋介石将滇58军吞并，改为蒋记中央军的整编第58师，段希文出任师长。1949年12月，整编第58师在广西全军覆没，段希文流亡香港。1950年，段希文受李弥之邀加入孤军，其后成为第5军军长。段希文在孤军中深受爱戴，被将士们尊称为“希公”。 1961年，段希文正式成为孤军的最高指挥官。段希文、李文焕率孤军突围转移至泰北，以段希文的第5军定居于美斯乐，李文焕的第3军定居于唐窝。失去了一切外来援助的他们为了生存，在当地为马帮武装护商、向往来商队抽税，因此又卷入了鸦片贸易中。

1962年3月，中共于云南磨憨助泰共设立电台，并于云南沦陷区训练泰共恐怖分子。

1962年6月27日，原云南元首龙云去世。 龙云临死前的嘱托：“不要合上我的眼睛，我要亲眼见证中共的败亡。”

1964年3月，原澜沧募乃领主石炳麟于泰国经商时，为中共贿买之刺客谋杀。 勇士石炳麟的一生，无愧于云南。他年轻时代曾带9个人单刀赴会前往野佧族营地，面对数百人的敌对部落，谈判要回被偷的牛。二战时亲率特遣队俘虏过十余名泰国军人。1947年曾被中华党国点名批评企图建立“独立王国”。1950年匪军侵滇，在孟梭谷被包围的情况下，率数十人突围成功。1953年渗透回滇并缴械匪军一个连。1954年被缅军俘虏，成功瞒住自己真实身份后逃脱。蒋介石软禁李弥后，石炳麟对战斗逐渐心灰意冷，但仍前往泰国帮助滇侨谈判索要安置地。最终不幸在泰国经商时为匪谍刺杀。石将军被匪谍刺杀后，他有6名家人如石晓双等继续坚持反共战争，先后壮烈牺牲。其中石老八来台后参加金门炮战阵亡。

1962—1966年，中共于云南之殖民机构“人民公社”逐渐瓦解。 1962年，造成东亚大陆各国3000—4000万人死亡的“大跃进”结束，中共匪首毛泽东暂时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黄俄匪酋执掌了“一线”工作，采取了相对务实的恢复经济路线。在1962—1966年间，云南社会得到有限的喘息，民众纷纷自发瓦解了反人类的“人民公社”。中国共匪在1964年的一份关于云南的报告称：“约有400万人口的内地山区，出现了瓦解集体、闹单干、多开自留地、把母羊大部分或全部下放给社员的问题。” 为了稳住极权主义统治机器，匪酋刘少奇在1964年主导了“四清运动”，又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派出大量匪干组成“四清工作队”深入云南乡村，强制关闭了大量宗教场所、逼迫民众退教。然而，这根本止不住滇人自发秩序的强劲恢复。中国共匪在1966年的一份关于云南的报告说：“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十几个县中，有994个生产队单干，相当一部分社队集体经济涣散。突出的问题是：自留地偏多，山区更为突出。很大一部分山区生产队，自留地加上小片开荒，占有集体耕地面积的20%—30%，少数占到40%，甚至60%。”

1964-1965年，滇孤军配合云南本土反共游击队于滇缅边境展开活动。 云南地区有潜伏于澜沧县猛马山地之反共游击队，于1964年7月10日化装匪军，将驻猛马匪干一名击毙。同月二十日，又将猛连县老虎山匪军营房四栋烧毁。滇西祥云、蒙化两县自由人民反共军两队，由万天鸿，李滋生二人率领，每纵队约千余人，经常袭击匪军。腾冲县古永地区反共游击队，于1965年1月，在固东与匪遭遇，击毙匪军一人。又由马权国率领反共游击队，今春常在缅、泰、寮三国交界之锡明山区进入云南省境，突击匪军，并护送游击队及难民撤出，使共匪受到困扰。另一游击队约四百名，于1965年五月七日，突击驻在云南景洪共匪第十四军一步兵团，当场击毙「政委」林洪一人，伤毙匪兵三百余人，并且炸毁两个军火库，及吊桥一座。该队获胜后卽散发反共传单。 云南景谷县匪一排，由王某率领，于1964年九月初，利用射击和战术演习机会，反正起义，并已与缅北反共军会合，展开突击活动。该省宜威县匪「尙望公社」总会计陈云海，因不满暴政，曾策动铁道兵团八五〇一部队约四十余人与当地民众参加「反共自救军」，从事抗暴活动。又滇南卡常地区「云母矿场」之退伍匪军二百余人，因不满匪干减少配粮措施，于1964年十月间群起暴动。除将该地「合作社」经理王某手臂打断外，并获得若干物资。 云南匪「昆明军区」所属「文工团」，于1964年十月二日由昆明抵景县之大猛龙镇宣慰驻军部队，在夜间放映电影时，被反共人士投掷炸弹，击杀匪军，并散发传单。又云南南峤匪「国营黎明农场」生产督导员韩某，于1965年三月二十二日前往佛海途中，被该场反共份子击毙。事因该场职工不满暴政，酝酿暴动，讵为韩某获悉，乃将其杀害，以绝后患。云南佛海猛混乡乡长「俟声西」，为群众不满。于1965年四月二日，被人殴至重伤。 滇边反共游击队，于1965年十月一日，集结一千余人，自滇省西南边境基地出发，向北进击，锲入匪区一百余里，奇袭澜沧县城，占领部份城区历十四小时之久，使共匪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1965年，中共于云南沦陷区训练缅共恐怖分子。

1966年5-12月，中共爆发内讧，“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殖滇匪酋阎红彦计划在云南进行大清洗与焦土政策，云南爆发第三次反恐卫国战争。 中国共匪发动了名为“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黑吃黑式大内讧，英勇的滇人遂利用这次机会，展开了新的反恐卫国战争。这年5月16日，在与苏联决裂的中国匪首毛泽东的命令下，文革爆发。在文革初期，黄俄匪酋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持着中国共匪中央的工作，中国殖滇匪首、匪云南书记阎红彦正是周恩来的忠实走狗。当时，阎红彦忠实执行了黄俄匪酋的命令，预备在云南展开斯大林式的大屠杀。他在共匪云南地委书记会议上疯狂叫嚣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丧心病狂的阎红彦为此拟定了极其恐怖的大逮捕、大屠杀计划，其内容是：“将出身成份认为不好政治有问题之人，开黑名单，准备集中交通工具，云南要捕七十万人，单昆明就要杀四万多人，用秘密处决的办法：（一）夜间在昆明滇池海埂集体枪杀后用推土机埋。（二）利用矿山矿坑将要杀者集体赶入矿坑后引爆埋在洞口之炸药，活埋矿坑。”1966年夏天，第一波大屠杀开始，云南的共匪干部子女组建了红卫兵组织，自称“老红卫兵”，在云南各地以“破四旧”的名义疯狂毁灭文物，屠杀被共匪称为“黑五类”的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民众。昆明地区的老红卫兵组织名为“昆明地区红卫兵总部”，其头目是匪云南军区副司令朱家璧的女儿朱勉生。据记载，老红卫兵“在云南发起了‘破四旧’和血腥的屠戮。他们窜入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声称‘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这些匪崽还“大量焚烧云南的书籍，无数滇人惨遭抄家。对于云南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老红卫兵也大肆扫荡教堂、清真寺与寺庙，大量佛像惨遭焚毁。为了诱杀基督徒，老红卫兵故意化装为苗人，把传教士押往他地杀害并暴尸示众。其中，最令人愤怒的是，留在云南的纳西族东巴经文在老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被烧掉了90%以上。”此外大量古迹、坟墓也遭到破坏，被砸毁者中包括唐继尧墓。 这时，匪首毛泽东为了打击刘少奇，突然号召民众组织“造反派”冲击官僚。云南民众因势而动，形成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对共匪干部开始了复仇。 1966年8月23日，以昆明工学院学生为首的大批学生到匪云南省委集会，提出“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此事史称“八二三行动”，其参加者自称“八二三派”，简称“八派”，领袖为昆工研究生黄兆琪。9月14日，云南大学学生上街游行，呼喊口号“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此事史称“九一四狂飙”，其参加者的核心组织为学生发起的云大炮兵团，因此参与此事者自称“炮派”，其领袖为云大物理系学生方向东。八派、炮派成立后，纷纷与民众结合，声势非常浩大。 面对这种局面，阎红彦为了展示其所谓的“实力”，一度准备在云南实行焦土计划，预备“大乱”交通、邮电、粮食、物资、供销等单位，从而彻底瘫痪云南经济。当时，有人曾问他“交通、邮电还能停？停了云南百姓怎么办？”阎红彦穷凶极恶地回答道：“机器坏了就坏了，我到军队打电话，全（中共）国不怕就你怕？全国大得多的（生产单位）也不是停了？不是不要怕乱吗？怕什么？影响就影响嘛！汽车停就停嘛！”可见，此时的他已如1945年时准备毁掉德国基础设施的希特勒般疯狂。 阎红彦的本意，是想以焦土政策向中国共匪中央的毛派示威。然而随着滇人造反派的声势不断扩大，以及云南大批匪干的观望，阎红彦根本无力执行这些计划。到了1966年底，滇人造反派已在持续的街头斗争中打垮了老红卫兵。

1966年9月，滇孤军反攻云南芒市邦达地区。 在中共匪帮于1966年发动文革后，有不少云南难民、知青来到泰北投靠了孤军。同时，段希文也没有忘记云南，曾派出一支23人的特训队于1966年9月30日进入滇西南芒市的邦达地区，击毙了两名罪大恶极的共干，与近千名匪军激战五日，最终有13人牺牲、4人不幸被俘、6人成功撤回。

1967年1月8日，中共殖滇匪酋阎红彦毙命。同年，滇奸共匪朱家璧等人遭清算。 炮派、八派共7万多人冲进了共匪云南省委，四处搜捕阎红彦。阎匪慌不择路，逃进昆明郊外的西山小麦峪，在绝望中自我了结了狗命，滇人由此部分完成了为“大跃进”死难者的复仇。这时，刘少奇已被毛泽东打倒，阎匪的主子周恩来为献媚于毛泽东，公开抛弃了这个走狗，宣布：“阎红彦搬到西山小麦峪自杀了，可耻的叛徒。经北京去的法医检验后确实是自杀的，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一个可耻的叛徒。”这就是中国共匪之间的所谓“同志情谊”。、 至于昆明老红卫兵的后台朱家璧，则被滇人造反派查出了曾私拆匪首毛泽东致其姘头江青的酸臭情书一事，被江青下令扣押在北京，饱受酷刑折磨，其头发、胡须全被拔光。后来，朱匪无法忍受这种来自其“同志”的羞辱，试图跳楼自尽，跌断了包括左腿骨在内的四根骨头，从此落下残疾，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朱匪在中共匪军入侵云南前，曾长期潜伏在滇进行地下恐怖活动。在他倒台后，曾是他手下的那些原共匪在滇地下党毛虫走狗也被彻底清算，全部完蛋。例如，曾在澜沧屠杀滇人义军的共匪傅晓楼，被滇人造反派打至半身不遂，很快就一命呜呼，去地狱里和马克思、列宁见面了。

1967年1-4月，中共挑拨分化云南造反派八派、炮派。 今天的中国毛左无耻地声称，文革期间东亚大陆各国出现的造反派都是所谓“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当然不是事实。然而必须承认的是，造反派组织往往是由青年学生、工人为核心发动的。这些青年大都成长于赤祸时代，因此在展开反抗时往往只能使用毛匪的符号，这导致第三次反恐卫国战争中的造反派在对中国共匪的斗争彻底性方面，令人遗憾地不如第一、第二次战争的义士。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摆脱共匪的政治符号，共匪便有机可乘，能够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1967年1月26日白天和夜晚，炮派、八派相继在匪云南省委宣布夺权，曾为匪酋刘少奇走狗的匪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亮相支持炮派，匪酋周恩来、康生的走狗、匪云南省长、老牌匪谍周兴则亮相支持八派。于是，炮、八两派天真地以为上述匪干真的分别支持自己，成了他们进行内讧的棋子，双方矛盾日渐升温。4月26日夜，炮派在昆明举行十万人火炬大游行，遭八派伏击，队伍被冲乱，双方二十多万人在街头展开武斗，有200多人受伤。由于侵占云南的匪军也分成了两派，各自对炮、八两派提供武器支持，因此炮派、八派之间的武斗迅速升级，展开了热武器战斗。滇人在匪不同派系的挑拨下，陷入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性内战。

1967年6月，中共与缅甸关系恶化后，公开支持缅共叛乱。 中共积极对缅共提供军事援助，并在云南芒市成立「援缅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缅共叛乱。

