籃球博彩擬徵稅50% 不接受本地波（大公報-20250606-A9）

左圖：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廣受香港球迷歡迎，預料開設籃球博彩，每年可以為特區庫房帶來15至20億元收入。右圖：籃球博彩預料最快2026年10月NBA開季前推行。

籃球博彩規管方案曝光，特區政府建議參考現時足球博彩稅，徵收投注金淨收入五成，作為籃球博彩稅，而且不得接受有香港球隊參與，或在香港舉行的賽事投注。有戒賭機構擔心吸引年輕人賭博，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強調，政府不鼓勵賭博，將同時加強宣傳教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探討開放籃球博彩，政府早前經過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接獲約1000份意見，約94%持正面意見，顯示建議獲絕大部分人支持，更有部分建議加快立法進程。

公眾諮詢94%意見支持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訂《博彩條例》，賦權當局發出籃球博彩牌照，並參考足球博彩訂立牌照規限，包括為投注及賽事種類數量設限；不得接受有香港球隊參與，或在香港舉行的賽事投注；不得接受未成年人士投注；並要展示告示，提醒市民沉迷賭博的害處等。

文件引述據數，2024年本港的非法籃球投注的人數急增186%，約43萬名香港居民參與非法籃球博彩，估計涉及的市場收益約700億至900億元，按年急增119%至165%。研究顯示，若馬會提供合法籃球博彩，49%的非法投注者會改為經馬會投注。

現時賽馬及足球博彩均按淨投注金收入，即投注額扣除派彩後的收入計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表示，預計若然香港開設籃球博彩，每年可以為庫房帶來15至20億元收入。

政府最新建議，籃球博彩沿用足球博彩稅率，徵收淨投注金收入的50%作為稅款。

政府暫時未有落實時間表，消息人士透露，預期最快今個立法年度完成修例，待完成電腦系統設計等，最快2026年10月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開季前推行。

有戒賭機構擔心增加年輕人賭博意欲。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服務總監嚴廷玲指出，雖然牌照條件將列明，不包括香港球隊參與，禁止未成年人賭博，及限制投注和賽事種類的數目等，但籃球博彩合法後，部分有觀看球賽的年輕人或誤以為「有機會贏錢」，最初只落注少量金錢，之後越來越多，漸漸成癮。

議員倡擴大反賭博教育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強調，政府一向不鼓勵賭博，基於非法籃球博彩活動猖獗，向公眾諮詢後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同，因此決定使用足球博彩相同的規管框架，政府仍然會透過多管齊下方式，針對非法賭博的行為執法，加強宣傳教育和輔導服務。她又指出，年輕人參與賭博的數字仍然維持低水平或低數字，但政府仍很着重相關工作，會加強青少年的宣傳教育。

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支持政府規範籃球博彩，認為單靠執法並不能遏止非法賭博，有需要將籃球博彩合法化，將資金合法地引流、為政府開源。他預計若立法過程順利，可於明年正式實施。

青少年保護方面，霍啟剛建議可以考慮強化預防措施，例如在籃球博彩廣告加入顯著警示，禁止在青少年媒體及社交媒體平台投放，亦可將部分稅收撥款至「平和基金」或同類的平台，擴大校園反賭博教育計劃，只有多管齊下，相信能夠兼顧經濟效益與社會責任。

香港賽馬會回應歡迎有關方案，將會全力配合政府，提供合法及有節制的博彩服務。

當局近日公佈的籃球博彩規管方案，表面披着「打擊非法賭博」、「增庫房收入」、「設嚴格限制」等的堂皇外衣，實質上卻是一場以公眾利益為賭注的巨大冒險。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以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預算案中的提議，均企圖說服公眾：既然非法籃球賭博猖獗，不如將其合法納入規管，並徵收淨投注金收入五成作稅款，再輔以禁止香港球隊受注、禁止未成年人投注等限制，便可兩全其美。公眾諮詢更以九成四支持率的亮麗數字背書，霍啟剛議員亦表示支持，並倡議擴大反賭博教育。然而，合法化必然吸引更多人士陷入賭海、將青少年推向沉迷與價值迷失的深淵，而所謂的庫房收益，在龐大的社會戒賭成本面前，根本是杯水車薪，得不償失。

方案反覆強調，把非法投注引導至合法渠道，彷彿這只是一場「搬運」而非「創造」。當局引述數據稱，二〇二四年非法籃球投注人數急增百分之一百八十六，約四十三萬名香港居民參與，估計市場收益達七百至九百億港元。若馬會提供合法博彩，四成九非法投注者會轉用馬會。這組數字恰恰暴露了方案的致命盲點：它假設非法賭客總數是固定的，只要部分流入合法渠道，問題便得到控制；然而，合法化真正的危險，在於它會大幅降低社會對賭博的心理戒備，催生大量全新的賭客，最終令整體參與人數爆炸性增長。再者，約四十三萬名香港居民的數據是從那裡來，這並沒有確實來源。

