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議題】比真相更真實的假新聞：一位明星記者七年的謊言，與讓謊言得以存在的新聞體制
《明鏡周刊 Der Spiegel》雷洛提烏斯（Claas Relotius）事件：當「完美的新聞美學」穿透所有查核機制，直到 Juan Moreno 親自走進了真相
【人物】【議題】比真相更真實的假新聞：一位明星記者七年的謊言，與讓謊言得以存在的新聞體制
《明鏡周刊 Der Spiegel》雷洛提烏斯（Claas Relotius）事件：當「完美的新聞美學」穿透所有查核機制，直到 Juan Moreno 親自走進了真相
Photo via / Ursula Düren / dpa
三十八天的採訪，寫出一篇讓當地人認不出自己家鄉的報導
2017 年初，美國明尼蘇達州費格斯福爾斯（Fergus Falls）的居民 Michele Anderson 聽說，有一位來自德國的記者正在她的小鎮採訪。這位記者叫 Claas Relotius，任職於德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週刊《明鏡》（Der Spiegel）。他在那裡待了整整 38 天，帶著一個明確的任務：描繪一個川普支持者居住的美國小城，讓歐洲讀者理解另一個美國的樣貌。
報導後來以〈他們在週日為川普禱告〉（Wo sie sonntags für Trump beten）為題刊出，文字細膩、氣氛飽滿，讀來有一種讓人幾乎無從懷疑的現場感。報導開頭寫到費格斯福爾斯入口處的路牌，上面寫著「Welcome to Fergus Falls, home of damn good folks」。城市行政官 Andrew Bremseth 被描寫為一個隨身攜帶 Beretta 9mm 手槍、熟讀 18 世紀法國哲學家的人，一個從未離開過這個城市、也從未見過海洋的男人。報導提到鎮上的電影院仍在上映《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還提到入鎮公路兩側那片「龍可能居住其中的黑暗森林」。
Anderson 讀完之後，幾乎認不出任何一件描述是真實的。費格斯福爾斯根本沒有那塊路牌，入鎮告示就只是一個普通的「Welcome to Fergus Falls」；Bremseth 並未隨身攜槍、也並非從未離開家鄉，更沒有一輩子沒見過海；《美國狙擊手》在那個時間點早已下映整整兩年；至於那片「黑暗森林」，對住在大草原上的費格斯福爾斯居民來說，根本不存在。Anderson 和她的友人 Jake Krohn 花了將近一年時間，整理出一份超過 1,400 字的逐條反駁清單，試圖讓外界知道：那篇寫給全歐洲讀者的報導，幾乎從頭到尾都是捏造的。
Relotius 在那一年獲頒德國年度最佳記者獎（Deutscher Reporterpreis），他的報導發表在一本以嚴格查核機制自豪、在歐洲擁有超過六百萬訂閱讀者的新聞週刊上。
Anderson 讀到報導的當天就知道那些描述是假的，對一個真正住在那個小鎮的人來說，那些虛構的細節根本瞞不住。讓人難以忽視的是接下來那段時間的靜默。從她意識到問題，到整個世界終於知道這件事，中間過了將近一年半。這段空白遠比一個記者的道德失誤複雜得多。它指向的，是《明鏡》那套以嚴格著稱的查核機制，從一開始就沒有被設計來懷疑一篇寫得足夠漂亮的故事。
四座記者獎、一座 CNN 年度記者，以及那些讀起來像電影的報導
Claas-Hendrik Relotius 在 1985 年出生於漢堡，成長於托滕森（Tötensen）。他在不來梅大學修讀政治與文化研究，取得學士學位後進入漢堡媒體學院（Hamburg Media School）攻讀碩士，2011 年完成學業。同年，他開始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為《明鏡》供稿，幾年後轉為正職。
在《明鏡》的七年裡，他發表了近六十篇報導，主題橫跨敘利亞難民、美國邊境巡邏、關塔那摩灣羈押、土耳其政局，幾乎每一篇都帶著那種讓讀者感覺自己「在現場」的感受。德國記者獎（Deutscher Reporterpreis）他拿了四座，2014 年獲 CNN 頒發多平台年度記者獎（Journalist of the Year），並獲得歐洲新聞獎（European Press Prize）肯定。到 2018 年事情曝光前，他剛在那一年再度獲頒年度最佳記者，是當時德國新聞業公認最耀眼的名字之一。