1967年，中共设云南省军管会。

1968年1月，中共匪徒祸大理下关，死者上千。 到1967、1968年之交，全滇的局势是八派在滇西中心大理占优，炮派在滇东中心昆明占优，两派在云南各地形成犬牙交错之势。支持炮派的匪干赵健民为了占领大理，将一支由山东、河南人组成、兵力为700多人的中共匪军工役部队工八团编成“滇西挺进队”（简称“滇挺”），令其进攻大理。1968年1月1日，滇挺自昆明出发，西行450多公里，一路烧杀抢掠，进入下关（按：此为当代大理市区所在地）大肆施暴数日，杀害、抓捕超过1200人。当时，滇挺在下关“使工厂停工，市场停业，交通中断。打的数万群众得不到安身，失去自由，杀的到处是孤儿寡妇，数百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弄得下关地区到处是枪声、到处是哭声，一片凄惨景象。” 1968年1月21日，中共匪军滇挺完成了在大理地区的所谓“作战任务”，回军昆明。26日，匪昆明军区支持八派的部队调集兵力，在大理和昆明之间的一平浪镇黑吃黑地围歼了工八团，打死263人、俘虏400多人。此事之后，匪酋周恩来、康生、周兴趁势进攻赵健民及炮派。2月23日，善于罗织罪名的老牌匪谍康生将赵健民定性为“叛徒”、“国民党特务”、“支持炮派”，将其抓到北京。

1968年7月，中共决定清洗造反派 三大匪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达成一致，开始清洗造反派，文革结束。 毛泽东以文革自卫，但没有适当的班底可以填补列宁主义者留下的政治真空。刘少奇垮台，留下的干部仍然是一群小刘少奇。周恩来和康生的特工系统反而更加强大，比党政干部危险得多。毛泽东陷入了武则天晚年的困境，只能在恐吓和羞辱共匪干部以后，重新把他们放在原有的位置上。

1968年7月，原云南省政协委员、沧源县副县长罕富民因不满共匪暴政，携子逃出铁幕。

1968年，云南全境出现大量反共武装。 二月六日，云南梁河县境反毛反共武装力量夜袭罗卜坝匪革委会，八日，并攻击当地伪民兵队，先后击毙匪干及民兵十余人。 二月十五日，进驻云南车里的匪「军宣队」公开透露：「最近有一批反革命份子，受国民党特务支持，在橄榄坝（车里东南约十公里）骚扰，打死解放军指战员四十余人。」 十七日，云南澜沧县工农羣众二千余人，因痛恨匪减少配粮与强征余粮，持农械涌入雅口市区，展开反饥饿抗暴游行，并袭击当地匪军营与机构。 七月上旬，云南反毛反共武装游击队在临沧农场至耿马间之公路上，袭击匪军车队，毙匪三十余人，卤获军车两辆及械器一批。 九月十二日，云南雪林匪干五名，被反毛反共份子毒毙，另木忧食堂亦发生一百五十余人毛派份子集体中毒事件。 云南孟腊地区匪军一股约三百五十余人，于途经孟新郊外，遭反毛反共武装份子伏袭，匪军死伤百余人，卤获步枪七十余支，机枪三挺、手榴弹五十枚。 云南石屏、元江两地匪军两营，先后集体哗变，投入附近山区反共游击部队。 云南车里县「革委会」透露：澜沧一带发现反毛反共武装部队两千余人，由杨悴明领导，号召农民起来反毛反共。

1968年8月，中共殖滇匪酋谭甫仁对云南造反派炮派进行大清洗。 1968年8月13日，中共成立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由匪军头目林彪的亲信军头、匪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出任主任、周恩来走狗周兴出任副主任。从1968年夏天起，谭匪与康生展开合作，大肆清洗云南造反派，在较轻地打压八派的同时，重点屠杀清洗炮派。一场新的大屠杀，在全滇开始了。 1968年夏至次年，谭、康二匪在云南炮制了所谓的“赵健民特务集团案”，以大批匪军、匪干酷吏审查了138.7万人、打死1.7万人、打伤6.1万人。他们还在云南展开所谓的“彻底清理二十三种人”运动，将屠杀、残害的对象定为所谓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骨干、保长、镇长、警长、宪兵、反动会道门、劳改释放人员、劳动教养释放人员、劳改就业人员、劳教就业人员、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难以计数的云南民众被贴上了这些标签，或被虐杀、或被打伤打残、或饱受迫害。更令人发指的是，甚至有云南民众被共匪极其变态地吃掉，其中一个令人作呕的例子是这样的：“1968年6月10日，巧家县‘新店区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判农民周明太死刑。周明太立即被处死。这时，凶手杨国有等把周的心脏挖出示众。凶手彭其德把周的脑袋砍开，取走脑髓，并割去周的舌头。凶手许大发割去周的生殖器和睾丸，凶手彦家申将生殖器煮着吃了。” 疯狂的谭甫仁甚至还妄想填平滇池，于1969年发动10万人进行强制劳动，在八个月内使滇池缩小了20平方公里，然而填出的水田都是死沙地、胶泥地，无法耕种，只留下了被破坏的生态。

1968年，滇孤军李文焕部助寮国消灭寮共，并数次渗透回滇。 1968年，滇孤军的李文焕部队曾配合寮军突击寮共大本营。滇孤军的三、五军于美斯乐重组联合指挥部，并实施六次反攻云南任务，毙伤中共侵略者百余人。

1969年4月，苏联指责中共为苏联援越物资设置障碍。 苏美博弈在明处，苏中博弈在暗处。1965年9月3日，中央情报局报告：“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似乎已经明确划分了在某些特定领域内各自向北越提供军事援助。这看起来并非是合作的结果，而是反映了他们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竞争性。每个国家都在提供各自最有能力提供的东西，但没有一个尽其所能。很显然，北越觉得他们能够提供而且应该提供更多的援助。苏联的军事援助大多用于空中防御，主要是过去两个月里出现在北越的地对空导弹（萨姆导弹）装备。苏联人还提供了防空武器、精密雷达设备、一些全天候米格战斗机、8架IL-28喷气式轻型轰炸机，并且显然已经取代中国人来训练北越飞行员……在提供援助的共产党国家中，只有苏联能够提供足量的相对高级的设备。在苏联供应这些设备的同时，中国人继续并增加了他们的常规援助。中国仍然是北越地面部队所需的小型武器和大多数装备的主要来源。而且，最近他们的作用扩大了。在过去的两个月，已经进驻北越的中国地面部队此时至少在后勤支持和工程建设方面发挥了作用。” 中国人本来希望在北越建立自己独有的势力范围，最近苏联的闯入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更重要的是，中国无法向北越提供苏联那样的先进设备。7月下旬，苏联萨姆导弹在北越的出现，标志着长久以来中国试图把苏联排除在外这一努力的终结。 从二十年代的中欧到七十年代的亚非拉，共产主义终于走遍了全世界。今后的世界只剩下两类社会：挤干的橘子和挤不动的橘子。第一类没有或不能产生有效的免疫反应，已经沦为先锋队的汲取对象。第二类能够或已经完成了共同体塑造，不可能以战争以外的方式破坏或征服。边界由模糊变得清晰，捕食的速度越来越无法追赶消耗的速度。

1970年2月4日，泰国邀滇孤军参与剿灭泰国共匪。 在泰国境内，泰国共产党自1965年起开始武装暴动。在泰北地区，共匪时常流窜杀人，其恐怖活动与日俱增，甚至有数以千计的共匪盘据在险要的叭当山上，建立了所谓的“革命根据地”。泰国政府尽管多次进剿叭当山区，但都不能得手。在1970年2月4日，泰国国防部决定请孤军出兵剿灭叭当共匪，如果成功则允许孤军长居泰国、不收缴其武器、将其编为泰国的“泰北民众自卫队”。泰国军方派出了坚赛少将与段希文进行合作谈判，段希文提出此战要由孤军自己指挥，坚赛表示同意。于是孤军在经过准备后，在12月10日出兵叭当山区，以绳索攀上悬崖绝壁，突袭了共匪总部，于12日将其全歼，缴获了包括匪首列宁、毛泽东画像及中文共产恐怖主义书籍在内的大批战利品。此战，孤军牺牲78人、负伤360人，战果为击毙泰共356人、俘虏708人。此后孤军经近五个月的坚固奋战，在1971年5月7日肃清了整个叭当山区的共匪。 在叭当战役进行时，孤军已在外流落了超过二十年，且在泰北地区过了近十年相当平静的生活，许多老兵已经结婚生子。这场突然到来的战争使许多孤军将士失去了生命，孤军驻地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家家户户门前挂出召唤死者亡灵的招魂幡，披麻戴孝的孤儿寡妇比比皆是，凄惨的哀嚎和啼哭此起彼伏，昼夜不息。”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美斯乐发生了一场大火，烧毁了孤军居住的大量茅草房屋。泰国政府随后向美斯乐派出一位名叫差猜的特使进行视察，他在当地看到的场景是：“难民聚集在废墟上，这些难民面色焦枯黝黑，因为缺少营养，大人面黄肌瘦，孩子发育不良，你根本分不清他们是平民还是士兵，他们手中都有枪，失去亲人的悲痛使男男女女们咬紧嘴唇，用饱含敌意的沉默迎接特使大人的到来。”面对这种场景，差猜十分难过，于是“差猜抱起一个失去父亲的孤儿，并且当场掉下眼泪，这个细节缓和了在场难民的敌对情绪。特使双手合十，亲自为死者灵魂和妇女儿童祈祷祝福。他还逐一看望慰问了死难官兵家属，到医院看望伤兵，向他们保证政府将会给予抚恤优待。正式磋商只进行几小时就宣告结束。”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大地震，死者数万，中共拒绝救灾。 滇东南通海发生大地震，民众遇难15621人、受伤超过32431人，而中国共匪不但不救灾，反而为了故意羞辱滇人，向灾区送去了数十万枚毛泽东像章和几十万册狗屁不通的《毛主席语录》。

1970年12月17日，中共殖滇匪酋谭甫仁毙命。 一名加入过八派、正被审查的匪军军官王自正持手枪闯入谭甫仁住宅，在成功击毙了谭匪及其姘头后饮弹自尽。王自正虽参加过匪军，且是河南人而非滇人，但他施陶芬贝格式的壮举还是会被滇人铭记。

1970-1971年，为防止滇孤军与云南军民里应外合，中共于滇推行所谓“政治边防”运动。 共匪鉴于云南边境地区与缅甸毗邻，基层干部与人民在滇孤军敌后工作影响下普遍不稳，自1970年六月至1971年上半年，在云南边境各县进行其所谓「政治边防」运动，并由各县成立「政治边防办公室」专司其事 兹根据有关资料，再列举几则云南边境各县匪对「政治边防」运动推行情况之实例如下： （一）陇川县匪在边境建立所谓「政治边防战略村」，每一生产队驻匪军十余名以加强边防实力；同时利用十五岁以下少年儿童充当联络员及组训地方便衣侦察队，伪装少数民族进入缅甸侦察反共组织活动。 （二）驻瑞丽县匪军某部于一九七一年元月初指派一宋姓匪干，至该县桑海乡召开「加强政治边防工作会议」。会中要求民兵与社队干部提高警惕，防范滇孤军进入渗透。 （三）澜沧等县自1971年三月起，积极推行「政治边防」运动，防止在运动中被揪斗之干部与人民外逃，特在边境各进出路口加强巡逻，分段防守。 （四）孟海县匪在「政治边防」运动中，要求：家家成为「红哨所」，人人都是「红哨兵」；彻底挖出「九类份子」（地、富、反、右、坏、叛徒、特务、走资派、极左派份子）。并规定匪干与人民均须学习讨论「一打三反」运动等有关文件。 情况显示，共匪在云南边境推行之「政治边防」运动，是其「一打三反」运动在滇边进一步发展，企图通过提高人民之思想认识与加强边防管制，以遏阻云南人民之反毛反共活动，及防止滇孤军自外进入云南与民众结成「内外同盟」。

1971年2月21日，滞缅云南孤军唐友厚部反攻勐阿不克。

1971年6月22日，云南造反派炮派奇袭匪军中将陈康。 谭甫仁被击毙后，时任云南革委会副主任、官至中将的共匪陈康对云南造反派“炮派”残余继续清洗，残余炮派武装组织敢死队发动对陈康的奇袭，击杀陈康9名家人、6名守卫。并用手榴弹把陈康炸至重伤，陈康仅以身免。 此事导致昆明发布紧急戒严令，逮捕七百多人，枪杀上百人，共匪一侧有十余名匪干被暗杀，驻滇匪军内部连续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