心理學上有所謂「可得性捷思」與「正常化效應」。當一個行為被法律明文許可，並由具公信力機構如賽馬會營運，公眾會不自覺地將其歸類為「正常消遣」、「無傷大雅的小賭」。原本從不接觸非法外圍的人，或因道德顧慮、或因對非法渠道的恐懼而遠離賭博，一旦籃球博彩以「合法、安全、有節制」的姿態進入手機應用程式和場外投注處，這些心理關卡便會迅速瓦解。戒賭機構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服務總監嚴廷玲的憂慮正點出了這個要害：部分有觀看球賽的市民或年輕人，會產生「有機會贏錢」的誤判，最初只落注小額，然後逐次加碼，終至成癮。這並非臆測，而是賭博成癮的經典路徑。球賽觀賞與投注的快感互相綑綁後，每一次運球、每一個三分球都變成金錢符號，球迷變成賭徒，只是時間問題。

值得質疑的是，那個「九成四公眾支持」的諮詢結果。諮詢的設計、取樣對象及宣傳渠道，很可能已預設了結果 — — 積極回應者往往是現有馬會客戶及既得利益群體，沉默的大多數、潛在受害者，尤其是基層家庭和容易被賭博傷害的脆弱社群，其意見極可能未被充分反映。以一個充滿偏差的諮詢結果作為「獲絕大部分人支持」的論據，無異於以賭徒的歡呼來合理化賭場的擴建。

再看所謂「替代效應」。即使四成九非法投注者轉投馬會，餘下五成一仍將留在非法市場，而合法化衍生的大量新賭客，更會令總投注人口急速膨脹。參考美國自二〇一八年最高法院推翻《職業與業餘體育保護法》後各州體育博彩合法化的經驗，新澤西州在合法化後首年，網上體育博彩投注額即達數十億美元，但同期問題賭徒求助熱線的來電量亦倍增；美國全國問題賭博委員會的調查顯示，合法化後高風險賭博人群佔成年人口比例明顯攀升。所謂「有節制博彩」在商業逐利和便利科技面前，脆弱得不堪一擊。馬會必然會透過精密的手機程式、即時賠率變化、現金回贈等行銷手段，將賭博包裝成刺激的娛樂，令更多本來與賭絕緣的市民一試成主顧。合法化不是把非法需求裝進安全的籃子，而是把整片草原點燃，然後說可以控制火勢。

籃球是香港青少年最熱愛的運動之一。NBA、CBA、本地甲一賽事以至NBL，都承載着無數年輕人的熱血與夢想。當這片純粹的競技場被植入博彩的籌碼，對青少年的影響絕非「不可向未成年人投注」這條幼細的紅線所能阻隔。

方案雖然禁止未成年人士投注，但在現實操作中，青少年可以輕易使用家人的馬會帳戶、借用手機驗證，或待年滿十八歲後立刻投入合法博彩。更關鍵的是，十八至二十四歲的青年處於大腦前額葉尚未完全發育成熟的階段，衝動控制能力較弱，對風險的認知不足，是成癮行為的最高危群組。籃球博彩合法化後，無孔不入的博彩資訊將滲透他們的社交環境：YouTube球賽直播旁邊的賠率推送、網絡論壇和通訊群組的「貼士」分享、KOL隱晦的投注暗示，甚至朋友間日常對話由「撐邊隊」變成「買邊隊讓幾多分」。霍啟剛議員建議禁止在青少年媒體及社交媒體平台投放廣告，這想法固然善意，但在數碼時代根本無法落實 — — 演算法會自動將體育內容與博彩資訊捆綁推送，境外網站及匿名帳號更完全不受香港法例規管。

更令人憂心的是價值觀的徹底扭曲。體育競技的核心是公平拼搏、團隊合作和超越自我，但賭博將這一切異化為讓分盤、大小分、球員個人表現的數據賭局。青少年一旦沉迷籃球博彩，他們再難以純粹欣賞球技和戰術；每一次失誤、每一次絕殺，首先牽動的不再是體育精神，而是個人錢包的得失。這種迷失將潛移默化地侵蝕年輕一代的價值根基：努力不如運氣、鑽研不如貼士、與其磨練球技不如研究盤口。長此下去，不單是潛在的問題賭徒數目增加，整個社會的體育文化和青年品格都將付出沉重代價。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強調，年輕人參與賭博的數字維持在低水平，並會加強宣傳教育。這句話含有危險的誤導。現時年輕賭博數字「低」，是因為合法籃球博彩尚未開動，一旦開了這個缺口，數字恐怕會拾級而上，而所謂宣傳教育，在數以億計的博彩行銷資源面前，猶如以單車阻擋列車。足球博彩自二〇〇三年合法化後，年輕求助戒賭個案連年上升，早已證明「教育可以抵消合法化誘惑」的假設是一廂情願。勗勵軒等機構的前線同工不斷目睹年輕人由最初的「幾十蚊消遣」墮進萬劫不復的債務漩渦，他們的故事不應只在新聞的一角被輕輕帶過。籃球博彩合法化，等於在青少年的成長路上鋪設了一條更長、更滑的斜坡，滑下去只需一剎那，爬上來卻要以年計的光陰和破碎的家庭為代價。