他的文字有一種特定的筆觸，使他在《明鏡》的編輯圈裡被高度珍視。他習慣進入採訪對象的內心世界，用精確到讓人無從懷疑的細節建構現場。一篇關於美國墮胎診所的報導裡，他寫到候診室的音響播著 Tom Petty 的〈I Won’t Back Down〉，一首歌名幾乎就是整篇報導情緒的縮影。另一篇敘利亞題材裡，他描述一個難民女孩走過土耳其街道時哼唱的旋律，歌詞被逐字引用。他的文章讀起來不像新聞稿，更接近某種精心剪輯的非虛構文學，每個細節都落在它應該在的位置，整體形成一種幾乎過於完整的敘事閉合感。
這種寫作方式，在《明鏡》長期培育的報導美學裡有一個專屬的說法，叫做 *Spiegel-Stil（明鏡週刊風格）*。它的核心判斷是：複雜的世界事件必須透過具體的人物、具體的場景、具體的情緒，才能真正傳遞給普通讀者。但它同時在媒體內部形成了一種品味偏好，讓那些能夠製造情感共鳴的稿件，從一開始就站在相對優勢的位置。Relotius 的文字完美契合這套品味的最高期待，因此他被視為明日之星，他的稿子被加速上版，被積極推薦給獎項評審。
這些背景，是理解後來所有事情的起點。
謊言的製造邏輯：情感框架先確立，細節再按照框架填入，現實不夠用就由想象補齊
在後來的調查裡，《明鏡》確認 Relotius 在至少 14 篇報導中摻入了虛構，包括捏造人物、偽造對話，以及對真實人物的錯誤描述。這些造假的方式和規模各有差異，但仔細看，幾乎每一個案例都遵循著同一套製造邏輯：故事的情感框架先被確立，細節再按照那個框架被填入，凡是現實提供不了的部分，就由想象來補齊。
2013 年刊出的〈Königskinder〉是他最受稱頌的作品之一，報導主角是兩名在土耳其流離失所的敘利亞難民兄妹 Ahmed 與 Alin。Relotius 描述 Ahmed 親眼目睹父親遭行刑隊槍決，並親手掩埋了母親的遺體。這篇報導讓他拿下德國記者獎，被廣泛引用為難民議題的代表性文本。事後調查發現，Ahmed 的父親並未被槍決，只是失蹤；他的母親活著，在土耳其一家家具店工作；而根據現有資料，Alin很可能根本不是他的妹妹。整個故事最核心的情感重量，建立在一個沒有發生過的喪親之上。
Relotius 於 2016 年 7 月 9 日在 SPIEGEL 上發表的文章「Königskinder」。 Photo via / SPIEGEL ONLINE
另一個案例是關於美式足球員 Colin Kaepernick 的報導。Kaepernick 因在賽前拒絕起立面對國旗而引發全美爭議，Relotius 試圖聯繫他本人未果，於是轉而採訪其父母。報導裡這樣寫道：「他們猶豫著是否要在電話裡談論兒子。他們不想給他添麻煩，但也希望人們能理解他。最後，母親有時哭泣、有時大笑，將他的故事娓娓道來。」這段描述情緒飽滿、細節真切，讀者幾乎能感受到那通電話的溫度。問題是，那通電話從未發生。
體育明星 Colin Kaepernick 在2016年首次單膝跪地抗議後，身處體育場地下道。Photo via / ddp images / Jake Roth / USA TODAY Sports
2018 年秋天，《明鏡》安排 Relotius 與自由撰稿人 Juan Moreno 合寫一篇關於美墨邊境自警團的報導，題為〈Jaeger’s Border〉。Relotius 負責的部分，是深入採訪一支以拒絕記者接觸著稱的武裝民兵組織。他後來交出的稿件裡，這個組織的成員對他開放了一切，包括那些近乎違法的行動細節，卻唯獨不願意被拍照。Moreno 覺得這個邏輯說不通，後來親自飛往亞利桑那確認，那些被引述的線人告訴他：從未見過 Relotius。
Photo via / SPIEGEL ONLINE
除了報導本身的造假，事件還有另一個層次。在部分敘利亞相關報導發表期間，Relotius 向《明鏡》的讀者發起募款，說要幫助他筆下那些流離失所的孤兒。款項匯入了他的個人帳戶。
把這些案例並排來看，一種模式漸漸浮現出來。難民孩子失去一切、球員父母含淚述說兒子、邊境民兵開放地讓記者見證他們的秘密行動，這些故事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回答了讀者已經預設的那個問題，以讀者希望看到的方式回答了。難民議題的故事應當要有無辜的受難者，美國種族議題的報導應當要有感人的家庭情感，邊境報導應當要有真實到令人不安的現場感。Relotius 的謊言沒有一個是隨機的，每一個都是朝著讀者期待的方向精準製造的。這種製造方向，後來成為理解整起事件的關鍵。
他改掉了背景，而不是改掉了故事
Michele Anderson 最初的反應，據她後來描述，不是憤怒、更多是困惑。那篇刊登在《明鏡》網站上的報導，寫的是她居住的城市，但她讀的每一段，都像是在描述一個她從未去過的地方。那塊她從未見過的路牌，那個據說從未離開過家鄉的市政官員，那部仍在上映卻早已下映兩年的電影，一個細節接著一個細節全都對不上。
