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独视觉的云南编年史（六）杜氏大理国

第六章

（六）杜氏大理国 本节引言：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播种的世界秩序正逐渐覆盖远东。鸦片战争后南粤的失业问题，催生了打断满洲军事脊梁骨的太平天国运动。清帝国在云南挑拨种族仇杀的策略，刺激出了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复国运动。李蓝流民军的北上，任武、赫明堂对西北回民起义的点燃。让疲于应对的清帝国不得不依赖各地军绅民团与西洋贷款来支撑中国的空架子。庚申之变将清国从东亚世界秩序降为地方性秩序，太平天国对上海自由市的进攻挽救了大清，让姗姗来迟的刘道衡试图把云南对接英国的伟大计划不幸腰斩。岑毓英残暴镇压了杜文秀，其组建的滇军却会随着时间推移被和平演变。李蓝滇寇对巴蜀的入侵唤醒了蜀人对张献忠的恐惧，刺激了巴蜀民团的成长。西北回民起义在太子寺之战后获得了体面被招抚的权力，成为后世青甘宁西北三马的前身。

1815年，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英国成为世界霸主。 欧洲封建契约是双向的，并不片面有利于上级领主。日耳曼部落习俗是封建法的重要源泉，体现了部落武士的政治自由。在这样的社会中，武士经常向国王挑战决斗或提出诉讼。国会在国王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中断拨款，有时仅仅因为吝啬，有时因为不愿看到凯旋而归的强者难以控制。这样的局面不能令雄主满意，更不能应付土耳其帝国这样中央集权的帝国。数千十字军骑士一再以寡击众，大败埃及和土耳其数十倍的大军，证明了封建自由的力量和伟大；又因为人数、资源和专业程度的不足，在帝国常备军的攻击下丧失了匈牙利和东地中海。 首先接触东方的西班牙和两西西里王国首先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和常备军，巨大的开支迫使他们改造财政结构。革新者的暂时优势迫使其他政治实体效法，绝对主义国家的浪潮从西班牙向全欧洲扩散。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的中小型政治实体损失过半。未来似乎属于官僚机构和常备军支持的强大君主，然而英格兰和荷兰扭转了潮流。在西北欧的新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贵族结盟反对王权。在南欧的天主教国家，市民-资产阶级和国王结盟反对贵族。前者以立宪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后者以绝对君主制取代封建的等级君主制。优势最初似乎在后者一方，因为她们能够动员更大的财力和军力；然而这种优势正是她们在长期竞争中失败的原因，因为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向历史天平投下了至关紧要的砝码。资本从汲取能力强大的地方逃向私有财产安全的地方，思想从国家管制强大的地方逃向权力分散破碎的地方。十八世纪初叶，全世界的金融革命和科技革命几乎全部集中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方寸之地。法兰西的资本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国债市场，武装了皇家海军的战船，将法兰西赶出印度。英格兰征服欧洲，欧洲征服世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权力用自己的手坑害了自己。

1823年，杜文秀出生。 杜文秀，字云焕，号百香，伊斯兰教经名哈吉·比比·苏来曼，生于1823年十一月十八日，是永昌府保山县人，本名杨秀。他的父亲是个姓杨的回民，曾参加过儒学科举，考中过秀才——在那个时代，云南穆斯林已在文化、血统上高度本地化，许多人视儒学为一种非宗教的政治伦理，同时信仰伊斯兰教和尊奉儒学。在杨秀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不幸去世了。他随后被过继给了他的舅舅，遂改姓为母家的姓氏杜，以文秀为名。 杜家和杨家是当时保山县的两个世交家庭，都是回民，长期互相通婚，一同合伙跑马帮生意，往来于缅甸、云南之间（按：马帮是云南传统的长途贸易商队组织，由一群互相合作的商人赶着骡马、结为互相扶持的团队形成），也一同在永昌城里卖花生糖（按：永昌府城即保山县城，因此永昌城、保山城同指一城），两个家庭实际上结合成了同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因为经商有道而颇为富裕，在永昌城外购置了不少田产，属于家境宽裕的土豪资产阶级。杜文秀出生在永昌城外的村子里，很小就随家人搬到了城内居住。 杜文秀在童年时代，经历了良好的伊斯兰教和儒学教育。在祖父的指导下，他从小就学念《古兰经》，随母亲去清真寺礼拜，稍大一些后就去伊斯兰教的经堂读书。此外，他还师从永昌城里一位姓林的“汉人”老举人读书，学习儒家经典。林举人在当地德高望重，是个正直的老儒。杜文秀的祖父则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为人非常善良。 当时，云南社会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间的对立情绪正在加剧。在杜文秀十一二岁时，有次他在与穆斯林同学从经堂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路边的一个“汉人”小乞丐。杜文秀的同学上前欺负那个小乞丐，踢翻了他的饭碗，吓得小乞丐大哭起来。杜文秀见状赶忙阻止了同学的霸凌行为，将妈妈亲手做的、自己带在身上没吃完的饭团给了小乞丐。回家后，杜文秀把这件事告诉了祖父，祖父夸奖他做得对，说因为经上说“不准欺负人”。就这样，杜文秀在老师和家人的言传身教下慢慢长大，学会了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成为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和虔诚的儒生。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个正直、善良、高尚的人。