1971年7月19日，云南孤军宣誓向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效忠。 1971年7月19日，泰国国王拉玛九世亲临泰北清菜府昌孔县城，在此接见了段希文、李文焕。段、李二人向泰王行了臣下对君主的跪拜之礼，从此与泰王建立了君臣关系。段希文向泰王献上叭当山之花，祝泰国国运欣欣向荣；李文焕献上叭当山之石，象征收复了泰国国土；泰王对他们慰勉有加，颁赐勋章。泰国政府信守了承诺，将孤军改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由泰国政府提供武器、军粮。孤军遂得以建设粮食生产基地，逐步摆脱对鸦片贸易的依赖。此后孤军继续配合泰国政府军剿共，到1975年3月底基本肃清了泰北地区的共匪。

1971年8月26日，滞缅云南孤军反攻孟连不克。

1971-1972年，中共殖滇匪酋周兴迫各地知青强制劳动。 1971年9月13日，谭匪的后台林彪在共匪内讧中毙命，周恩来的势力空前膨胀。当时中国共匪已恢复了云南省委，周恩来的走狗周兴遂就任匪云南省委书记，成为新的中国殖滇匪首。自1968年12月起，中国匪首毛泽东展开“上山下乡”运动，将大批青年学生驱赶至农村，成为名为“知青”的农奴。至1972年，共匪的云南农垦系统已接收了10.4万知青，其中包括上海知青4.76万人。周兴将这些知青当成奴工使用，提出了“要胶不要命”的疯狂口号，强迫知青大量砍伐云南原始森林、种橡胶树，严重破坏了生态。

1972年，云南民众于地下成立多类反共组织。 云南地区较有规模之反毛反共组织有「社会动力党」、「大河党」、「富农党」、「反共救国青年军」、「反共救国军大陆游击队」、「讨毛运动会」等。其主要斗争活动为着重于破坏活动，诸如破坏工业设施，炸毁工业机器，破坏交通运轮，发动农民抵制出售公余粮、刺杀匪干、抢劫银行、贸易公司等，以制造混乱。

1972年3月，原中共殖滇匪酋谢富治毙命。 屠杀云南人最多的共匪谢富治，也是策划燕国地区大兴大屠杀的幕后黑手。谢富治临终前，内心一直有鬼，死前喃喃自语： “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毛泽东死后，共匪内斗开除谢富治党籍，将其打成“反革命“，骨灰移出八宝山。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共加入美国包围苏联的封锁线。 毛泽东反对苏联，发动文革，都未能彻底消灭卧榻之侧的党内列宁主义者，也未能培养出保全自己遗产的干部班底。随着东亚大陆的资源损耗，他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外交，为他提供了最后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华盛顿－北京的机会主义联盟不仅解除了苏联的外部威胁，也切断了党内列宁主义者重新投靠苏联的渠道。北京投入西方阵营，导致了日后的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华盛顿－北京联盟导致莫斯科两线作战，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

1972年，泰共“人民解放军”在泰国境内成立最高司令部。 泰共在泰国的东北部、北部、中部、南部各府加紧进行武装叛乱。泰共游击队的队员，身穿中共共军装，胸前佩带毛像的徽章。武器方面，使用的是中国兵工厂所制造的步枪、机枪、迫击炮与火箭炮。1974年12月10日，北京广播「泰共中央关于建党三十二周年的声明」说:「只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赶走美帝、推翻反动政府。」叫嚣以武力推翻泰国政府，建立「新人民泰国」。 据泰国政府历年公布的资料统计，到1975年为止，中共支持泰共成立「泰国人民之声电台」(设立云南省内)、「泰国人民联合阵线」、「泰国民主爱国阵线」、「泰国独立行动阵线」、「泰国联合爱国阵线」、「泰国劳工联盟」等组织，这些组织并在北京设有「代表处」，都直接受中共主持国际统战部门「对外联络部」的指挥。在中共指挥下，上述泰共各种组织的头目，已有六十五名先后前往设在北京和重庆的“马列学院”受训，学习所谓「毛泽东思想」。他们返回泰国东北部之后，负责训练当地泰共武装游击队。中共并经常派遣干部和特工人员潜入泰共盘踞地区，充当泰共游击队的「指战员」和「军事干部」。

1973年，原云南元首卢汉病逝。 龙云被批斗之后，卢汉更为谨小慎微，完全成了行尸走肉。毛泽东曾因此阴阳怪气地当面羞辱卢汉说：“你在云南‘起义’，为人民立了大功。你抗了日，又‘起了义’，晚年能这样就不错了。你就是黄花晚节香。”由于过度小心谨慎，卢汉竟逃过了文革的冲击，于1973年病死，时年七十八岁。

1973年，原滇孤军领袖李弥因心脏病逝世于台北，享年七十岁。

1973年12月29日，中共匪帮绑架谋杀云南圣徒王志明。 王志明，滇东北武定人，苗族，1907年生，于1924年毕业于英国内地会在武定的教会学校，其后在教会学校教书、在当地宣教。1944年，他就任武定地区教会会长，先后使5500多人归主，并编译了苗文的《颂主圣歌》。1951年，王志明被按立为牧师。当时，中国共匪已侵占云南，强迫宗教人员参加人迫害人的所谓“批斗大会”，王牧师坚定地表示：“我的手曾为众多信徒施洗，不可用来沾染罪恶。”恼羞成怒的共匪就判他“劳改”，但他在“劳改”之地仍坚持带领弟兄姊妹聚会。 1969年，王牧师与21名教会同工被捕，中国共匪给他们罗织的罪名是“死不悔改，继续从事宗教间谍”。1973年12月29日，共匪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对王牧师进行羞辱、折磨，其后用刺刀残忍地绞碎了他的舌头、将他枪杀，王牧师由此殉道、荣归主怀。据一位教友回忆，“王志明牧师被带到刑场时，面色红光，极其的喜乐；他面带微笑，面对众人。”1998年，英国伦敦西敏寺安装了10名殉道者的雕像，其中就包括王志明牧师。

1974年9月，云南孟连地区匪公社粮仓多被反共知识青年纵火焚毁。

1975年4月，越共吞并越南共和国，随后外交倒向苏联。

1975年4月，中共扶植波尔布特之红色高棉政权侵占金边，随后灭绝了柬埔寨四分之一人口。

1975年7-8月，马伯华于沙甸率义民起义，毙匪军中将唐天际之子唐双津。中共殖滇匪酋周兴因惊吓毙命。 匪酋周兴对云南伊斯兰教的迫害，则更为血腥残酷。滇南的个旧地区有庞大的回民小区，当地的沙甸村有规模很大的清真寺，于1965年被共匪四清工作队强行关闭。文革中，沙甸民众支持炮派。在文革于1968年结束后，有500多名各族炮派民众来到沙甸避难，受庇护者中包括原滇军军人。1968年12月，中共匪军派出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占沙甸，变态地强迫回民学猪爬、学猪滚、学猪叫，对村中140多户富户进行抄家、驱逐，“小小的沙甸村就有两百多人遭到惨无人性的批斗，捆绑吊打。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一名滇回兄弟被强迫把猪头挂在脖子上，并要他用舌头去舔，这位兄弟不肯，便遭毒打。”“1969年1月30日的一次大会上，共军强迫60多位滇回男女挂上黑牌游街批斗后，把他们押到一个厕所旁，强迫他们学猪用嘴拱厕所墙，学猪爬，学猪叫，又强迫50多名兄弟姐妹学猪滚，从十多米高的坡上往下滚。一位有孕的云南回族妇女都没有放过，致使这位尊敬的母亲学猪滚后当天流产身亡。还有一位年近90的老者被施行拔胡子刑罚。” 1972年8月，匪军宣队终于撤离沙甸，只留下了哀鸿遍野的民众。愤怒的沙甸回民于1973年10月打开了当地的金鸡寨清真寺，又于1974年2月打开沙甸大清真寺，恢复了伊斯兰教礼拜活动。1974年3月，一批共匪民兵闯入沙甸，枪杀了数名百姓，沙甸人遂开始组织民兵进行自卫。当时，中国共匪正发动针对林彪的“批林批孔”运动，共匪在云南派出的“批林批孔工作队”宣布要“批清真寺”，沙甸小区领袖马伯华便率当地民众代表团前往北京，试图“上访”解决问题。1975年5月，匪酋周兴准备让匪军进驻沙甸，对北京方面无中生有地表示“沙甸有核武器、新式武器，有电台，有后台”，“沙甸派人联系苏修”，“沙甸要建立伊斯兰共和国”。7月，沙甸民众代表团与中国共匪中央的谈判破裂，匪酋王洪文表示如果沙甸再不让匪军进驻就要“打土围子”。该月15日，马伯华返回沙甸，做出了死守的准备。 1975年7月29日，在匪酋毛泽东、邓小平的命令及周兴的执行下，中共匪军强攻沙甸；沙甸民兵展开激烈抵抗，其后附近也有不少民众赶来支持，壮烈的沙甸起义爆发。经过连日血战，到8月4日，马伯华英勇牺牲，起义惨遭镇压，匪军在同一天残酷屠杀了投降的沙甸老弱妇孺150余人，甚至有老人被匪军以捆上炸药炸碎的方式虐杀，沙甸附近的一些回民村庄也惨遭匪军镇压。此战是云南第三次反恐卫国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沙甸等村以回民为主的各族云南民众牺牲1600余人、伤残近1000人，匪军被击毙130余人。为了镇压这次起义，匪军投入了上百门152毫米榴弹炮，其炮弹消耗量堪比1948年的徐蚌会战，匪军中将唐天际之子唐双津也被沙甸义军击毙。亲临前线的匪酋周兴目睹了炮击和血腥的场景，从此一病不起，于三个月后病亡，匪干贾启允继承了匪云南书记。

1975年12月，寮共夺取寮国（老挝）政权。

1976年9月13日，云南造反派八派领袖黄兆其策划反击列宁主义政权。 1976年9月，中国初代匪首毛泽东病亡。10月6日，北京发生怀仁堂政变，毛匪的继承人华国锋联合老匪酋们擒获了匪中央的毛派份子。13日，云南八派领袖黄兆其及云南文化局干部夜郎人涂晓雷密会，商议“搞蔡锷式的起义”，“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因北京毛派快速覆灭，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1977年2月，匪酋安平生出任匪云南省委书记，开展“揭批查运动”大肆清洗八派。至1978年底，云南“受审查的有150多万人，其中5万多人被判刑劳改，15万多人受党纪、政纪处分”。1982年，黄兆其、涂晓雷分别被匪判刑18、14年。一段滇人利用共匪内讧展开斗争的历史，就此翻过了。

1977年，滇黔边界、滇藏边界出现反共游击队。 云南、贵州两省之深山森林地区，反共游击队十分活跃，匪军束手无策派兵进攻连遭失败。匪「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因无法达到清除反共游击队目的，曾于1977年八月间下令纵火烧山，企图迫使游击队离开山区，但每次烧山，大火蔓延数十里，山区农民遭殃，农作物多被烧，而游击队行踪飘忽，匪军不能获致预期效果，反而引起民众愤恨，部份匪军亦表同情。 在滇、藏公路担任运输之匪汽车队，于1977年八月间曾两次遭到反共武装袭击，约有百余辆汽车所载货物被破坏，使共匪运输人员视此路为畏途而拒绝出动，致运输停顿达半月之久。据滇省匪交通系统职工透露，该反共组织活跃于滇藏边境之横断山和伯舒拉岭一带，而且拥有武装。是由一向在滇藏边区活动之反共行动队，以及由滇省逃亡「四人帮」党羽联合组成，近来有不少被迫下放滇省西南边区之匪「复退军人」、知识青年、流亡饥民等加入。

1978年5月30日，泰国政府决定对滇孤军剿共阵亡将士家属及负伤者授予公民权。 泰国政府正式决定，对孤军阵亡将士家属及负伤者直接给予公民权；对其余人发给居住证，住满五年可入泰国籍。段希文向孤军将士们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演讲，说道：“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中国人，我们是大仁大德的泰国国王的忠实臣民。我们不再漂流，我们的土地就在脚下！我们的任务是盖房子，重建家园！盖最好的住房，铁皮顶，砖瓦房，楼房，琉璃瓦，不许搭草房！谁搭草房我就掀掉它！云南人住草房的流浪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一幕的近千年前，泰国的源头景陇金殿国曾向段氏大理朝贡，是当时云南封建体系的一部分。其后近一千年里，云南遭到了中国侵略者的轮番蹂躏，泰国则逐步壮大为强盛的民族国家。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共匪入侵，云南又一次沦入黑暗，在外漂泊的云南孤军成了没人要的孤儿。在他们漂泊了二十多年后，由近千年前的云南封建体系成长出的泰国接纳了他们。大理皇室后裔段希文向泰王称臣的一幕，一如近千年前景陇金殿国王向段皇称臣的再现，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浪漫。当云南孤军被泰国接纳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真的回家了。