她找了友人 Jake Krohn，兩人開始把那篇報導拆開來逐項比對。這個過程花了將近一年。他們最後整理出一份超過 1,400 字的反駁文件，一條一條列出報導裡的具體描述，旁邊對應他們能夠核實的事實。這份文件後來在網路上廣泛流傳，成為整起造假事件曝光前，少數真正指出問題所在的第一手紀錄。
Relotius 在事後的告白裡說出了一句話，可以當作理解費格斯福爾斯報導的一把鑰匙。他說：「我總是想掌控一切，我有一種強迫症，一種動力，想要想辦法讓它發生。當然，你不可能真的讓它發生，你只能編造一個故事。」（”I tend to want to have control and I have this compulsion, this drive, to somehow make it happen. Of course, you don’t make it happen. You make a fabrication.”）他去那個小鎮，是帶著一個已經大致完成的敘事框架去的。他需要的，是一個能夠承載「川普支持者的美國小城」這個主題的現場。當現實的費格斯福爾斯沒有辦法滿足那個框架，他就用想象去補足現實的空缺。
他確實去了那個小鎮，確實在那裡待了三十八天。問題不在於他沒有到場，而在於他到場之後看的究竟是什麼。他看的，始終是他腦中預設的那個故事，而現實的費格斯福爾斯從來只是那個故事所需要的一個場景背景。當背景提供的素材和故事需要的東西不一樣，他選擇改掉背景，而不是改掉故事。
Anderson 和 Krohn 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這件事並沒有讓他們對新聞業失去信心，但他們希望《明鏡》能徹底查清楚問題出在哪裡。這句話背後有一個被輕描淡寫帶過的傷害，那種傷害難以用「被誤報」或「被曲解」這類字眼準確命名。他們居住的地方、他們每天生活其中的城市，在一篇擁有大量讀者的報導裡，被當作一個刻板印象的容器使用。Relotius 的費格斯福爾斯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而是「川普美國」（Trump’s America）這個歐洲讀者需要的概念中所需要的一個具體形狀。住在那裡的真實的人，在這個過程裡從來不是故事的主角，只是那個概念的填充材料。
查核的目的是確認細節，而不是質疑敘事，這個差距讓 Relotius 存活了七年
2018 年 12 月，《明鏡》在宣布 Relotius 事件的同時，刊出了一篇由資深編輯 Ullrich Fichtner 撰寫的長篇揭露文章，試圖向讀者說明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Fichtner 是最早發掘 Relotius 才華的人之一，在這篇超過六千字的文章裡，他寫下了一句後來被廣泛引用的自我剖析：「身為編輯和專欄負責人，收到這類報導的第一個反應應該是欣喜，而不是懷疑。你更感興趣的是根據寫作技巧、敘事手法和語言意象的和諧性等標準來評價報導，而不是它的真實性。」（”As an editor and section head, your first reaction when receiving stories like this is to be pleased, not suspicious. You are more interested in evaluating the story based on criteria such as craftsmanship, dramaturgy, and harmonious linguistic images than on whether it’s actually true.”）
這句話不是在替自己脫責，某種程度上它是一份更誠實的描述，描述的是《明鏡》作為一個機構，在多年培育的報導文化裡形成的一種判斷習慣。
《明鏡》長期以來推崇一種被稱為 Spiegel-Stil 的報導美學。它的核心主張是：複雜的世界事件，必須透過具體的人物、具體的場景、具體的情緒，才能真正抵達普通讀者的內心。在這套美學的影響下，《明鏡》的長篇報導習慣用文學性的方式建構現場，記者被期待成為說故事的人，而說故事的能力，在編輯的評估體系裡，和資訊的準確性幾乎等量齊觀，有時甚至更受重視。
《明鏡周刊》承認其明星記者捏造報導。Photo by Morris MacMatzen / Getty Images