方案最吸引官員和部分議員的，無疑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所預計的每年十五至二十億元的庫房收入，以及從非法市場導回龐大資金的願景。然而，將賭博稅款視為淨收益，而不計算它所觸發的龐大社會成本，是極其片面的公共財政觀點，無異於把後代子孫的安寧廉價典當。

我們必須仔細核算賭博合法化的真正社會成本。一個問題賭徒不僅消耗個人積蓄，更會引發連串社會問題：精神健康惡化導致的醫療開支、家庭衝突甚至家庭暴力帶來的社會福利負擔、失業或生產力下降造成的經濟損失、為償還賭債而衍生的盜竊、詐騙等罪案所耗費的警力與司法資源，以及家庭破碎後單親子女的教養支援。英國、澳洲等地的研究早已指出，每產生一元的博彩稅收，社會往往需付出三至十倍的成本去處理其後遺症。澳洲生產力委員會的報告估算，問題賭博帶來的社會總成本（包括無形成本）遠超政府從博彩業取得的稅收。香港平和基金及戒賭機構每年僅獲極有限撥款，資源捉襟見肘，若籃球博彩合法化令問題賭徒數目大幅增加，戒賭治療、熱線輔導、校園預防等服務勢必爆煲，屆時政府所增加的十五至二十億稅收，可能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用來填補這些新增的社會開支，更遑論那些無法量化的家庭幸福、青少年前途等無形損失。

以保守的估算來看，目前本港因各類賭博而衍生出的問題賭徒數以萬計。籃球博彩若合法化，以其賽事全年無休、每日多場的特性，加上NBA的強大號召力，極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催生數以萬計的新增問題賭徒。每位問題賭徒一生所造成的生產力損失、醫療及社會福利開支平均可達數十萬至過百萬港元。即使只以一萬名新增問題賭徒、每人平均社會成本五十萬元計算，潛在損失已達五十億港元，遠超政府樂觀預期的每年稅收上限。而且賭博問題有累積性和跨代性，今天的賭債與家庭破裂，將在未來十數年持續發酵。

更要認清的一點是，政府建議將部分稅收撥至平和基金，這種「左手徵賭稅、右手搞戒賭」的荒誕安排，本身已構成倫理矛盾。教育與戒賭服務的經費，理應來自一般稅收，體現社會對健康福祉的承擔，而非依賴擴大賭博規模來籌措。如果戒賭服務愈興旺，反而意味着賭博之害愈深，這絕非一個負責任政府應當追求的「經濟效益」。馬會作為方案的受惠者，每年投注額將以千億計，其從中獲取的淨收益和營運利潤極其豐厚，打着「慈善」和「有節制博彩」的旗號擴張賭業版圖，實質是利益驅動。所謂十五至二十億庫房收入，只不過是馬會這座巨大博彩機器所產出利潤的一小部分，卻要整個社會承擔賭博成癮、家庭破碎和青少年迷失的巨額成本。

我們再退一步，從宏觀經濟角度審視。非法投注市場的七百至九百億收益，即使部分轉化為合法投注，大部分資金只是在賭客之間重新分配，莊家與政府從中抽水，實為財富從大量普羅大眾（尤其基層）轉移到政府和馬會股東的零和甚至負和遊戲。基層市民的消費能力被賭博蠶食，本土實體經濟受損，社會整體福祉未必上升，貧富差距卻可能因賭博的「貧窮稅」效應而進一步惡化。庫房那十多二十億元的帳面收益，對比每年社福、醫療、教育的恆常開支，完全微不足道，政府卻要為此背負將市民推入賭海的沉重道德責任。

回歸問題的本源，非法籃球賭博的確需要嚴厲打擊。但打擊之道在於投入更多資源堵截非法外圍網站、加強跨境執法合作、運用金融科技監察可疑資金流，以及從校園和社區層面大幅強化預防賭博教育，讓公眾明白非法賭博的法律風險和財務陷阱，而不是把賭博這個行為本身漂白甚至促銷。政府口口聲聲說「不鼓勵賭博」，卻帶頭推動賭博合法化，這種言行不一將徹底侵蝕公眾對政府政策的信任。

籃球博彩規管方案所描繪的「審慎開放」，就像用一張印滿警告標語的包裝紙，去包裹一份劇毒的禮物。打開禮物的人，不只有現存的非法賭客，更包括千千萬萬原本與賭無干的普通市民、熱愛籃球的青少年，以及我們社會未來的價值與生產力。當戒賭機構的電話響起得愈來愈頻密，當校園內討論的不再是球技而是讓分，當一個個家庭因為賭博而分崩離析，那十五億庫房收入就會現出它的真面目 。

我呼籲立法會議員及社會各界，不要被「九成四支持」的偏差諮詢和短期財政利益蒙蔽，正視合法化必然吸引更多人賭博、將青少年推向迷失深淵，以及戒賭成本遠超賭博收益的嚴峻現實，堅決反對籃球博彩合法化方案。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府，應選擇艱難但正確的道路：堅守不鼓勵賭博的底線，用更強硬的手段打擊非法賭博，用更充足的資源守護下一代，而非親手把更多市民和青少年送上賭博這條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