1839年，满清帝国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封锁广州商馆，阻隔粤-英贸易。

1840年，大英帝国对满清帝国开战。

1841年，英军毙满清两江总督裕谦，同年，香港自由市成立。

1842年，英清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清方开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在五口通商之前，清帝国固定以南粤广州单点“对外开放“。杨秀清一类人士以押运吴越、闽越茶叶至广州而营生。五口通商后，清帝国畸形的转运经济模式结束，失业的杨秀清就只能回骆越老家烧煤。吴越茶直达上海/宁波，闽越茶直达厦门。畸形的转运经济被迫解散，造成了粤、赣地区的大量失业潮。 “臣查英夷所需内地货物，惟福建黑茶、安徽绿茶、浙江湖丝三项最大，每年出口价值至四千余万两之多，其中脚费约计二千余万两。当初并归广东贸易，路远值昂，按价起课，帑项不至于少亏，而穷民借以糊口。今闻江苏闽浙港口分开，一切客商势必舍远就近，黑茶往福州，绿茶往上海，湖丝往宁波，较之前赴广东者，脚费既轻，价值减半，江广两省穷民将无所籍以为生计。臣籍隶西江，界连东粤，稔知江西之广信、南安，广东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户、挑夫，籍此营生者不下数千万人，广东省籍洋务营生者不下数万万人。若各货俱于近地贸易,则各处挑运穷民一旦失业，衣食无资，必聚而为盗。”

1843年11月，上海自由市宣布成立。 “上海是在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由英国领事浦脱勒海军大佐（Captain G. Butler）通告开埠通商的；美国第一任领事是华尔考脱（Mr. Henry G. Walcatt），一八四三年他在上海，第一任专任领事是麦菲（Mr. Robert C. Murphy），他在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五日到达上海；第一任法国领事是敏体尼（De Montigny），他在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十日被任命。其他各国一直到一八六零年以后都是由一些「商人领事」（Merchant Consuls）充代表；一直到一八五七年，葡萄牙、荷兰、汉堡、律伯克和伯磊门、普鲁士、丹麦以及暹罗各国还都是由英国商人充代表，西班牙由一个葡萄牙人代表，瑞典和挪威由一个美国人代表；甚至在一八六七年这些国家中也还只有两国——普鲁士和西班牙改设为专任领事。（清属）上海城墙与河之间有一片城郊，就像一个清国城市常有的情形一样，它的面积很有限，在它的上面不容有任何房屋的；后来各国租界所占的地区，就是一块没有房屋的荒地。”这个小共和国跟马萨诸塞州一样，是以英裔为主的开拓者在无主荒野上建立的。唯一的区别在于：马萨诸塞人的邻居是自由的印第安部落或联盟，上海原住民的邻居是满清帝国吏治化最彻底的东南亚殖民地。

1845年，在中国清朝官员鼓励下，滇西永昌地区爆发仇杀事件，杜文秀家人遇害。 中国“皇汉”官员迤西道罗天池、永昌知府恒文打开永昌城门，放“汉人”香把会流氓入城，以中国军队和这些流氓一同对城内回民展开残酷的种族屠杀，杀害了4000余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中，杜文秀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母亲、弟弟和妹妹全都被惨杀，他的全家人都死了。中国狗官恒文派他的家丁黄贵参与了这场大屠杀，黄贵持刀闯入杜文秀的未婚妻马小有姑家中，杀害了她的父亲，将她掳到恒文府中。在那里，马小有姑遭到了中国侵略者残忍的奸污。在大屠杀发生时，杜文秀不在家中，正在外面做生意。危急关头，杜文秀的“汉人”儒学老师林举人找到了即将被暴徒杀害的他，将他保下带回家中藏匿起来，使杜文秀逃得一命，成为这场大屠杀的幸存者。