純粹的事實羅列往往讓讀者難以進入，情感的可觸碰性確實有助於複雜議題的傳播。問題在於，當這套取向在機構文化裡深化到一定程度，它會在編輯的日常判斷裡形成一種隱性的篩選邏輯：讀起來情感飽滿、細節精確、敘事閉合的稿子，會優先獲得信任。Relotius 的文字在這套邏輯裡始終站在最有利的位置，因此他的稿件被加速處理，他的異常細節被當作才華而非疑點，他被視為這家雜誌未來的代表性聲音。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德國與歐洲研究講師 Alexander Clarkson 在事件曝光後提出了一個更結構性的觀察。他認為，當一家媒體的文化過於依賴情緒共鳴作為品質標準，它對那些最擅長製造情緒的記者的警覺性，就會自然地降低。更關鍵的是，當一篇報導的敘事框架本來就符合編輯和讀者對世界的既有理解，查核的動機會進一步削弱，因為沒有什麼讓人覺得需要去質疑。Clarkson 的說法是：「如果一種媒體文化過於依賴修辭手法和風格技巧，而這些手法又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社會偏見之上……那麼它必然會受到文學造假的人的侵害，這些人擅長炮製華麗辭藻，迎合讀者的預期。」（”A media culture that too easily falls back on rhetorical tropes and stylistic devices that build on entrenched social prejudices… will inevitably be vulnerable to literary fraudsters skilled at producing florid copy that confirms readers’ expectations.”）
《明鏡》的查核部門（Dokumentation）在德語新聞業裡以嚴格著稱，規模在歐洲同類媒體中幾乎無出其右。然而 CJR（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在事後的分析文章裡指出，這套系統有一個根本性的設計盲點：查核員和記者之間缺少對抗性的懷疑關係（adversarial skepticism）。查核的目的是確認細節是否一致，而不是從根本上質疑敘事是否成立。當一個記者提供了足夠精細的細節，查核員確認了那些細節在文字層面的一致性，這篇報導就算通過了。但如果細節本來就是偽造的，而查核員又沒有動機去追問那些細節的來源，整套系統的保護效果就等於沒有。Relotius 在這個缺口裡存活了七年。他為不存在的線人建立假電子郵件帳號，製作假的 Facebook 個人頁面，讓這些偽造的來源看起來像是可以被驗證的真實存在。
事件曝光後，最諷刺的一幕發生在《明鏡》自己身上。Fichtner 那篇試圖向讀者說明一切的長文，被外界批評為在處理一場嚴肅危機的同時，仍然沉溺在 Spiegel-Stil 的戲劇化敘事裡。《時代》週報（Die Zeit）總編輯 Giovanni di Lorenzo 直接說：「這篇文章說服力不足，因為漂亮的寫作方式，正是 Relotius 被指控的那件事。」一週後，《明鏡》在那一期的紙本雜誌裡推出 23 頁的專題調查，又再次以同樣的敘事手法，重演了整個揭露過程。這個選擇讓外界意識到，《明鏡》對造假事件的回應方式，本身就在說明問題的來源，那套美學判斷並沒有因為危機而被重新審視，只是被用來處理危機了。
一個沒有辦公桌的人，撐起了整件事最關鍵的那個部分
Juan Moreno 在整起事件裡的位置，從一開始就是最邊緣的那一個。他是一名西班牙裔自由記者，長期為《明鏡》供稿，但在機構裡沒有正職身份，沒有辦公桌，也沒有那種在編輯室長期累積的信任資本。2018 年秋天，他被安排和 Relotius 合寫那篇關於美墨邊境自警團的報導〈Jaeger’s Border〉，兩人分工負責不同的敘事線，Relotius 處理邊境民兵的部分，Moreno 負責移民的部分。
Moreno 最初的疑惑，不是懷疑 Relotius 在造假。他起初的判斷是，Relotius 的線人可能在騙他，或者某些細節在傳遞過程中出了問題。Relotius 的稿子裡，那個武裝民兵組織的成員不僅願意接受採訪，還讓他近距離跟訪了幾乎全部的行動，但同時以各種理由拒絕被拍照。這個組合讓 Moreno 覺得奇怪，一個對記者如此戒備的組織，怎麼會又如此開放？他把這個疑慮告訴了編輯，對方的回應是讓他別擔心，Relotius 是可靠的記者。他又提了一次，得到的仍是同樣的答案。