1978年3月，云南反共义军爆破景洪地区之车里大桥。

1978年，越共与中共决裂，与苏联结为军事同盟。

1979年，中共遣军侵越共。同年，苏联侵阿富汗，越共伐红色高棉。 中国匪首邓小平为救援其盟友、在反人类程度上登峰造极的柬埔寨共匪，派兵进攻与赤柬交战的越共，大举入侵越南。此战，中共匪军大量以滇人、桂人为兵，死伤2.2万人，又对伤者无情抛弃，不给养老待遇。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参与这场战争的滇人老兵在进行着维权活动，这是中国侵略者继蒋介石之后又一次将滇人变成炮灰的罪行。 毛泽东的绑架策略暂时保护了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和追随者。尼克松冲击波夺走了他在阿尔巴尼亚和第三世界的最后几个支持者，江青和波尔布特的垮台结束了毛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挑战。列宁主义复辟政权在邓小平身上找到了第二个刘少奇，在陈云身上找到了第二个周恩来。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苏联模式的干部党领袖和意识形态政策制定者，周恩来和陈云是行政事务和经济政策的负责人。“拨乱反正”意味着列宁党试图恢复干部党的严格管理和计划经济的劳动纪律，但毛泽东已经提前堵死了重返苏联乳房的道路。苏联输出革命的主战场已经移到印度支那和阿富汗，没有余力资助其他地方。印度支那和阿富汗占据了曾经属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生态位，容不下回头的浪子。复辟政权除了迎合美国的保护和资助以外，已经无路可走。

1979-1980年，中共对云南严格推行一胎化“计划生育“。 针对人的技术，普遍带有邪恶性。中共匪帮将人类当作科学分析和经营的对象，产生了将其整个寄生之东亚文明毁灭的巨大危险。婴儿变成了共匪官僚的计划指标而非上帝或真主的礼物，实质就是把人类变成丧失基本生命冲动的家畜。晚期文明一旦发展到把人类当作科学管理的对象时，其统治之人口很容易在未来通过各种方式被消灭。苏联过度运用管理人类的科学，成功将自身耗干，并毁灭了俄罗斯文明的未来。能够抗拒中共格式化技术的人民，才有资格在未来东亚文明毁灭之际保存方隅。

1980年，中共允许滞滇之沪人返乡。 1978年底，中国共匪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匪首邓小平上台，共匪的“改革开放”开始。与此同时，大量不甘受奴役的知青在云南以罢工、卧轨、自杀的方式请求回乡，使知青返城的风潮从云南迅速蔓延到东亚大陆各邦。1980年，中国共匪见已无法控制知青，遂正式停止“上山下乡”。不少上海男知青曾与云南本地女子结婚，至此抛妻弃子回沪，使云南出现了许多找不到爸爸的沪滇混血儿。这一由中国共匪一手制造的人间悲剧，在此后十多年里成为了云南的重要社会问题。1994年，云南拍摄了反映这一问题的电视剧《孽债》，其主题曲哀伤地唱道：“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又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1980年6月18日，滇孤军领袖段希文逝世。 段希文因心脏病去世于曼谷披耶泰医院，享年六十九岁。人格高尚的段希文不但在孤军中威望极高，也备受泰国政界景仰。据记载，他去世后的情形是： “泰国前总理江萨上将亲临披耶泰医院，向段希文遗体告别。江萨上将望着静卧在鲜花丛中的段希文，悲哀和感慨使他忘了传统的礼仪，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伸出一只手，抚着段希文的肩膀，许久许久，默默无语。 “7月14日，段希文的公祭在美斯乐开始，数以万计的人群冒着大雨从缅甸、泰国、寮国赶来参加葬礼。公祭延续了15天。” “7月24日，举行葬礼。泰国前总理江萨上将和十多名泰国将军专程乘直升飞机抵达美斯乐山上参加葬礼。江萨和夫人、炳总理及其他十余位泰国高级将领献了花圈。江萨将军还把他最喜爱的一支烟斗供在段希文灵前。送葬的队伍长达两、三公里，4000多人冒雨送行。” 1982年，段希文的陵墓希公陵在美斯乐落成，墓园中刻有这样一篇文字：“盖闻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既足典范永宜，特加表扬，留为后人效法，不可磨灭。然则营建希公陵园，慎重其事，其亦纪念留传之意欤。” 在段希文于1980年去世后，他的参谋长雷雨田继任了第5军军长，孤军元老钱运周出任该军参谋长，第3军则仍由李文焕任军长。雷雨田、李文焕两人地位平等，将孤军带入了又一个时期。

1981年2月—3月，滇泰联军肃清考科-考牙山区域共匪，俘匪首吴沙沙金。 1980年时，泰国共匪武装在泰国中部地区逐渐猖獗，于考科-考牙山设置了泰共所谓的“中央政府”，其匪首吴沙沙金极为凶残，曾参加过越共和赤柬，是个双手沾满东南亚民众鲜血的共产恐怖分子。当年11月，泰国政府令孤军出兵考科-考牙山。1981年1月，泰国政府派出精锐部队黑虎师的1600人，联同乘坐运输机抵达泰国中部彭世洛的孤军400人一同出击，开始进剿考科-考牙山，孤军进剿部队的前线总指挥为钱运周、突击队长为米增田。到那时为止，孤军已离开云南三十多年，许多老兵都已有了儿孙，不少孤军官兵都是年轻人。此番担任突击队长的米增田，就是一位骁勇的年轻军官，也是第5军的一名团长。 1981年2月16日—3月8日，孤军与泰国政府军一同剿灭了考科-考牙山的共匪。在这次作战中，孤军牺牲26人、负伤56人，米增田所率的突击队俘获了匪首吴沙沙金，将其捆在担架上押送。然而在押解途中，有一批泰军试图抢夺吴沙沙金这个巨大的战果，导致孤军与泰军互相射击，一名泰军少校营长被打死，吴沙沙金则被泰军夺去。 这次火并过后，参加考科-考牙山之战的孤军部队回到了泰北驻地。到了1981年底，泰国政府准备追究孤军打死泰军营长的问题，雷雨田主张配合调查，以米增田为首的少数少壮派军官对此极为不满，密谋兵变推翻雷雨田。少壮派们找到了钱运周，试图拉他入伙。一道难题，摆在了钱运周面前。 钱运周曾做过李国辉的参谋长，是开创孤军的元老之一。少壮派们认为如果能拉他入伙，就能获得很大的声势。钱运周明白孤军的安定生活来之不易，如果贸然兵变将引起巨大灾祸。为此，他像高泰祥、沙定洲、万彩莲、杜文秀那样决定牺牲自己，先是加入了少壮派的密谋，而后在密谋还未扩大时就故意公开打出兵变旗号，结果大部分孤军都没有响应，只有米增田等数十名强硬派官兵跟随。对此颇有默契的雷雨田在与李文焕达成共识后，含泪下令“消灭叛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火力镇压了这场所谓的“兵变”，钱运周、米增田等人全部战死。事后，孤军按照阵亡将士家属的待遇为这场“兵变”死者的家属提供抚恤，泰国政府也不再追究营长被打死一事。

1981年，滇孤军退出鸦片贸易，在泰北定居地建成了多种农业种植产业。

1981年4月，蜀、黔、滇交界处，有近千名「复、退军人」及青年，在金沙江流域及蒙山一带各县，袭击匪地方机构，并爆破粮食及截取水、陆运粮船、车。

1982年3-7月，云南勐海地区群众声索民主权利。 自云南勐海地区伪政府借口展开清扫海外进口黄色录音录像带以来，严禁收听流行歌曲唱片及录音带，一般青年甚为反感，常借故表示彼等之不满，至七月五日，有勐海农场知识青年陈进忠、张国耀等人集合场青年学生五百余人，在伪勐海县委门外游行抗议，高呼「要人权，要民主，要自由」等口号。

1983年3月，云南勐海砖瓦厂爆发大罢工。

1983年3月，中共于云南开展“严打“活动。 1983年3月至次年7月，中国共匪在云南展开新一轮大屠杀，发动了残酷的“严打”运动，以“投机倒把”、“走私”、“毒贩”等罪名在全滇逮捕4万人以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惨遭杀害。此后，中国共匪又在1984年8月—1985年12月、1986年4—10月相继发动“严打”的所谓“第二战役”、“第三战役”，将更多滇人逮捕、杀害。当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共匪一方面允许云南社会中出现有限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又在“严打”运动中以“投机倒把”、“走私”之类的罪名，对善于营商、跑马帮的滇人横加杀戮，可谓卑劣至极。

1983年，滇孤军共有13750人入籍泰国，台湾艺人罗大佑根据孤军故事创《亚细亚的孤儿》。 1983年时，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在得知了孤军的遭遇后，曾写下歌曲《亚细亚的孤儿》。事实上，不但孤军是亚细亚的孤儿，1949年后的整个云南也是一个更大号的亚细亚的孤儿。这首歌所唱的，正是孤军乃至整个云南最为真实的写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1983-1985年，中共殖滇官员普朝柱推行“两烟政策”。 普朝柱通过扶持烤烟、卷烟产业，课以税收，部分程度恢复了毛共时代元气大伤的云南经济。但本质不过是满清殖滇时代云南铜矿业的复刻版本。邓小平体制的本质是，列宁党干部成立若干政策性地方公司，以发展GDP与追赶四小龙为政治任务，由此产生的奴隶制诸侯经济竞争，构成改革开放的核心机制。

1984年4月2日，云南下关市大汽油站出现特大人为纵火案。 云南下关市大汽油站被人纵火，发生爆炸事件，共烧毁住家三千余户，烧死二百余人。事后据当地民众反映，此次纵火事件系由反共组织先行掀起暴动，复因当地市民不满中共中央政策，干部欺压百姓，日久积怨而一触即发，群起加入暴动，乘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1984年，滇孤军逐步向泰国政府交出武器，转化为农民。

1985年9月10日，云南勐海地区匪警绑架反共组织“团结一心”成员。 伪云南省勐海县公安局于黎明农场勐遮分场，破获「团结一心」反共组织，当场逮捕涉嫌职工三十七人，其中二人并被扣以「暗中组织帮会」罪名，判处徒刑。据悉，该一组织成立于七十一年八月，云南澜沧「勐宾煤矿」工人，因不满中共暴政迫害，动辄遭到离、调职处分，乃暗中组成「团结一心」反共组织，集体采取罢工、停工及请愿等行动，由于普受工人支持，因而发展极为迅速，目前该组织成员多至三千余人，范围遍及云南全境。

1985-1986年，国际油价暴跌，苏联外汇收入腰斩。

1986-1990年，中共为扩大税收逐步引进香港式土地财政制度。 中共国引进香港式土地财政制度，短期通过土地财政解决了财政收入的燃眉之急。长期制造了无数的地方债，以及高房价-高杠杆-高债务的恶性循环，并导致各地农村逐渐空心化。斯托雷平时代的俄罗斯扶持富农甚易，叶利钦企图模仿，十年不成，全因农民传统已毁，不复以拥有土地为自豪。青年心向城市，弃农村为养老院。农民为生育主力，非如城市依靠移民，农荒则俄民族将灭绝。中共模仿俄罗斯将农民工倾注入城，廉价劳动力为中共国经济增长之秘诀。俄之原料尽则俄亡，中之民工尽则中亡，二者皆在一代之内矣。

1986年7月，中共匪警绑架“自由共进会”反共组织成员。 据悉，该组织负责人叶志成系复退共军，在思茅某党工厂任保术员，所属成员分布极广，主要在思茅县一带活动。该反共组织拥有武器、爆破器材和文件，并订有行动纲领，以联络及吸收各阶层反共人士共同推翻共产集政。目前叶某已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成员亦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986年，云南民众向中共政权申索民主权利。 云南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等院校的2000多名学生，高举“民主万岁”和“自由万岁”的标语牌，在昆明市举行示威游行，并进军到云南省委大楼。

1987年2月，楚雄地区匪警绑架“彝族民族解放阵线”反共组织成员。 匪楚雄州禄丰县公安局在一平浪矿场发行「彝族民族解放阵线」反共组织，并逮捕涉嫌份子三十余人。该组织曾计划于本年11月底发动示威，鼓动当地民族参加争取「民族自治权利」行动，查惟因事机不密而遭中共侦破。

1988年11月，云南澜沧、耿马一带发生强震，台湾元首李登辉倡议台人捐款救灾。

1988年，云南多地工厂工人因抗议物价上涨而罢工。 「求胜铜矿厂」二百余名职工，因不满待遇太低无法应付现行之物价高涨，集体罢工以示抗议。「昆明机床厂」职工因每月工资不足以应付日益飞涨之物价，举行集体罢工，并至该厂厂长办公室示威抗议，要求调整工资。据息，该一罢工事件已引起广大回响，目前云南天然气化工厂、云南纺纱厂以及昆明钢铁厂职工亦积极酝酿中。