1847年，满清帝国官员林则徐予永昌杀回案不合理判决。 永昌大屠杀结束后，永昌城中的幸存回民仅剩200多户。为了给被杀害的回民们讨还公道，在那时仍对中国体制抱有幻想的杜文秀自告奋勇，决定与三名遇难者家属作为大屠杀幸存者代表，一同去中国首都北京“告御状”。他们四人出城后，永昌当地的中国官员担心事情败露，派兵对他们围追堵截。永昌城的西侧是南北走向的怒江，在江对面有一块名为怒江坝的山间平原，在当时是个名叫线子章的傣族土司的领地。线子章也是个急公好义的人，在当地颇有名声，对惨遭屠杀的回民很是同情。于是，走投无路的杜文秀一行四人就前往怒江坝投靠了线子章。其后，线子章派手下傣兵保护四人，将他们一路护送到昆明，使他们得以摆脱永昌中国官员的追堵，向北京行进。 杜文秀一行四人跋山涉水，总算到了北京，住在当地的清真寺，向中国朝廷中负责监察官员的部门都察院提交了诉状，但半个月都无人理会。之后，四人在他人指点下，按照中国官场的腐败惯例，以200两银子贿赂一个在皇宫中有“关系”的人，总算将诉状交到了中国皇帝旻宁手上。如前所述，旻宁随即令他的宠臣云贵总督林则徐彻查此事，而林则徐的判决则极不公正，虽然将永昌知府恒文抄家革职、永不叙用，并处决了5名“汉人”流氓头子，但他又认为当地回民有所谓的“谋反”之事，处死了多达76名回民，将永昌城中200多户幸存回民的房产强行没收、变卖，派兵将他们押解到了城外荒凉的官乃山上居住。杜文秀等四人千辛万苦地去北京告了“御状”，但在回到家乡后，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毫无公正可言的结果。

1848年，杜文秀组建自卫民兵武装。 面对云南社会中日渐激烈的种族、宗教仇恨，当地有个名为马朝珍的回民士绅颇想有一番作为，就出资出力，以义学堂人员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名为忠义堂的组织，广泛招募有志之士，提出了不分种族、信仰“回汉相保”的口号，吸引了不少人投靠。在此基础上，忠义堂组织了前往缅甸的马帮商队，购买了许多缅刀、火枪，并招收失业矿工打造武器，力图在日渐到来的乱世中自保。杜文秀一面在小围埂村教书，一面参与忠义堂，在其中负责文书、联络工作，不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为人正直、高尚的他，在几年中逐渐成长为当地的小区领袖，并观察、思考着云南的局势与未来。

1851年，粤桂流民武装于骆越（广西）金田地区举兵，对满清帝国开战。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了满属东南亚、南中国各邦的和平，并逐渐将烽火燃烧至内亚地区与中国本部。太平天国放大了白莲教和天理教的叛乱。吴越财政区遭到致命打击，损失超过了明清之际。从此以后，内亚体系只能仰仗欧洲贷款和技术援助维持。东亚秩序在远东殖民主义的保护下，避免了流寇战争固有的灭绝性洗荡，日益从属于欧洲人的世界体系。

1852年，粤桂流民武装大破满洲军于长沙外围，满洲皇帝奕詝（清文宗、咸丰帝）从湖湘军绅曾国藩之议，允许满洲殖民各邦组建民团。 粤桂流民武装的北伐，为诸亚诸夏各邦的解放提供了契机。殖民各邦的满洲人军事骨干损失越惨重，满洲便越难以维持大清中国。

1853年，粤桂流民武装克南京，建太平天国政权。

1854年，夜郎各地爆发反清起义，清帝国在夜郎殖民秩序大规模瓦解。

1856年，因昆明杀回事件，云南全境大乱。

1856年5月，彝人李文学于弥渡发起反清起义。

1856年6月，滇内“皇汉”张正泰于鹤庆组建武装，号召对滇内回民进行种族灭绝。 千总张正泰（按：千总是中国清朝军队中低于参将的军官，一般指挥数百人）于丽江府鹤庆县纠集近万名流氓无产者，自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称号“义举灭逆总统兵勇巴图鲁”，提出了“奉宪灭回，净剿回子八百里”的种族仇杀口号。

1856年6月，因临安府出现屠杀回民事件，厂匪马如龙率部反清。

1856年7-9月，滇回马国才、马飞龙、马金保光复姚州城，与清军作战至9月被镇压。

1856年7-8月，张正泰于鹤庆、丽江一带展开对各族平民无差别屠杀。共计屠杀约两万云南人，其中数千是云南回民。

1856年9月8日，杜文秀于小围埂村号召对中国清朝发动圣战。 杜文秀在小围埂村召集了千余义兵，其中大部分为回民，也有少量的非穆斯林，正式宣布起兵，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揭露了中国统治者的卑鄙无耻，号召云南的有志之士不分信仰、族群地团结起来争取自由、拯救人民，说道：“向来清设奇谋，以挑拨为能事，鹬蚌相争而收渔利。汉回仇杀，相互残虐，中其计也。当今之计，只有回汉一心，三教一体，反清锄奸，共剪贪污，救民水火，以求太平！”他还掷地有声地呼喊道：“救民等同圣战。舍生取义，在此一举！” 在演讲之后，杜文秀宣布了义军的军纪，规定抢掠、奸淫妇女者斩，以白色旗帜为军旗——当时，中国清朝军队以红旗为军旗，因此云南民间称中国军队为“红旗军”，称杜文秀的军队为“白旗军”。