《明鏡》後來的說法是，那三到四週裡，Moreno「經歷了三到四周的煎熬，因為同事和上級起初都不願相信他的指控」（”For three to four weeks Moreno went through hell because colleagues and those senior to him did not want to believe his accusations at first.”）。這個說法雖然是《明鏡》對自己的批評，但它準確描述了一個機構在面對內部挑戰時的直覺反應：對一個正職的明星記者的質疑，從一個自由撰稿人的口中說出來，可信度在起跑點就已經打了折扣。
Moreno 在截稿前不久，獨自飛往亞利桑那州，找到了 Relotius 在報導裡引述的那些線人。那些人告訴他：從未見過 Relotius。他帶著這個結果回來，這一次編輯沒有辦法再繼續否定他。Relotius 在被正式對質後承認了造假，並說出那句後來廣為流傳的話：「我生病了，我需要去尋求幫助。」（”I am sick and I need to get help.”）
事後，Moreno 把整個過程寫成了一本書，書名是《Tausend Zeilen Lüge》，直譯為「千行謊言」。這本書在 2019 年由德國 Rowohlt 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德語世界對這起事件最完整的第一人稱紀錄，也是唯一一個從揭發者視角出發、詳細記錄機構如何拒絕相信自己的人的文本。台灣繁體中文版由時報出版譯為《造假新聞：他是新聞金童還是謊言專家？德國《明鏡周刊》的杜撰醜聞與危機》，書名已經說明了中文讀者市場對這個事件最感興趣的那個層面，也就是個人的動機與道德，而非機構的結構性失靈。
2022 年，德國導演 Michael Herbig 將這本書改編為電影《A Thousand Lines》（德文原名《Tausend Zeilen》），由 Jonas Nay 飾演 Moreno，Elyas M’Barek 飾演 Relotius。電影採取了略帶喜劇色彩的諷刺風格，讓整起事件在銀幕上呈現出一種近乎荒誕的質地，上映後評價褒貶不一，部分評論認為輕盈的處理方式稀釋了事件本身應有的沉重感。
然而這個故事並沒有就此收尾。2023 年，Relotius 對 Moreno 提起誹謗訴訟，指控他在書中的部分描述損害了自己的名譽。這場訴訟在德國媒體圈引發了強烈反應，因為它翻轉了一個已經被外界基本確認的權力位置：造假者以法律手段向揭發者施壓，讓整起事件從一個新聞倫理的討論，延伸成了一個關於誰有權力定義「事實」的更大爭議。Moreno 在面對媒體時表示，他會繼續應訴。這場官司的走向，讓這個本來已經有了結局的故事，又重新開了一個沒有確定答案的缺口。
道歉之後流程改變了，但製造問題的那套文化沒有
2018 年 12 月事件曝光後，《明鏡》採取了一系列即時的危機處理措施。原定在 2019 年 1 月接任總編輯的 Fichtner，以及負責 Relotius 大量稿件的社會版主編 Matthias Geyer，在事件爆發後雙雙遭到停職，等待內部調查結果。《明鏡》同時宣布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專門負責審查 Relotius 的全部作品，並重新評估雜誌的事實查核程序。
2019年5月24日，《明鏡周刊》總編輯 Steffen Klusmann（中）與《明鏡周刊》出版社總經理 Thomas Hass（左）以及委員會成員、自由撰稿人、前《柏林日報》總編輯 Brigitte Fehrle 一同出席了關於 Relotius 偽造事件的最終報告發布會。Photo by Marcus Brandt/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明鏡》週刊2018年第52期。該期雜誌中，《明鏡》對自家的假新聞事件進行了更詳細的報導。2019年5月24日，關於 Relotius 偽造事件的最終報告將在發布會上於出版大樓的桌子上展出。在記者 Claas Relotius 偽造新聞案曝光五個月後，《明鏡周刊》發布了關於此案的最終報告。據《明鏡周刊》稱，自2011年以來，該雜誌及其網站「明鏡在線」上刊登了約60篇由 Relotius 撰寫或參與撰寫的文章。Relotius 部分虛構了故事中的人物和場景。Photo by Marcus Brandt / 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2019年5月24日，《明鏡周刊》總編輯斯 Steffen Klusmann（左）和委員會成員、《明鏡周刊》新聞主管 Stefan Weigel 在發布會後展示了關於 Relotius 偽造新聞事件的最終報告。