1989年，云南民众向中共政权申索自治权，为中共镇压。同年，滇籍军人汪卫军策划反正失败。 1989年，欧亚大陆上的共产主义政权纷纷遇到了民众的大规模反抗。在被中国共匪控制的地方，情况也不例外，各邦民众的反抗以图博拉萨、幽燕北京、巴蜀成都最为激烈，三地先后在这年3月7日、6月3—4日、5日遭遇了匪军的大规模屠杀。在遍及欧亚大陆各地的1989年反抗中，云南人也做出了行动。在这年5月3日晚上，昆明有600名学生宣布罢课游行，次日其人数扩大到上千人。5月18日，近两万名云南各行各界民众响应学生的号召，于昆明东风广场静坐示威，大理、保山、曲靖、昭通等地的学生、民众也群起响应。在抗争中，云南民众提出了震撼人心的三大要求：“1、要求民族政策宽松，要求中共彻底检讨四十年来对待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误。2、要求信仰自由，甚至是为沙甸事件彻底平反。3、要求云南拥有地方自治权。”6月4日，中国匪军在北京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六四屠杀”后，在云南出动了昆明军区警卫团进行暴力清场，并在全滇大举出动军警，将滇人的这次起义残酷镇压。 这次起义期间，有许多滇人投身于更进一步的行动。1989年底，中国共匪匪警在昆明的某处岩洞内发现了一个名为“振昆学运分队”的组织在制造大量宣传品。陇川的中学生则组织了反抗中国共匪的“云南青年民主团结党”。在潞西县，有一个搜集爆炸品和枪支弹药的地下民兵组织被共匪镇压。在曲靖河口，由一名夏姓女性领导的一支民兵武装制作了爆炸品和宣传品，于1990年3月惨遭中国共匪镇压。云南的反抗者并没有被血腥的镇压吓倒，甚至因此走向更勇武奋进的道路，高呼“向罗马尼亚看齐”，以响应当时罗马尼亚正在进行的伟大武装革命，宣传东欧共产政权的瓦解。 此外，那时还有一个名为汪卫军的滇籍军队文职人员谋划反正，他联系了一名匪军师长，决定从蒙自起兵讨伐中国匪首邓小平，誓言做“新时代的‘小蔡锷’”。在昆明民众进行大规模示威时，汪卫军来到昆明，认为局势有利，向那名师长发出了“立刻发兵”的电报，但电报被试图观望形势的昆明邮电局邮电员扣押。后来，匪酋江泽民前往云南亲自处理此事，汪卫军遭那名邮电员出卖，那个匪军师长则撇清了自己的关系，致使汪卫军被判刑10年。汪卫军虽出自匪军，但他受蔡锷影响作出的弃暗投明义举，仍会被滇人记住。 当时，还有滇人与台湾政府展开合作。1989年4月，旅滇上海男性赵忠祥与云南女子杨韬在昆明结识，组建了力图联合台湾、推翻中国共匪暴政的革命组织醒狮救国会。（按：随着中华党国首脑蒋介石、蒋经国相继病死，出自台湾本土派的李登辉总统于1988年上台，台湾民众开始逐步成为“中华民国”这一政权的主权行使者，宪制意义的中华民国台湾正式形成。）同年9月，赵、杨两位义士离开云南，与台湾政府取得秘密联络，分别被授予台军中校、少校军衔。10月，在台湾政府工作人员的护送下，两人携活动经费、器材来到西双版纳，在当地发展组织，并准备前往昆明、上海展开进一步行动。1990年11月，赵忠祥、杨韬等4名义士不幸被中国匪警逮捕。他们的壮举，谱写了滇、沪、台三国一段联合抗中的历史。

1990年4月，为针对云南群众之游行抗争，中共殖滇机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

1990年5月，西双版纳傣人因抗议中共强征土地供作橡胶生产爆发冲突。

1990年，苏联外汇枯竭，国内爆发全国性欠薪。

1990年，云南总和生育率（TFR）降低至更替水平（2.1）以下，为1.9。

1991年3月，云南瑞江农民因抗议公粮征收惨遭匪警镇压。 云南瑞江农民五百余人因久早导致农产欠收，于今年三月间上街游行要求减缴公粮收购量，结果未获当局正面响应，反调动军警镇压，在冲突中，农民当场被打死九人、伤十五人，另有十八人被捕。

1991年5月，台湾元首李登辉宣布废除中华党国于台强推之“动员戡乱时期”，放弃“武力统一”主张。

1991年，苏联解体。 苏联在八十年代末叶的突然溃败，超出了所有各方的预料，然而就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宪制模式而言，只能认为极其自然：列宁主义以社会的敌人自居，企图以最快速度砸烂坛坛罐罐，将所有资源投入世界革命，导致下一步革命的难度大大增加。斯大林主义为了克服更加强大的免疫机制，必须将颠覆和突袭升级为长期的战争，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军事相关产业。列宁主义继承者在看得见的国家层面必然比看不见的社会层面强大得多，引起的对抗自然会超出境内社会能够支持的限度，差额只能靠不断扩大捕食对象来解决，扩大的边界一旦停滞，就是灭亡的开始。 冷战结束以后，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国家失去了统战价值。国际社会不再需要南斯拉夫填补哈布斯堡帝国留下的真空，也不再需要中国填补大清帝国留下的真空。冷战自由主义衰落，认同政治上升。东欧各国民主化以后，顺利加入了威尔逊主义的国际秩序。俄罗斯无法从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陷入孤立。北京在政治上继续依托远东冷战结构，在经济上日益依附国际资本主义。两者的内在冲突，愈演愈烈。

1992年8月，中共武力镇压平远街毒阀。 随着时间进入1990年代，云南的社会生态持续恶化。在中国共匪的暴政下，云南民众普遍贫困、感觉不到希望，不少人因此沈沦堕落，社会中毒品与艾滋病日益流行。滇南的个旧是云南毒品、艾滋病问题最严重、最高发的城市，其重要原因是当地原本矿产丰富，却在中国共匪的竭泽而渔式开采下被掠夺一空，民众因此无以为生。在滇东南的文山平远街，当地毒贩、黑帮众多，较大的暴力事件在1990年有81起，1991年高达130起。在1992年3月，连共匪的文山州政法委副书记都被当地毒贩打死了。同年8月，共匪出动了3000余名武警，在与装备重武器的毒贩激战后攻下了平远街。

1992年10月，玉溪回民马镇平率众抗争中共，匪军死者十余人。 云南玉溪回民马镇平，组织该县不满共党专政与共产制度之回族，展开抗争活动。当地武警部队进行镇压时，与抗争回民发生武装冲突，持续约五日之久，嗣经西双版纳军分区三五〇一一部队派兵一连支持始告平息，有十余名共军于冲突时死伤。中共为防止事端扩大，仅称此系少数回族不法分子蓄意滋事所造成，予以淡化处理。

1993年5月，云南景洪县多地工人组织抗议活动。 云南景洪县农业总场、机械厂、化肥厂、橡胶厂等部分青年工人，集会抗议干部以权谋私，挥霍公款，经大批武警和民兵包围下，群众被驱散。

1994年5月2日，云南峨山县马家营村之回民因抗议计划生育暴政与匪警爆发冲突。

1996年3月，台湾举行首次总统直接民选，李登辉当选，成为首位民选台湾总统。

1996年，中共军恐吓台湾，为美国所止。 台湾危机重新启动了沉睡已久的军备竞赛，预先断送了市场列宁主义自发演化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机会。北京由此体会到没有苏联可以背叛的灾难性后果，看清了美国秩序当中没有自己希望和需要的位置。

1996年7月，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世界国家签署瓦森纳协定，对俄罗斯、中国等国家推行出口管制。

1997年，中共以“一国两制”为饵，合并香港自由市。

1999年5月，台湾元首李登辉提出肢解中国之“七块论”计划。

1999年，中共逮捕滇商褚时健。 褚时健是云南华宁人，于1979年10月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经过十八年的努力，褚时健与该厂员工共同将其发展为亚洲最大的卷烟厂，其生产的红塔山牌香烟享誉东亚。褚时健因此被人称为“亚洲烟王”，于1993年成立了红塔集团，涉及造纸、能源、金融、交通、医药等多种产业。1999年1月9日，中国共匪给褚时健罗织了“贪污”罪名，将他判处无期徒刑。此后经过减刑，褚时健在坐牢12年后于2011年出狱、2019年病死。他的故事表明，在中国的统治下，滇人不可能真正发展起自己的实业。

1999年，江泽民镇压东亚各地之法轮功。 中国匪首江泽民的另一罪行，是对东亚大陆各国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法轮功是个和平的宗教组织。1997年，法轮功创立者李洪志曾亲自来到云南传教。到1999年，云南已出现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同年，江匪丧心病狂地对法轮功展开大规模镇压，以包括活摘器官在内的恐怖方式大量残杀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99年7月—2017年7月间，云南就有至少49名法轮功学员被共匪惨杀。而在近年来，中国当局仍在持续残害云南的法轮功学员。

2000年，李文焕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2001年1月，蜀人黄跃全与沪人阮国权计划于缅北成立武装“缅甸民主联盟军”，为匪警所捕。

2001年4月1日，中共军机在南海上空撞击美国军机。 中美的摩擦随着苏联解体，在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和撞击事件后，降至冷战结束后的冰点，然而同年发生的九一一事件以及中国加入世贸，令中共政权再次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

2001年，中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匪首邓小平于1994年退出政事，于三年后病亡，新一届匪首江泽民的时代开始。江匪时期，中国共匪继续以打击“走私”的名义迫害滇人、抢夺滇人财物。人称“蛤蟆”的江匪一边以“闷声发大财”的方式投身国际贸易、欺骗自由世界，于2001年主导中共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边又严酷打击云南企业，逮捕褚时健等滇商。 苏联解体恢复了一战以前的全球化格局，只是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威尔逊主义体系取代了英国的自由主义－殖民主义体系。列宁复辟政权可以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将散沙劳动力出售给世界市场。九十年代的改革反映了权力结构的发展趋势，继续以避重就轻为主要原则，巩固接近中央和核心的组织，遗弃基层和外围的组织，部分引进了桑弘羊和王安石的技术，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托勒密社会主义”，将国家机器变成了盈利活动的主体，尽取地方膏脂充羡余，应验了聚敛之能臣、财聚则民散的古训。地方民政机构涣散，中小城镇社会解体。《东京梦华录》和《金瓶梅》时代的消费性第三产业取代了斯大林主义的废旧工业，重现了蔡京承诺的丰亨豫大之盛。 市场列宁主义意味着东亚、内亚居民分为两个社会：有组织的列宁主义者和无组织的劳动力。无组织劳动力属于世界市场外围，得以避免张献忠社会应有的命运；有组织的列宁主义者向散沙劳动力征收组织红利，得以避免张献忠社会应有的命运。无组织劳动力包含了廉价的意义，但不限于廉价：待遇是权利的外围，而权利则是组织资源的外围。自由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团体应该为苦力的命运负责，社会主义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应该为苦力的命运负责。显然，双方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只要莫斯科的原材料仍然能够出口，俄罗斯就能在威尔逊体系之外继续存在；只要北京的无组织劳动力仍然能够出口，中国就能在威尔逊体系之外继续存在。 二十一世纪初，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达到最高峰。世界贸易组织为东亚人力资源的出口提供了方便，经济融合的发展遮蔽了安全困境。前者源于无组织劳动力，后者源于列宁主义残余。

2001年，中共殖滇匪酋李嘉廷因贪污受贿被捕。

2002年，中共殖滇匪酋高严因贪污受贿外逃。

2004年5月，荆楚籍民主运动人士彭明被中共从缅甸绑架回滇。 彭明支持“中华联邦主义“，并计划在东南亚策动武装反抗。

2007—2011年，中共匪干仇和于云南兴建负债式基建。 2002年，江匪下台，新一届中国匪首胡锦涛上台。在胡匪时代，中共国到处投建大而无当的基建、疯狂强拆。在云南，于2007—2011年间任匪昆明市委书记的狗官仇和，更是把昆明变为一座“拆城”，丧心病狂地“要求所有公务员包括事业单位的带头拆，不拆就‘回家’，将严厉问责，一些单位为完成任务，要求职工一律拆除，否则立即开除公职。”好大喜功的仇和曾在昆明大量浪费民脂民膏，一年种树300万棵，结果一个冬天基本全都冻死。