1856年9月15日，滇回义军光复大理城。

1856年9月29日，张正泰部攻破上关，于喜洲纵兵大掠。仅在剑川就抢劫15万两白银。

1856年10月，张正泰侵大理，为杜文秀率义军所破。

1856年10月，因中国清朝不遵守协议，英国、法国对中国清朝宣战，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23日，杜文秀建立独立政权，国号大理。 攻克大理后，杜文秀为制止城中仍在蔓延的种族仇杀，宣布了五条纪律： 一、自即日起，严禁相杀。回先动手则杀回，汉先动手则杀汉； 二、生易买卖往来如常，严禁强买强卖。违者，立斩； 三、官吏所散布之互相侮辱，互相克溥之流言恶语严禁谈论。有意违者，立斩； 四、田地房屋产业维持原有。不论回汉，原主死者归其子嗣，无子嗣者，归其亲属，亲属死者，归贫寒者享受。受业者到辕登记册籍，以免后患； 五、读书、盘田、赶马、栽桑、种茶、织布，各有所权。严禁阻挠、殴打、谩骂。违者，立斩。 对这些军纪，杜文秀说到做到，严格执行。当时，义军中有个来自陕西的回民军官名叫蓝金喜，此人在进军大理时统帅着义军的中军，立下了战功。但他深受极端伊斯兰主义影响，在进入大理城后为非作歹，杀害白族民众。于是杜文秀不顾此人立过战功，下令将他斩杀，以儆效尤。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大理城中的社会秩序很快恢复，种族仇杀也随之平息下来。 “关于这个新政权的具体名称，当时世界各国对其记载如下：1867年，法国人安邺（Francis Garnier）作为澜沧江探勘团负责人之一到过杜氏大理，并借助马德新开给的路照到过大理，他给了大理政权“回教王国”、“王国”、“新王国”三个称呼。关于英国人的看法，据他说：“我们已看见由伦敦出版、德国翻印的最新的地图，被划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潘泰（Panthays）王国”。前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说：杜文秀等人的武装起义的队伍，占领了大片领土，并建立了以大理为中心的“平南国”。除此之外，杜文秀还有西平王，苏丹亲王，哈吉·比比·撒来玛等种种说法。对于这些说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杜文秀的身份是具有多重性的，他在滇扮演三元一体化的领袖角色。在滇人的伊斯兰信徒面前（滇回），以及他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时，他的角色是穆斯林的“苏丹”。在滇人的上江人（“汉人”）面前，他扮演的角色是“天下兵马大元帅”，提出“驱满”、“革命满清”、“蓄发”的政治纲领。在滇人土著（彝白等），杜文秀则坚持宣布平南国继承南诏、大理政权。该政权的建国目标，是要带领滇人团结起来走向独立，摧毁满清大一统政权。”

1856年12月，漾濞回民据城起义，俘保山知县周锡铜。

1857年1月，宾居回民光复宾川州，俘获知州潘仲辑。同月，大理军光复邓川、浪穹。

1857年2月，清军组织第一次西侵，云南提督文祥率军向大理进攻。

1857年6-8月，厂匪马如龙部围攻昆明，于昆明城外制造大屠杀。 马如龙起兵反清原因不同于杜文秀，只为发泄种族仇杀。1856年马如龙攻打临安府城时，将城外上万云南百姓抓捕充当人肉盾牌，“以一回人带二十汉人，驱之前敌，围攻府城”，无法攻破临安，就转而攻陷阿迷州城，屠杀约3万多名云南百姓。之后，马如龙军在滇东南地区大肆烧杀抢掠，裹挟大量流氓无产者，“成大股流贼”，1857年经澄江北上，包围昆明后对郊区展开大屠杀，“烧杀人民惨不可言”，“城外人民哭声震地，成千成万被贼赶杀”，盘龙江、玉带河中“积尸五里有余”，“流入滇池浮尸方一二里者数处”。