Photo by Marcus Brandt / 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2019 年 5 月，《明鏡》公布最終調查報告。報告的結論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雜誌內部有其他人知情、協助掩蓋，或以任何形式參與了 Relotius 的造假。調查同時確認，Relotius 在至少 14 篇報導中存在造假，但也指出這個數字可能仍不完整，因為有些報導的查核因時間距離和線人身份無法追溯而受到限制。報告在承認問題的同時，強調這是個人行為，機構本身沒有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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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結論在新聞學界引發了爭議。問題不在於是否有人主動協助造假，而是在於：一個機構如果在文化上系統性地偏好某種類型的故事，它實際上已經在無意識的為那種故事提供了保護。結論說沒有人知情，但這個說法沒有回答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整個系統沒有更早發現問題？
《明鏡》在報告後宣布的改革措施，集中在程序層面。雜誌強化了 Dokumentation（文件、文獻）的查核流程，要求記者在提交稿件時附上更詳細的取材記錄，並對特定類型的報導增加了額外的驗證步驟。這些措施從技術角度看是合理的，在降低類似造假的可操作空間上有實際效果。
然而改革沒有觸及的那一層，是 Spiegel-Stil 作為一種機構美學的判斷位階。
雜誌沒有公開討論過，情感共鳴在編輯評估裡應該佔有多大的比重，敘事閉合感是否應該被視為一個需要被警惕的指標，或者一篇「太完美」的稿子是否應該觸發更高等級的核查。程序可以被強化，但程序背後那個讓漂亮故事自然享有信任優勢的品味邏輯，在事件之後的公開討論裡幾乎沒有被正面處理過。
Spiegel-Stil 是《明鏡》長達數十年的品牌核心，它的報導美學是這本雜誌在德語新聞業裡維持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之一。要求一家媒體在危機之後公開質疑自己最核心的敘事傳統，這個代價遠比改變一套查核程序要高得多。但這個選擇也意味著，那個讓 Relotius 得以存活七年的環境條件，並沒有因為他的離開而消失，只是暫時安靜了下來。
他造的每一個假，都是讀者已經準備好相信的那種真
Relotius 在被對質後說過一句話：「我生病了，我需要去尋求幫助。」（”I am sick and I need to get help.”）這個說法後來受到不少批評，因為它把一個持續七年、系統性的造假行為，框進了個人心理健康的範疇，讓外界容易把整件事理解成一個人的失常，而不是一個機構的失靈。
他在對雇主坦白時說過更具體的話：「這不是因為渴望成就一番大事業，而是因為害怕失敗。我越成功，就越害怕失敗。」（” It wasn’t because of the next big thing. It was fear of failing. My pressure to not be able to fail got ever bigger the more successful I became. “）
Relotius 的造假，有一部分確實來自個人的心理機制，那個「把故事控制住的衝動」、那個「當現實拼不起來就開始填補」的慣性，是他個人的選擇，責任無從轉移。但那份恐懼的生長條件，是一個對明星記者期待極高、對完美故事有持續需求的媒體環境。他個人選擇用造假來回應壓力，這個選擇的責任無從轉移，但壓力本身是由那個環境餵養的。
德國科隆。2018年12月22日：一名男子在德國科隆的一個報亭翻閱最新一期的《明鏡周刊》（Der Spiegel），封面標題為“實話實說”（To say, what is）。這句話出自該雜誌創始人魯道夫·奧格斯坦（Rudolf Augstein）的信條，體現了他本人和雜誌對誠實報道的承諾。本期雜誌聚焦於一起震驚《明鏡周刊》的醜聞：該雜誌近期披露，其明星記者 Claas Relotius 捏造了至少十幾篇報道的大部分內容。Photo by Thomas Lohnes/Getty Images