2008年4月20日，麻栗坡县猛洞乡洒西村钨矿开采区农民抗议，遭血腥镇压。 至少造成1名村民死亡，5名村民重伤。

2008年7月19日，孟连县勐马镇勐啊村傣族胶农抗议，遭到暴力镇压。 数百名村民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弹弓等器械自卫。匪公安、武警向民众开枪，导致两人当场死亡，十多人受重伤。匪受伤多人，车辆数架被毁。 事件发生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两周，消息被严密封锁。 胡锦涛政权借举办奥运的机会欲洗白中共国际形象，但在当年，共匪血腥镇压西藏抗议，早已暴露出北京奥运与纳粹德国的柏林奥运相同的性质。事前2008年7月11日，殖民当局早借奥运的维稳契机，给胶农扣以「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派出上千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武警驻扎勐啊村待命。

2010年，云南大旱。 云南大旱缺水，中国共匪中央仅向云南拨出了聊胜于无的1.55亿元，全无共匪推行强拆暴政的势头。

2012年4月，云南丽江永胜县维权群众与匪警爆发冲突，致匪警死伤16人。

2012年5月，巧家县义民自杀式攻击殖民当局办公楼。 一位农民因为反对强行征地和赔偿条件，对共匪人员和设施实施了自杀式攻击。

2012年，滇孤军领袖雷雨田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2012年，中共匪首习近平上台。 2012年以后，北京放弃了长期的韬光养晦政策。融入世界，此路不通。苏联的经验证明，共产主义的结束意味着帝国的解体。北京结束暧昧，做出相反的选择。只有共产主义统治才能维持帝国，只有帝国才能延续共产主义统治。斗争沿着帝国边缘展开，从钓鱼岛、台湾海峡到南中国海。东亚大陆的结构性重组，已经无法避免。

2013年5月，云南昆明群众游行反对安宁市有严重污染性之PX项目建设。 期间，中共昆明政协委员胡开林声称：“再不进行社会经济大跨越，云南省与昆明市有被开除国籍的趋向。”

2013年9-10月，习近平谋求建立名为“一带一路”之挑战自由世界之大陆体系。 中国统治核心决定结束韬光养晦，首先体现为侧翼包围的战略构想。中国自身就是苏联在欧洲失败后，在远东侧翼包围帝国主义的战略产物。中国通过地方军阀、分裂势力和知识界的统一战线，实现了侧翼包围国民党的布局。中苏决裂后，中国经营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就是故伎重演，企图侧翼包围苏联。今天，中国领导人涉及了“一路一带”方案。一路是中国到西亚的中亚陆路，一带是中国到西亚的印度洋海路。从经济角度讲，这项计划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一路一带”涉及的所有地区都具备不宜投资的特征：政局极不稳定，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盛行，基础建设落后，缺乏熟练劳动力。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都会血本无归，很难视为愚昧的产物，因为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投资，有长期和丰富的经验。这些项目本质上是战略性的，因此经济上的损失并没有超出决策者的预期。计划的成功能够造就小型的朝贡贸易体系，使中国能够通过亏本生意-变相资助，培养一个稳定的卫星国群体，打破它最为恐惧的地缘封锁，将威尔逊体系降格为地方性霸权同盟，然后展开逐鹿中原的游戏。在这场游戏的终点，中国将恢复它想象的“天朝”地位。中国人习惯的术语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精英阶级普遍将这种愿景视为政权合法性的试金石和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因此中国领导人很难在没有遭到明显失败的情况下选择放弃。

2013-2016年，中共于南海领域大规模填海造岛，侵略菲律宾主权，菲律宾逐渐引入美、日、澳联合巡航。

2013-2017年，中共大规模利用西方科技推行数字极权主义。 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后，迅速强化对互联网的控制，2013年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后改为委员会），亲自担任组长，提出“网络主权”和“互联网+国家安全”。同期开始大规模推广人脸识别、生物识别采集（尤其以东突厥斯坦作为试验田）。 中共将所谓“天网工程”（城市视频监控系统）进入全面升级阶段，结合AI人脸识别；“雪亮工程”启动（农村和基层“全覆盖、无死角”视频监控），目标到2020年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 2014年中共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计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全国性社会信用系统，将个人、企业、政府行为纳入评分与奖惩（黑名单限制高铁、飞机、贷款等）。这是数字极权的核心“行为矫正”机制。 2017年中共通过《网络安全法》，要求数据本地化、实名制、后门访问权，企业必须配合政府监控；新疆大规模部署“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整合手机数据、监控、DNA、虹膜等，实现预测性拘押。

2014年3月，极端伊斯兰主义者于昆明发动恐袭。 昆明爆发了一场惨案，有几名信奉极端伊斯兰主义的维吾尔人在昆明火车站无差别杀害平民，造成了31死141伤的惨剧，袭击者中有4人被匪警打死、1人受伤。这些极端伊斯兰主义暴徒当然无法代表东突厥斯坦爱国者、无法代表维吾尔人。事发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曾公开声明谴责此事，表示攻击平民“没有正当理由”。这几名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曾在东突厥斯坦饱受中国暴政迫害，但这绝不是他们信仰极端伊斯兰主义、屠杀云南平民的理由；但也需看到，正是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极端暴政，才导致了这样的人出现。这表明，云南人和东突厥斯坦人从根本上没有矛盾，而应当是一同反抗中国暴政的战友。只有大一统中国瓦解，这种悲剧才会从根本上杜绝。值得一提的是，这几名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在发动屠杀前，曾前往沙甸试图拉拢当地滇回发动恐怖袭击，被当地人拒绝——这是云南人不分族裔、同为一体的明证。

2014年5月，云南昭通村民因反抗强征土地与匪警爆发冲突。

2014年8月，中共殖滇匪酋白恩培因贪污受贿被捕。

2014年10月14日，富有村义民驱逐共匪开发商。 有共匪背景的开发商为了强占富有村土地，雇用了上千名黑帮分子、地痞流氓进攻该村。村民以自制燃烧瓶英勇守卫家园，击毙共匪7人、活捉8人，村民有2人壮烈牺牲。此战后，心有余悸的共匪只敢抓捕5名村民，不敢再有进一步行动，富有村村民靠着滇人的勇武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2015年7月，殖滇匪干仇和因贪污受贿被捕。

2015-2017年，中共资金大量流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柬埔寨涌现奴隶制园区。

2015-2016年，巴蜀思想家刘仲敬提出诸夏主义理论。 2010年代，刘仲敬在中共控制的沦陷区已形成基于斯宾格勒文明周期论（文明如生命体，有春夏秋冬季候：蛮族→封建自由→福利帝国→费拉顺民）的历史观。他批评“大一统”导致东亚文明早衰（秦统一后直接跳入费拉循环），主张回归春秋战国诸侯竞争（封建自由期）。此时“诸夏”概念已隐现（借用古儒“诸夏”指华夏诸邦），但未系统化宣传，主要散见于博客/论坛讨论“发明民族”、反对“中华民族”构建（视其为清末梁启超发明，用于维系帝国版图）。 2015年前后，刘仲敬开始号召“发明民族”，其读者群中陆续出现各地分离主义（如满洲利亚、巴蜀利亚、坎通尼亚/Catonia粤、吴越/Goetland等），这些后来统称“诸夏主义”。这是“诸夏”作为政治方案首次大规模在网络传播。 2016年刘移民美国后，在Twitter（X）、Medium等平台高频输出。关键节点包括《诸亚与诸夏》（2016年11月）等文，明确对比“诸亚”（内亚/诸亚诸邦，如满蒙回等）和“诸夏”（东亚华夏诸邦），预言“大洪水”（中国崩溃如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后，通过民族发明重建小共同体，避免灭绝式循环。2016年被视为“诸夏”理论定型并公开宣传的起点，许多支持者（如滇、赣、燕等）从这一年开始建构本地“民族”。

2015年，南粤独立主义者执经生著《南粤史》，并援助云南地区知识分子构建民族主义。

2015-2016年，云南独立运动思潮涌现。 当代滇独运动的最早出现，是在2006—2010年间活跃于网上的百度“云南独立”贴吧。不过，实体化的滇独运动要到2010年代才出现。2015-2016年间，旅美云南爱国者约翰·杨完成了云南国旗的设计，该旗大气美观，也颇具意境，被沿用至今。约翰·杨这样讲述了他设计云南国旗的过程： “一开始打算使用佛教元素来设计，基于南诏时期人民对于佛教的尊崇，但是回顾云南历史，觉得现代化意义上的国家构建都是发生在云南（滇）有重大生死存亡的时刻，所以旗帜也需要反馈出——一切认同云南本体者皆为云南人——的理念，这种理念对应到设计就应该超越宗教要素，所以决定采用以自然元素为基础来设计。 “云南的地理条件分化极大，其中以我个人经历来说比较重要的要素包括：天空（对应蓝色），白云和雪山（对应白色），土地与生命（也可能是革命，革命是生命力的外溢）（对应红色）。一开始的设计仅仅包含上半部分的蓝色和下半部分的红色，中间用白色来区分。但这个设计似乎缺少了云南人（滇人）的精神气质。斟酌再三之下，个人理解的云南人气质使用山来呈现比较贴切：云南的地貌相当部分被大大小小的山岭覆盖，云南人也以某种山巅之人的形象来呈现比较符合我眼中的精神气质——内心的絶不屈服。 “体现在具体的设计中，红色的正切三角是云南人民历次抗暴，永不屈服的气质的象征，后方的两座堆栈的雪山代表了我们过往历史中无数人追逐的纯洁和本来就屹立万年的雪山。两座山不对称的设计在视觉上是故意的，因为我们云南人本来就有别于庸常对称的样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气质，就像每个山峰也有自己的独特轮廓。红色的颜色有两个版本，初始版本我使用了类似红土地的颜色（氧化铁酸性土壤颜色），后期有其他版本使用了正红色，可能更具备革命气质，都是我个人认可的版本。”

2017年9月9日，云南独立支持者李子明著《大不列滇史》。 云南爱国者李子明写出了首部滇独视角的云南通史《大不列滇史》，该书共有19章60万字，详细而系统地叙述了云南从古至今的历史，以感人的笔调展现了云南史上崇高伟大的人们，是许多人的滇独及云南历史启蒙书。 同年，被《大不列滇史》所展现的壮阔历史深深感动的南粤爱国者托马斯·孙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以包含深情的笔调写下了第一版滇国国歌歌词；五年后，旅美闽越爱国者爱德华·韩为这首歌谱了曲： 苍山洱海，巍然渊冲。太和岩画，滇人之所宗。 南诏大理，千载垂统。杜帅义举，百年犹追颂。 封建之源泉，自由之清风。荣光之历史，吾辈所尊崇。 松坡遗教，孤军精神，同胞勿忘斩巨龙。

2015-2020年，中共殖滇匪酋李纪恒、陈豪于云南大规模推行负债式大基建狂潮。

2016年10月，中共绑架云南革命人士子肃。 子肃是巴蜀成都人，是匪云南省党校的退休教师。在于2015年退休返回家乡成都之后，他的良知全面觉醒，决定在云南发动革命，在2016年组建了多个微信群，策划在2017年春节“袭击昆明派出所，并抢夺驻军弹药库，实施断水、断电及纵火行动”。2016年10月，子肃不幸被共匪逮捕，被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四年。

2016-2017年，中共于东突厥斯坦扩建关押数百万人的种族灭绝集中营。

2017年1月，中共殖滇匪干郭宝被免去职务。 “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警官学院院长郭宝案情:经中纪委检查，确定郭宝在云南警官学院、省公安厅工作期间，把复转军人、警院毕业生分批送往缅北白所成黑恶势力集团充当打手，向缅北地区拐卖人口，收取巨额费用(超过亿元)，赃款存在泰国。郭宝、及儿子目前羁押在湖北荆州监狱。“

2017年1月，印度情报部门指责中共在云南境内培植印度颠覆势力。 印度指激进分离恐怖组织“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领导人帕雷什·巴鲁赫在位于中缅边境的中国云南省的瑞丽藏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设立了基地。警方还说，巴鲁赫计划为印度东北部的小型武装组织提供从中国购买的武器。

2018年7月18日，留美沪人何岸泉创上海民族党。

2018年7月，中共绑架上海独立支持者胡诚宜。

2018年8月，德宏共匪人员解散基督教孤儿院。 强行掳走孤儿院内所有物品，80名孤儿均被驱逐。

2019年8月11日，大理共匪人员镇压香港人资助创办的家庭教会。

2019年8月，中共绑架南粤独立支持者杨旭彬。

2019年9月，中共殖滇匪酋秦光荣因贪污受贿被捕。

2019年11月，楚雄穆斯林保卫清真寺，与匪警搏斗。 当地共匪出动近千人强拆楚雄城区观像街清真寺，由于穆斯林誓死抵抗，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多名穆斯林被打伤。穆斯林日夜值班守护清真寺。当地穆斯林透露，强拆是为了给开发商盖房子。