1857年7月，满清云贵总督恒春于昆明自杀毙命。

1857年8月，大理军破文祥部清军，光复弥渡、赵州。

1857年9月，大理军光复浪穹县。

1857年10月，大理军蔡发春部光复巍山。

1857年11月，英法联军克广州。

1857年11月22日，大理军光复云州（今云县）

1857年12月5日，大理军光复顺宁府城。

1857-1858年，陕甘穆斯林阿訇任武、郝明堂前往云南加入义军学习反清战争经验。

1858年6月27日，满清帝国在《天津条约》中承诺开放扬子江为自由贸易的国际水道。

1858年8月，大理军击破企图从洱海东渡袭击大理城的清军团练董家兰部。

1858年12月，大理军光复耿马。同月，文祥组织第二次西侵。

1859年2月，大理军屡破董家兰部。

1859年4月，张正泰因屡屡勒索士绅，为清国官僚刺杀，张正泰部溃散。同月，大理军毙董家兰，光复邓川，大理北部清国武装被肃清。

1859年5月，景东回民发动反清起义。

1859年7月，大理军于宾川县大破文祥西征军。中国清朝提督文祥落职，福兆署为云南提督。

1859年7月，李永和、蓝朝鼎于昭通率云南流民军对满清帝国开战，建号为“顺天军”。 清帝国对乌蒙藩进行惨无人道地屠灭以后，并未在当地建立有效的统治秩序。满清官僚反而热衷于挑拨滇人各族群矛盾，企图保持社会秩序的混乱。在清国官僚的挑拨离间下，乌蒙（昭通）形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首先是滇回与云南“汉人”“构衅”，继而满清官僚出银子请来凉山的滇彝与滇回互相残杀。使昭通城“乡人逃避入城，城中人逃入乡。田野不辟，米粮罄尽”的情况。甚至出现了“煮人肉，卖汤锅”的惨景。自然条件较好的绥江，也是“人民多半野食，终年不沾油盐者十之三、四”，“各乡田土渐多荒芜，不及当年繁盛之四、五”。这种现象从1856年持续到1859年，使田野荒芜，农民流离失所，城镇手工业破产，大批有产农民沦为无籍流寇。为求生存，昭通各县都发生过“打富济贫”的流寇运动。 李永和，昭通市昭阳区人，是铁匠。李永和人们叫他做李短鞑，或李短搭搭，云南昭通人，出生於1836年，曾习书史，为人有智略。 蓝大顺，是农民。他的本各叫蓝朝璧，又名蓝朝鼎，也是昭通人，通晓书史，为人尚侠重义。蓝二顺，又名蓝朝柱。兄弟起义始于夜郎威宁。 云南昭通府与巴蜀南部叙州府为邻。道光末年，巴蜀在严重的土地兼并的情况下，从农村里失地流亡出来的流民约有百万人，其中加入天地会的支派叫做哥老会的秘密结社的就有一、二十万人。昭通府与川南交通频繁，哥老会便从川南发展到昭通府，李永和、蓝大顺也加入这一个秘密结社。由于他们的才智，得到会众的信服，都做了昭通府属大关厅一带的哥老会山堂的首领。 蓝大顺、蓝二顺由于家庭贫困，年轻时在威宁、昭通靠劳力维生，结识了一些有武艺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因云南种大烟，四川商人常来运烟，烟商常雇佣蓝氏兄弟们为他们护送大烟，往返于昭通、叙永等地。咸丰八年，蓝大顺、蓝二顺抗捐，把团结的一批穷苦群众带到家乡中水观音山聚会，组成了几百人的队伍，在当地开展反清活动，不久被清军围攻，转移到昭通与李永和的农民队伍会合，有千余人结盟起兵，展开反清斗争，先占云南大关、永善、彝良的一些地方。 19世纪以后，蜀、滇之间成立了一种烟帮的组织，其性质酷似黄巢和张士诚的盐枭团体。那时候，鸦片输入成为公开的买卖，因此滇蜀边境就大规模种植鸦片。滇种植的鸦片价格较由外输入的低，巴蜀烟商多往贩运。由于路上不平静，鸦片是一种大贸易，须要护送，就由那些被清帝国剥削压迫破产的云南农民组织烟帮，受烟商的雇庸，给他们做保镖。烟才都配备鸟枪、刀剑等武装，具有军事的组织。他们靠抽收护送费为生。但中国流官却要坐地分肥，经同他们勒索。 烟帮大都是哥老会成员，烟帮与烟帮之间，烟帮与天地会其他帮会之间，就都依靠哥老会的组织互相联系，在当时滇北蜀南一带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李永和与蓝大顺就是其中最主要的领袖。 李、蓝聚集于川滇通道中大关县属天星场屯上，充当烟帮管带，往来于昭通、叙府间。这时，值昭通官府挑动“回汉构衅”，庄稼未种。一些破产农民，家乡亲友，为生活所迫，都来投靠，人越来越多。且李、蓝办事认真，讲究信用，崇尚侠义。在官府的记载中，也称他们“然自托商贩，颇重身家，无歹心。”所以李蓝是烟帮中杰出的领袖，“号为帮中巨擘。” 1859年春，烟帮中的胡登高、杨剐狗等，护运鸦片到老鸦滩（今盐津），讯官以征税为口实，收受贿赂后放行。宜宾典史于培，继续勒索未得利，因此怀恨在心。值胡、杨二到宜宾所属之新场，于培告于宜宾知县汪觐光。汪指使当地驻军，叙马营千总赵三元，逮捕胡杨二人。烟帮多方营救，受尽官吏的敲诈勒索，尚有效果，最后仍由宜宾县批准，杀害胡杨。昭通叙州两府又指名要逮捕蓝大顺，于是激起烟帮的义愤。这年秋天，以蓝大顺为首的烟帮大关属牛皮寨（今盐津牛寨），焚香结盟，树立义旗，同尊李永和为主，称顺天王，提出了“诛贪官污吏”、“打富济贫”、“横扫胡腥一十七省山河”的反清口号，组织五营四哨，订立军令，向巴蜀进发。这帮人起兵后并没有向杜文秀那样以收复云南为己任，反而充满了流寇的游击抢掠作战风格，给巴蜀和陕西等地带来了巨大灾难。