這個模式在新聞史上並非孤例。2003 年，《紐約時報》記者 Jayson Blair 在被揭發前，在數十篇報導裡捏造採訪、偽造現場，他當時年僅 27 歲，被視為報社的明日之星。1980 年，《華盛頓郵報》記者 Janet Cooke 以一篇關於 8 歲海洛因成癮兒童的報導獲得普立茲獎，事後被發現整個故事是虛構的，獎項遭撤回。這些案例橫跨不同的年代和地域，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造假者都是機構裡最受期待的人，他們的造假方向都是朝著讀者和編輯最想看到的那種故事走的，而揭發的契機往往不是系統主動偵測到問題，而是某個外部的偶然事件或局外人的執著介入。
這個規律指向一個在新聞學討論裡長期存在但很難被正面處理的問題：一個媒體機構對「好故事」的定義，會形成一種隱性的生態選擇壓力。在《明鏡》定義是情感飽滿、細節精確、敘事閉合。在《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那個定義有各自的版本，但共同點都是某種對「戲劇性真相」的高度渴望。當渴望夠強烈，查核的嚴格程度又無法同步跟上，那個生態就會對最擅長製造相應故事的人自然有利，無論那些故事是否為真。
這個問題在台灣有另一種面貌。根據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每年發布的《數位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台灣的媒體信任度在 2023 年僅有 28%，長期在全球受調查市場中位居末段。這個數字背後的成因，和《明鏡》的問題有表面上的差異，台灣媒體的信任危機，主要來源不是記者用文學造假，而是媒體長期以情緒動員、點擊率邏輯、以及政治立場的明示或暗示來定義什麼是「值得報導的故事」。
但兩者在更深的層次上問的是同一個問題。《明鏡》的問題是：漂亮的故事享有自然的信任優勢，而那個優勢沒有被設計成需要被質疑的東西。台灣媒體的問題是：夠快、夠聳動、夠能引發反應的內容，在商業邏輯下自然佔據版面和流量，而那個邏輯同樣沒有一套對應的抵抗機制。兩個問題都共同指向了：一個媒體文化對「好故事」的定義，決定了哪些事情會被報導、以什麼方式被報導，而那個定義本身，往往是最不被檢視的那一個層面。
Relotius 事件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只是他造假了七年。更令人不安的，是他造假的那些故事與報導，幾乎每一個都是讀者已經準備好相信的那種故事。敘利亞的孤兒應該是悲劇的，川普支持者的美國小鎮應該是封閉的，抗議種族歧視的運動員的家人應該是感人的。他沒有隨機捏造，他沿著讀者的期待走，精確地製造出讀者想要看到的那個世界的樣子。這份精確才是整件事真正值得繼續追問的地方，因為它說明的，是一件比個人道德失誤更難處理的事：**當一種期待夠強烈、夠普遍，它就有辦法讓謊言以真相的面貌暢通無阻。**
在《明鏡周刊》造假醜聞曝光兩年半後，Relotius首次公開談論了他捏造的文章。他接受了瑞士雜誌《Reportagen》的90個問題採訪。Photo via / Julius Hirtzberger / dpa
後記：他說，他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在越界
2021 年 6 月，事件曝光將近兩年半後，Relotius 第一次出現在大家視野前。接受採訪的媒體是瑞士雜誌《Reportagen》，也就是他當年曾經為之寫過稿、也曾為之造假的那本雜誌。《Reportagen》以超過 90 個問題的形式發布了這篇訪談，在德語媒體圈引發廣泛討論。
在那次訪談裡，Relotius 說出了幾句話，讓前面所有關於『機構如何失靈』的分析，突然有了一個更難處理的問題需要面對。
他說，他在整個造假過程裡，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在越界。他的說法是：「我堅信，在新聞報道的敘事形式中，一切是否與現實完全一致，都無關緊要。」（”Ich habe in der unverrückbaren Überzeugung geschrieben, es würde bei der Erzählform Reportage keinen Unterschied machen, ob alles 1:1 der Realität entspricht oder nicht.”）
他還回答了一個關於數量的問題，在他整個記者生涯大約 120 篇作品裡，有多少是正確的。他的回答是：「就我目前對自己的了解而言，可能寥寥無幾。」（”Nach allem, was ich heute über mich weiß, wahrscheinlich die allerwenigsten.”）這個數字遠超過調查報告確認的 14 篇。