2019年，中共于香港加快推进“改土归流”政策，引发全香港大游行。 台湾共同体的国族认同逐渐功德圆满。随着香港政治改革的纠纷日益升级，类似的进程正在香港展开。任何熟悉台湾解严初期社会气氛的人都能看出，今天的香港和二十年前的台湾多么相似。

2019年8月，中共绑架声援港独之昆明义民徐昆。

2019年，中共绑架满洲独立支持者萧博宇、王展等19人。

2019年12月，中共国新冠病毒泄露。

2019-2021年，中共匪谍控制的柬埔寨奴隶制园区蔓延至缅甸地区。 随着中国共匪的经济侵略不断深入中南半岛，近年来缅甸、柬埔寨等国出现了不少强迫大量奴工从事电信诈骗、有中国背景的所谓“园区”。在三年“清零”暴政造成的经济灾难下，大批云南民众本想离滇打拼，却落入了这些恐怖的“园区”之中，不少人惨遭虐杀。在“园区”众多的滇缅边境地带，有三个属于缅甸的特区，叫做第一（果敢）、第二（佤邦）、第四特区，目前分别由当地蜀侨军阀彭德仁、滇侨军阀鲍有祥及粤侨军阀吴再林控制。这三家军阀都源自受到中国、越南共匪支持的缅甸共产党，形成于1960年代。1989年时，彭德仁之父彭家声及鲍有祥、吴再林脱离了缅甸共匪，但此后仍和中共国来往密切，在其领地内模仿中共制度实施统治。三者中，以第一特区果敢的历史最为曲折： 早在1739年时，滇商后人杨献才控制了果敢，成为当地土司。1963年，缅甸军政府上台后，扶持毒枭罗星汉推翻了杨氏土司。1969年，缅共成员彭家声又在中共支持下推翻了罗星汉。1989年，彭家声宣布脱离缅甸共匪，然此后仍与中国共匪保持密切关系。1992年，果敢爆发内战，毒枭杨茂良推翻了彭家声的统治。三年后，彭家声夺回果敢政权，担任第一特区主席，继续保持亲中路线。2009年，因果敢军拒绝编入缅甸军队，缅军攻入果敢推翻了彭家声，果敢军数百人退入中国共匪侵占下的云南境内，原第一特区副主席白所成继任主席，采取了较为亲缅的路线。2015年，彭家声试图卷土重来，被缅军击败，果敢亲中派有6万人逃入中国共匪侵占下的云南。在这年3月13日，缅军于追击彭军时曾将炮弹打进云南境内，造成耿马县大水桑村的3名云南村民不幸死去。2022年，彭家声病死，其子彭德仁继位。2023年底，在中国共匪的援助下，彭氏军队重新攻占果敢。2024年1月30日，白所成被中国共匪俘虏。总的来说，果敢不断出现的、波及到云南的战争，背后是中国、缅甸的博弈，以及中国极为强烈的野心。若想让滇缅边境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态真的变得健康，那么只有让云南摆脱中国统治，恢复为一个和平守礼、遵守国际道义的文明国家，这一点才有可能发生。

2020年2月，南粤独立党于美国注册成立。

2020年7月，中共国绑架王海牧师。

2020年8月，中共于南蒙古地区大规模削弱废除蒙古语教育。

2020年10月3日，沪、港、粤、楚、滇、燕各国爱国者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2020年10月31日，包括滇独成员在内的诸夏各国独立组织“远东青年自由同盟”于美国成立。

2020年，中共数字极权全面渗入沦陷区社会。 中共所谓的“天网+雪亮”摄像头数量爆炸式增长（2020年后预计达6亿以上）；新冠疫情期间健康码、行程码、电子哨兵成为全民数字身份证试验，极大加速了移动端实时追踪能力。 中共数字监控在校园的全面渗透，主要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到2020年进入大规模推广和常态化阶段。核心标志是人脸识别考勤/门禁、智能课堂行为分析系统（监控学生表情、专注度、低头玩手机等）和刷脸进出校园的普及。今天沦陷区多数城市学校已实现校门/宿舍/教室/食堂“刷脸”进出 + 智能监控全覆盖，部分地区课堂专注度分析已成为常态。这已将数字极权延伸到未成年人思想与行为的最早阶段。 中共数字监控进入工厂/企业，主要服务于奴隶制经济的生产效率提升和员工行为管理，从201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部署AI行为分析、智能摄像头、物联网监控，到2020年后进入深度融合阶段（算法监控、实时预警、数据化惩罚）。沦陷区多地工厂部署AI监工系统（如polytron.ai类工具），老板可“提问”谁在发呆/离岗/抽烟，系统自动记录并惩罚。一些案例显示，工厂安装数百个智能摄像头，实现无死角抓拍违规，罚款动辄数万；部分企业用AI分析员工电脑操作、聊天关键词，判断“离职倾向”。到今天，中共利用数字科技驱动劳动监控已成为主流，许多工厂/企业已形成闭环，实施AI摄像头 + 行为分析 + 数据积分/惩罚。

2020年5月—2021年2月，印藏联军逐匪军于班公湖，毙匪军40余人。 印度与中国军队在班公湖展开武装冲突（以脱离接触告终），有藏人官兵参战；2020年8月30日，藏人士兵丹增尼玛中地雷牺牲，以图博国旗盖棺下葬，战斗期间，有藏人军人在班公湖畔升起图博国旗。

2020—2022年，因中共封城政策，瑞丽人口大规模流失。 2019年底，多种证据显示系由中国共匪实验室泄露的新冠病毒开始向全世界传播。2020—2022年，在中国匪首习近平丧心病狂地推行三年新冠“清零”、“封城”政策期间，云南的经济遭受了极为惨烈的损失。当时，滇缅边境被中国共匪严密封锁，无数云南人赖以生存的贸易活动被彻底切断，边境城市瑞丽的人口竟从50万降至20万，全城宛如鬼城一般。在2022年11月28日，一批无法忍受“封控”暴政的昆明民众勇敢地走上街头，参与了遍及东亚大陆多国的“白纸革命”抗议，展示了滇人的不屈精神。

2021年1月，中共绑架燕国（河北）独立支持者庞健。

2021年2月，缅甸敏昂莱发动政变，缅甸逐渐陷入军阀混战。

2021年，巴蜀历史思想家刘仲敬于台湾八旗出版社出版《逆转的东亚史（2）非中国视觉的西南【巴蜀、滇与夜郎篇】》。 该书是根据刘仲敬讲座整理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云南独立史观著作，虽然没有整录细节，但在宏观上总结归纳了本土视觉的云南历史。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侵乌克兰。 俄罗斯丧失的并不仅仅是疆域。她在布尔什维克引以为自豪的历史加速剂驱动下，在七十年间走完了欧洲各民族需要几百年的生命历程，由一个比欧洲年轻的半野蛮民族变成一个比欧洲衰老的半瘫痪民族。末人文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自杀式生育率，精确地标志衰老的不同程度，反映“生之意义”的丧失和“当前幸福”的瘟疫。成熟期文明嘲笑初民的多产，内心却怀着极大的恐惧。被奥古斯都法律强制生育的罗马公民面对日耳曼蛮族、受福利国家津贴诱惑而勉强生育的欧洲人面对中东非洲移民，都有这样的表现。但处境最为悲惨的，莫过于俄罗斯。她曾经野蛮而年轻，羡慕文明却不知道珍惜青春。现在，她还没有像欧洲一样文明，却已经比欧洲更衰老。 普京政权大体是强力部门核心和国企经济、技术官僚外围合作建立的寡头政权，继承了斯大林主义核心党和外围技术官僚的大部分构架，只是丧失了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和认同政治。普京政权在东正教保守主义和欧亚主义之间犹豫不决，无法解决自己的身份和使命问题。复活的资本主义和东正教会仍然非常脆弱，只能依附体制，远远没有恢复到斯托雷平时代的水准。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并不依赖他们的努力，而是依赖原材料出口和组织原材料出口的寡头。社会由于家庭瓦解、人口老化和农村空虚，既无力支持、又无力约束或反抗过于庞大的体制负担，大体上延续了后斯大林时代的萎缩趋势。只有高加索和中亚的部族和穆斯林社会保存了充分的组织资源，几乎可以肯定会在不远的未来输出他们的秩序。 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社会、政治结构本来接近俄罗斯模式，主要因为地缘上接近北约边界，自身体量和秩序输入需求较小，可以奢望搭便车选择另一种命运，结果由路径分歧发展为地缘政治分裂。俄罗斯为了干涉欧洲边界事务，不得不公开毁弃条约义务，进一步减少了融入世界体系的机会。 普京以垂老之国，犯添油战术之兵家大忌，攻乌连年未成。俄国文明已有死亡之预兆。俄罗斯解体，诸罗斯与诸亚军阀的动向足以产生欧亚大陆动荡的蝴蝶效应。

2023年3月，中共绑架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延贺。

2023年6月，原民运盛雪公开支持满洲复国运动。

2023年6月30日，台湾政府将孤军阵亡者灵位移至台北。 孤军的故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在今天的泰北美斯乐和唐窝，人们仍能看到很大的云南人小区。这些讲着云南话的人们，见证着一段属于滇人的重要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孤军将士们为了回家的梦，在中南半岛深处长期漂泊，曾被全世界抛弃，通过流血牺牲、清剿共匪捍卫了东南亚人民的自由，得到了与云南渊源极深的泰国的接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党国对孤军这支曾多年打着它旗号的军队极尽打压、破坏、凉薄之能事，最后更是任由孤军自生自灭。这表明中国不是孤军真正的祖国，孤军魂牵梦萦的故乡云南才是。只有认清自己真正的母亲是谁，他们才不会变成孤魂野鬼、不会再是孤儿，他们的牺牲、付出才不会被拥护中华党国的中国主义者们无底线地消费。

2023年5月，中共匪警强拆玉溪市通海县纳家营清真寺、沙甸大清真寺圆顶。 2023年5月27日，中共匪警大举出动，强拆玉溪市通海县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纳家营清真寺，当地回民对匪警展开激烈抵抗，有数十人被暴力抓捕。到2024年2月，中国共匪完成了对这一清真寺的破坏，不但拆毁了其穹顶和宣礼塔，还在寺门口写上了令人作呕的“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等标语。同年5月，沙甸大清真寺的圆顶也被共匪强行拆除。

2024年5月，匿名云南爱国者于远东青年自由同盟平台投稿支持云南独立相关内容。 其文如下：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土地私有，成立农会，农民拥有定价权，云滇的农民父老仍将挣扎在生存线上；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组建工会，改善和保障工人待遇，云滇工人阶层任将像牛马一般；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云南将永远只是中共国的一个边疆省份，在经济发展上一直被打压提防，云滇孩子的成年礼只能是到广州打工；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地方自治，畸形的省会经济仍将一直存在，各地州的发展机会仍将继续被昆明把持，即使昆明已在衰落，五千工资都算高的昆明也无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云南在大局面前永远都只是原材料产地和廉价劳动力产地，乱世打仗，盛世打工才是云滇人的宿命；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云滇烟草虽富可敌国却要全部上交中央，全体云滇人享受不到任何一点烟草带来的福利，却要忍受因年复一年打防雹弹而带来的极端干旱 如果不支持满洲独立 ，满洲复兴，那么云滇将变为东北老铁的第二故乡，西双版纳变东北版纳，老表变老铁；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云滇充满特色韵味的各地地方方言终将消失，新一代年轻人都只会说普通话，云滇人不仅再也看不到像《快乐生产线》这样优秀的作品，而且只能一直忍受毫无特色，毫无激情，空洞乏味的中式配音；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云滇多彩多样的民族文化将不复存在，那些美丽自然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族服装将不复存在，在毛时代只能穿丑陋呆板的列宁装，在习时代将只能穿痴呆愚蠢象征秦政皇权的汉服；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云滇自由奔放的民族风俗迟早消失，自由，开放，男女平等，歌颂生活，歌颂爱情，不受儒教束缚，节奏带感的云滇山歌将被视为低俗下流之物，多情多彩的民族舞蹈也将取缔，云滇人将变得像编户齐民一般呆板，束缚，压抑，重男轻女，封建愚昧； 如果不支持云滇独立，那么柔情似水的傣族，炽烈如火的彝族，风花雪月的白族，披星戴月的纳西族，原始狂迈的佤族，以及哈尼族，壮族（布依族）其他等等民族都将被汉化，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将不复存在，在内蒙古停教蒙语，西藏停教藏语，新疆监狱化后，多民族共和之地将是中共的最后一颗眼中钉，云滇各地清真寺圆顶改方顶就是前兆，先是回族，然后是彝族，之后是傣族，哈尼族，白族，纳西族…… 云滇人热情直率，豪迈大方的民族性格将消失，变得像盐碱地之人一般自私冷漠虚伪狡诈，云南终将变为河南。 大一统的步伐在它倒下或将对方腐蚀殆尽之前绝不会停下，既然中国不给我们行省自治、民主自决，那么云滇独立便是每一个追求民主、自由、进步，热爱家乡、希望为家乡作出贡献的云滇人所追求的！