1859年10月，云南流民军北侵蜀地，破筠连、高县、庆符、叙州府、犍为，众至10万人

1860年1月，福兆因多次战败，告假。褚克昌接任云南提督。

1860年1-3月，云南流民军破蜀地40余县，大多弃而不守，众至30万人。

1860年3-4月，褚克昌领军西侵大理。

1860年6月，厂匪马如龙屠楚雄。 马如龙军向西攻破楚雄，在当地疯狂屠杀。在昆明郊区和楚雄的两次大屠杀，屠杀约数十万云南百姓。

1860年6月，粤桂流民政权李秀成部侵上海自由市。 1860年8月19日，英法联军在上海击败李秀成。 太平天国对上海自由市的进攻，最终断送了上海及其英、法宗主国半心半意的中立政策。上海自由市对清军的财政支持，决定性地扭转了战争的天平。日本雄藩赖以战胜德川幕府的军械和技术，首先来自上海自由市。英、法输入的贷款与武器拯救了行将灭亡的清国，毁灭了包括杜文秀苏丹在内的各路挑战者，而刘道衡出使英国的时间，要在11年后。

1860年7月，大理军光复景谷地区。

1860年8月，大理军于宾川太和村包围褚克昌部。

1860年9月，大理军藏人勇士甘丹嘉措阵斩中国清朝云南提督褚克昌。盘踞滇东的中国侵略者“自此愈不敢言西上矣”

1860年9月，大理军与厂匪马如龙部于楚雄签署地界划分、盐井税收协议。双方以楚雄为界。

1860年9月，中国清朝撕毁旧协议，于张家湾劫持英、法使节。

1860年10月，大理军光复鹤庆、剑川、丽江、施甸。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克北京，清国与英、法签署《北京条约》。 大清从东亚世界秩序降为地方性秩序，随着满洲殖民者精华的凋零，满洲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纷纷寻求如日中天的欧洲殖民者保护。

1860年11月，李永和部与蓝朝鼎部分兵作战。

1860年，张正泰部余孽杨玉科于永昌杀良冒功。 杨玉科是滇西北丽江府兰坪县的白族人，系一疯狂的“皇汉”分子，杨玉科曾加入张正泰“皇汉”武装，在剑川无差别屠杀了2796名云南百姓（大部分是所谓汉族、白族）后，自称剿灭“回匪”而报功。1859年杨玉科部流窜到滇西永昌地区，于1860年一次性屠杀了7952名云南百姓来报功。（其中只有少数回民）