他補充了另一句話，說的是那些文章和他的內在狀態之間的關係：「我的不確定性越大，文章就寫得愈完美。」（”Je größer meine Verunsicherung war, desto perfekter wurden die Texte.”）
這句話和前面七段的所有分析加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令人久久難以釋懷的感受。讓《明鏡》的查核系統無從應對的那種「完美」，來自於他內部愈來愈深的混亂。一個人愈不確定自己，就愈需要把那個不確定填補成無懈可擊的文字。而那些文字，恰好是讀者和編輯最想看到的那種真相。
資料來源：
Germany’s Der Spiegel says star reporter Claas Relotius wrote fake stories ‘on a grand scale’
Spiegel journalist who made up facts loses awards from Reporter Forum, CNN | Reuters
Deutscher Reporterpreis 2018: Auszeichnungen für Ronan Farrow und den SPIEGEL — DER SPIEGEL
German reporter stripped of CNN ‘Journalist of the Year’ awards for fabricating stories
CNN Journalist Award an Relotius und “ZDFzoom” — DWDL.de
Der Spiegel takes the blame for scandal of reporter who faked stories | Germany | The Guardian
„Tausend Zeilen“ von Michael Bully Herbig: Im Land der Lügen
Der Spiegel ‘fake news’ reporter could face charges
Der Spiegel reporter who faked stories returns awards | Germany | The Guardian
Anti-Americanism Drove ‘Der Spiegel’ Fabrications — The Atlantic
Star journalist fired for writing fake stories in German news magazine — MediaWatch — France 24
Der Spiegel star reporter Claas Relotius fabricated stories for years | New York Post
Alzheimer in US-Gefängnis: Wenn Mörder zu Pflegern werden — DER SPIEGEL
Fall Claas Relotius: Wie Juan Moreno den Betrug aufdeckte — DER SPIEGEL
Fälschungsskandal beim „Spiegel“: Die Wahrheiten des Relotius | ta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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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vom Interview mit Claas Relotius übrig bleibt
Claas Relotius: Ich habe den Journalismus missbraucht
The rhetoric of factuality in narrative: Appeals to authority in Claas Relotius’s feature journalism
메타데이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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