2024年6月3日，滇、燕、粤各国爱国者在旧金山、东京举行抗议活动。 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六四屠杀”35周年纪念集会中，云南爱国者路得·李曾头戴印有云南国旗的帽子，以云南话读出了1960年11月宣威义民的抗暴战歌《奴隶解放者进行曲》，感动了数以百计的集会参与者。

2024年6月14日，菲律宾、越南、港、滇、粤、沪各国爱国者反对中共于南海的扩张行为。 其中支持滇独的Shepherd老师在声援菲律宾人时的演讲如下： “向所有反抗中国暴政、抵制中国非法扩张的朋友们问好！ 我是Shepherd，云南独立运动成员之一。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为了同一个目的 — — 谴责中国侵犯周边国家利益的行为。 云南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内陆国家，无需对西菲律宾海主张任何法律或历史权利。然而，云南可能是东南亚地区最早也是最频繁遭受中国扩张的受害者。中国通过无情的扩张，对云南进行了无限的战争，使云南从一个与东南亚紧密相连的古老独立王国变成了一个长期遭受人道主义迫害和资源掠夺的省份。 虽然云南没有海洋权利，但我们在陆地的经历与越南、菲律宾、香港、广东人民今天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中国首先扩大影响力，对其他国家的领土或海域主张合法主权，然后开始未经许可开发这些地区，用暴力强迫屈服。 云南在对华战争中不幸战败，我们留下了美丽的风景被污染，给我们的人民留下了无尽的苦难。我们看着香港和广东，为我们共同的悲惨命运而感叹；当我们看到越南、菲律宾的弟兄时，我们心里只剩下担忧，担心云南曾经遭受的苦难会发生在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身上。 作为一名云南人，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和你们一起反对中国。因为我们不仅有地理上的联系，而且还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把中国从我们的陆地和海洋上赶走，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光明的未来！“

2023年，中共将云南列入12个债务高风险“省份”，债务利息支出突破1.2万亿，财政自给率仅43%。 中共存在的意义，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吃完奴役各邦的子孙饭。在中共的前三十年，共匪吃干了满洲。在中共的后三十年，粤、吴等沿海诸邦付出了子孙饭的代价得以享受一代人的富贵。最过悲惨莫过于滇、黔，在吃干子孙饭后，只能下未富先老的农村与全面负债式经济。

2024年10月，昆明地区长丰学校爆发校园食品安全事件。

2024年11月10日，抗俄援乌之滇籍勇士彭陈亮战没。 彭陈亮曾经的发言： “我是云南人，我亲身体会病毒政治化的种种，特别羡慕乌克兰能站起来反抗暴政，我自己想来一个充满正义的国家。” 在对抗俄军的战斗中，彭义士所在的小队共牺牲12人，消灭了前方40多名消耗弹药的俄雇佣兵和约20名俄军。 马毓宝与彭陈亮相隔106年，两位云南勇士先后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勇气。 云南高贵勇士的灵魂既见证过弗兰徳斯的原野，也见证过乌克兰大平原。 他们的勇气激励着云南人，要为正义与自由而战！

2024年12月15日，中共绑架玉溪地区滇回社区领袖马玉巍。

2025年2月24日，滇独成员于日本东京声援乌克兰，悼念援乌义士彭陈亮。

2025年11-12月，滇、黔农民发动反强制火葬运动。 为了借殡葬改革敛财，云贵地方政府强推“一刀切”火葬政策，甚至做出偷挖尸体强行火化的恶行，彻底点燃了云贵农民的抗争怒火。2025年11月初，云南镇雄县中屯镇上千农民冲破由政府人员组成的路障，突破土葬禁令，抗争随即呈燎原之势。在贵州息烽，愤怒的农民喊出了“先挖习近平祖坟”的口号，包围了县长并迫使官员下跪求饶，极具冲击力地表达了对权力的蔑视。在遵义正安，2000名农民组成护葬队，成功击退了政府抢尸队，为这次波及两省三市的大规模农民抗争运动画上完美句号，也使得在这些地区实行了多年的强制火葬政策土崩瓦解。

2026年12月26日，抗俄援乌之滇籍勇士金汝馨战没。

2025年，云南总和生育率（TFR）降低至1.2，中共国TFR降低至0.97，低于处于战争中的俄罗斯（1.3）。 全球资本主义与列宁主义党国的结合，用最快的速度毁灭了中共统治下居民的生育率。满洲殖民、欧洲秩序保护下的人丁旺盛，至此已成绝唱。 民改干部（贫下中农干部）当权，破坏了云南贵族领主通过家支实施的社会训练和小区保护。中国殖民者又以民改干部腐败无能为理由，实施以开发为目标的垂直管理，鼓励原子人劳动力释放和自由主义离婚法，产生大量无父单亲家庭和无家男性浪人，局势由此大坏。 中国恐怖组织如果没有消灭地主，就无法讲民工大军投入全球化市场，赢得美元并断子绝孙。诸夏地主军阀统治的贫下中农必然像缅甸印度的阶级兄弟一样，生活比较轻松闲暇，人口较为蕃盛，但没有大国强国美元航母，也没有战败和人口灭绝。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任何选择都是牺牲一方面换取另一方面。上帝的裁决始终是公正的，人才会出于自私和愚蠢，只提自己的牺牲，或是只提自己的收获。如果地主认为贫下中农忘恩负义，也要明白上帝并没有偏袒他们，他们的子孙正在领教的生活，就是上帝仁慈和公正的体现。 贫下中农当然也在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但主要的选择是地主军阀自己做出的，他们的选择分量毕竟比贫下中农更重。他们是有机会选择拉美军阀近东军阀发明民族，独立建国的命运的，但很多人是统派，更多的人是得过且过坐失良机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是要在上帝面前，为自己的子孙和贫下中农的子孙承担责任的，不像贫下中农，只需要为自己的子孙负责。 吴、沪地区一样出现了类似满洲地区低生育导致自我灭绝，行不成稳定的家庭传统，更接近于迦太基帝国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全球化经济，把奴隶劳动力看成木柴矿石一样需要不断输入，而不能自我繁殖的原材料，只是用了更好听的名词而已 共产党不是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用另一种共同体取代原有的共同体，而是用割草机消灭了一切共同体。体制内人口注定断子绝孙，未来的居民只能是蛮族或反贼的子孙。 中共大学毕业生比新生婴儿多，超过同龄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也就是说士大夫比编户齐民多，等不到断子绝孙就要张献忠。 汉人的制造方法其实跟太监一样，只是断子绝孙的节奏稍微长一点。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汉人或太监，必须用专门的除根技术或阉割技术，也就是去共同体技术或解构技术，将蛮族的强共同体瓦解为散沙降虏，然后沦为菜人而灭绝，新汉人或小太监都不是老汉人或老太监生出来的，而是另一批蛮族解构或退化出来的。 中国统治下大部分居民处于社会在灭亡前夜的最后一代，极端自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连组织最小共同体的建构能力都消失了。青年男女最强的生物本能，都无法克制末代子孙的互害性。战斗力衰减到男人打不赢女人，团结能力衰减到打不赢任何外人。相形之下，打不赢外人而能够打赢女人并组织家庭传宗接代的老一辈丑陋的中国人已经是末代中国人遥不可及的天花板。任何能够保护女人并跟外人对打的人类，也就是正常人或人类的绝大多数都能轻易消灭末代中国人。 前王国埃及一度有希腊化、苏美尔城邦化机会，而托勒密埃及已经无此机会，其预定命运为罗马顺民行省，其逆向超经济剥削机制终将为罗马所用。然而，俄罗斯不可救药、爱沙尼亚必须拯救，芬兰高于意大利、以色列高于墨西哥。罗马不能拯救埃及，不难拯救塞琉西亚。亚细亚孤儿犹在、不可为匪帮政权输捐、助其抗拒王师。

跋：有终而死，有始而生。 文明，如同人类个体一般，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律则。它并非永恒的丰碑，亦非人类意志所能永固的堡垒，而是一种有机体：萌芽于蛮荒，茁壮于青春，繁盛于壮年，终在暮年凋零于自身的腐朽。此非悲观之论，乃宇宙秩序的必然——正如花开花谢、星辰生灭。真正的思想者，不应执着于延长一己文明的寿命，而当以智者的宁静，拥抱更替的宿命。妄图“长生不死”，不过是凡夫的痴妄，只会加速自身的衰亡。 年轻文明的魅力，正在于其淳朴与希望。那是黎明初现时的纯真：蛮族自草原、森林或海岛而来，尚无宫廷的繁文缛节，无文牍的层层枷锁。他们以血缘为纽带，以荣誉为圭臬，以土地与后裔为至高理想。罗马共和国初兴时，那些拉丁农夫手持铁犁与短剑，祭祀简朴的诸神，却孕育出横跨地中海的雄心。美利坚的清教先民，乘风破浪而来，怀揣《圣经》与斧头，在荒野中筑起新耶路撒冷——他们不懂“多元”的虚饰，只知上帝的召唤与个人的担当。如此文明，如朝阳喷薄，热烈而未经污染，充满创造的野性与未来的无限可能。它不需粉饰自身，因为它的力量源于本真；它不惧挑战，因为它的希望源于新生。 反观晚期文明，则尽显堕落的共性。此共性如同一幅永恒的肖像，历经千古而不变：官僚体系的癌变，道德的全面溃烂，创造力的枯竭，以及对寄生的沉迷。晚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曾经的空中花园与汉谟拉比法典，已沦为宫廷阴谋与祭司权斗的泥潭；波斯铁骑一来，它便如枯叶般飘零。晚期埃及，自法老的黄金时代滑落至托勒密王朝的奢靡与希腊化寄生，尼罗河的丰饶养育的不再是勇士，而是阿谀的廷臣与神庙的寄生虫，最终在罗马的鹰旗下黯然谢幕。明国晚期亦复如是：口念孔孟之道实则阴毒之士大夫，宦官与厂卫织成罗网，财政与军备双双透支；当满洲铁骑叩关时，那个自诩“天朝上国”的庞然大物，已无力回天，只剩一堆华丽的废墟。而今日之中共政权，亦步入此晚期轨迹，早期以总体战、晚期以奴工经济透支一切资源与人性。它将国家机器转化为永不停歇的格式化机器：对内耗尽民力，对外树敌四方，理性地把婴儿当作官僚的计划指标，毁灭了远东各族群基本的繁衍欲望。经济、社会、生态，皆被榨取至极限，如同晚期帝国以金币与雇佣兵换取一时苟延，却加速了自身的自杀。此非偶然，乃晚期文明的通病——它已丧失自我更新的能力，只剩下对过去的虚荣与对未来的恐惧。 作为一位热爱自由、支持云南独立的思考者，我深知：人类必须学会接受文明的更替，正如接受自身的生死。执着于“保住”一文明的永存，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妄念，最终只会拉着无辜的土地与人民一同沉沦。中国若以其晚期之躯，强行拖拽云南入毁灭的深渊——以资源掠夺、文化同化、极权控制之手段——则云南之子民，当有勇气挺身而出，守护东亚文明的残余火种。此非狭隘的分离主义，乃对文明有机律则的敬畏：我们并非要“推翻”什么，而是要在沉船之际，抢救那尚可传承的精华——语言、记忆、自由的火苗。纵使竭尽全力，仍难免让新蛮族盘踞云南，又有何妨？历史早已昭示：旧文明的黄昏，往往正是新文明的黎明。盎格鲁-萨克逊人入主不列颠时，罗马的残垣断壁之下，旧秩序已然凋零；蛮族的淳朴与活力，却在废墟上铸就了英格兰的根基——一个全新的、充满希望的文明由此诞生。同样，若云南迎来新蛮族的洗礼，那或许正是东亚文明凤凰涅槃的序曲。思想者当以淡然之心拥抱此命运：不怨天尤人，不执迷不悟，而以智慧的眼光，注视新芽破土。文明的生死，非悲剧，乃宇宙的诗篇。年轻者歌颂其纯真，老去者安然谢幕。唯有如此，人类方能超越一己之执，融入那永恒的轮回之中。愿我们，皆能在挥洒爱与勇气之后，再以勇者的淡然，迎接那不可避免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