1861年6月，大理军光复维西。

1861年7月，云南流民军于蓝朝鼎部绵州附近毙中国清朝原四川提督占泰。

1861年8月，清帝国云南巡抚徐之铭潜通滇回，遣刺客杀陕西巡抚邓尔恒于曲靖。

1861年7-9月，大理军光复永昌、云龙、龙陵、中甸。

1861年10月，腾越厅总兵明庆举城降大理军。随后，在扫荡清属腾越外围据点时，大理军主将蔡发春牺牲。

1861年12月，蓝朝鼎战死，其弟蓝朝柱率部进入汉中。与陕甘回民、太平天国西征军互为呼应。

1861年，大理军光复滇西27城，并颁布《军政管理条例》。 杜氏大理国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光复半个云南，不但与它的族群平等政策有关，更与它的整个制度高度相关。杜文秀极其重视云南的历史传统，将杜氏大理国的建立明确定位为南诏大理的复兴，指出这是云南在亡国五百年后的复国。在杜文秀的帅府中，悬挂着一幅阐述这一定位的对联，其内容是： 上联：十九峰，开基南诏，称王道，体帝德，不图霸术。 下联：五百年，重建白国，因天时，据地利，更占人和。 横批：一人定国。 杜氏大理国的这一自身定位，激起了云南各族群军民的爱国心，唤醒了云南人对南诏大理的记忆。此前的段氏大理国因佛教兴盛，曾被时人用佛教术语称为“妙香国”。在杜氏大理国建立后，云南流传起了这样一首民谣： 妙香国，大理国，杜文秀挂大元帅。 大人爱，小人爱，不愁穿来不愁戴。 可见，在当时滇人的心目中，杜氏大理国就是段氏大理国的复兴，是云南在五百年黑暗之后的复国。1861年，蔡发春曾上书杜文秀，建议先取滇、黔、蜀，再取缅、泰、越南，从而在东南亚地区“成一大国，即可自雄”，表达了与南诏世隆时代相似的滇帝国主义野心。当时，中国清朝正陷入大规模战乱，其治下各地流寇众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还一度出现了一个名为太平天国的中国式王朝，与清朝相敌对。此外，还有英法两国在1856—1860年间与中国清朝发生战争，一度攻占过北京。认真分析了上述局势后，杜文秀在1862年专门表示，在“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的情况下，杜氏大理国“亦可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也就是趁着中国衰弱恢复云南独立，不搞入侵邻国的滇帝国主义。后世的中国国民党文人因此批评杜文秀“志向局限”“仅欲恢复南诏的规模”，而同时代的法国人则如此评价杜文秀政权的性质：“Defending the Yunnan world（保卫云南的世界）”。 为在云南开创长久的辉煌时代，在杜文秀的主持下，杜氏大理国进行了优秀的政治制度建设。 在中央行政方面，杜文秀于都城大理设立了总理政务的内阁，任命了36人为内阁成员“参军”，并按照周文明的传统，将首席内阁成员的官名定为“大冢宰”，以精通伊斯兰教和儒学、为人谦和风雅的回族学者马仲山为大冢宰。在所有内阁成员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不是穆斯林。 在地方政治制度方面，杜氏大理保留了府、州、县、厅、土司、土府、土州等建置，但对地方官制度进行了重大革新。在此前的五百年黑暗时代，中国殖滇当局贪婪残忍，其地方官同时也是当地的最高法官，在断案时往往贪污受贿、随心所欲，使许多百姓伸冤无门。杜文秀自己也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对其黑暗有深刻的认识。为此，杜文秀进行了司法独立的改革，要求各地设立独立于衙门的法院承审司。如果百姓对承审司的判决不服，还可向参军、大司、大元帅上诉。 杜氏大理所做的另一项制度革新，是在官员选拔方面废除了中国式的科举制度。在漫长的黑暗时代，侵占云南的中国明清两朝的选官制度，是设置复杂的科举考试制度，令读书人必须通过层层考试依次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功名，方能顺利地混迹于官场。这种制度并不看重人的道德和实际能力，选拔出的大都是贪腐无能的“做题家”。为此，杜文秀在断然废除科举制的同时，设立了保举制，要求各地绅民保举品行正直、能力出众的人为官。在这套制度下，士绅、土司乃至普通的商人、农民中都有人被保举为官，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在社会道德方面，杜文秀对毒品深恶痛绝。当时，鸦片这种毒品正在全世界流行，云南也有不少人种植鸦片烟苗、生产鸦片。为此，杜文秀专门下令严禁种植鸦片，一经发现即派兵铲除烟苗。 在减轻民众负担方面，杜文秀下令大幅降低农业税，取消一切杂税。杜氏大理国所定的云南田赋比中国清朝轻4—6倍，比中国明朝轻9倍，以致数十年后都有老人回忆杜氏大理时代说：“那时是财神下凡，人民的负担很轻，每亩田交几升谷子，合十多斤。”在大幅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杜氏大理国停止了已日渐无利可图、只会引起社会纷争的采铜业，大力发展纺织业和马帮贸易，展开了大规模的对蜀、藏、缅外贸。本来，经过五百年的黑暗时代，南诏大理时代的繁华旧京大理已退化为一座只有几万居民的小城。在杜氏大理时代，再次成为首都的大理城焕发了生机，其南门外商贸货店延伸达两三里。这样，杜氏大理政权即能通过繁荣的贸易获取更多商业税，在确保财政收入的同时避免了对农民的压榨。 杜氏大理国的又一项优秀政策，是执行严格的军纪，严禁烧杀淫掠。杜文秀早在起兵时，就严格约束军纪、处决了攻入大理后进行种族仇杀的回民将领蓝金喜。杜氏大理国的军政条例明文规定：“带兵官攻破城池，三日内招抚流离，不准奸淫抢掠、焚烧民房，亦不准擅自杀人、借故复仇等情。违者一经查觉，不论官兵，按军法斩首。”对这条规定，杜文秀执行得很认真。1860年，归降大理政权的张正泰之弟张遇泰在随军攻下鹤庆后贼性复发，滥杀民众和投诚官员，被捆送至大理城按律处刑。1861年，杜氏大理军光复腾越，在入城后“不妄杀一人”，只处决了几个曾在当地煽动种族屠杀回民的中国“皇汉”官绅。然而在驻守腾越的大理军中，少部分回族将领仍带有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不久后，在他们的煽动和指使下，腾越守军中的回兵三个营开始对当地“汉民”滥派苛役。当地回民中的一些流氓无产者遂趁机而起，拆毁了一些“汉民”的房屋用来烧柴，对“汉民”们“吓诈淫掠，惟所欲为”。杜文秀闻之大怒，命大司空李国纶率兵万余人从大理出发，前去镇守腾越、严惩犯罪者。李国纶到达腾越后，首先依法严惩了三营回兵中的军官们，免除了对当地“汉民”的所有苛敛，规定只在当地“数月征粮一次”，接着又严厉镇压回民中的流氓无产者，对“回民犯法者必按法严惩”，从而恢复了当地的族群和睦与社会秩序。 在宗教方面，杜氏大理国本着“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的原则，实行宗教自由政策，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官方重建、修补佛寺、道观工程。段氏大理国时期的道观东岳宫毁于中国明朝侵滇，被杜氏大理政权修复。大理观音堂中的观音像毁于1856年的种族仇杀，杜氏大理政权不但重建了观音像，还对观音堂中的佛像添加装饰。建于16世纪的赵州飞来寺在当时因年久失修，逐渐倾颓，杜文秀就亲自捐资50两白银，大理政权的官员们也纷纷出资，将飞来寺重修得焕然一新。杜氏大理国的军政条例明文规定：“军官所过地方，有毁拆庙宇、扰害民房者，斩。”对于儒学设施，杜氏大理国也极为尊重，尤其重视分别被称为文庙、武庙的孔庙和关帝庙，在军政条例中规定：“官兵有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此外，杜氏大理国每年春秋举行两次官方祭祀孔子的典礼，杜文秀亲自参与其中。在伊斯兰教方面，杜氏大理国官方在1862年刊刻、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宝命真经》，也就是《古兰经》，这是远东地区最早刊刻的《古兰经》。对于云南各族群丰富的本土多神教信仰，杜氏大理国也都十分尊重。在白族的“本主”信仰体系中，深受爱戴的杜文秀甚至成了一个“本主神”，被白族民众在庙中塑像供奉. 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杜文秀没有任何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充分尊重云南各族民众的信仰和习俗。在杜氏大理政权刚建立时，曾有白族民众手提猪肉经过杜文秀的帅府门前，被站岗的回族卫兵痛打。大理的许多非穆斯林民众因而感到恐惧，不敢买卖猪肉，更不敢经过帅府门前，帅府门前繁华的商业街因此变得萧条起来。杜文秀得知此事后，严令打人的回族卫兵向被打民众道歉，表示他允许人们手持任何货物经过帅府门前，也允许人们买卖猪肉。在这之后，帅府门前的商业街恢复了繁荣，猪肉市场也在大理重新出现。 对社会中一些仍带有“皇汉”思想的人，杜文秀则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对方。那时，大理城中住着一个名叫吴凤书的“汉人”儒生，此人极端仇恨穆斯林，在杜文秀军进城后于自家瓜菜园门上贴了幅对联：“小瓜开花，绿皮乌龟打黄伞；老葱结籽，空心光棍戴白帽”。云南穆斯林当时的习俗是平日头戴白帽或缠白头巾，阿訇则身穿阿拉伯式的绿色长袍。杜文秀也是个阿訇，因此这幅对联不但攻击了回民，也在映射攻击杜文秀。杜文秀得知此事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吴凤书的胆气有些佩服。于是，同为儒生的杜文秀就带着100两银子、一批儒家经学书籍及李白、杜甫诗集登门拜访吴凤书，表示他很欣赏吴凤书的胆量和才华，这些都是送给他的礼物。吴凤书本以为杜文秀是来上门报复的，吓得浑身发抖，至此感动得落下了眼泪，表示他从今以后就会跟随杜文秀，“你生我生，你亡我亡”。此后，吴凤书一直担任杜文秀帅府的秘书，与杜氏大理国相始终。

1862年1月，大理军光复南安州、景东厅。

1862年3月，厂匪马如龙投降中国清朝。 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起兵于玉溪、临安。其中，马德新字复初，是当时云南的知名穆斯林学者，一直主张调和回民与中国官方的矛盾，不愿起兵，是被起事回民强推为名义领袖的，并无实权。马如龙字云峰，临安府建水县人。从马如龙的曾祖父那一代起，其家族即在中国清朝军队中世代做武官。马如龙的养父兼叔父马济美曾在江西官至总兵，于1853年在当地被太平天国军打死。马如龙年轻时曾被家人送到马德新处读书，但他因不愿学阿拉伯文而放弃，转而习武，考中了武秀才，其后又混迹于社会之中，召集起一批人做了厂匪头子，参加过楚雄石羊矿厂的种族仇杀，成了一个暴力偏激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者。 马如龙在起兵后，与马德新合兵一处，成为了这支军队的实际统帅，攻向临安府城，将城外上万“汉人”百姓抓住剥去衣服、充当人肉盾牌，“以一回人带二十汉人，驱之前敌，围攻府城”，但在城内团练的抵抗下无法攻破，就转而攻陷了阿迷州城，血腥屠杀了三万多名百姓。而后，马如龙军辗转烧杀抢掠于滇东南地区，吸收了大量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和回民中的流氓无产者，“成大股流贼”，又于1857年经澄江北上，包围了昆明，于昆明城外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大屠杀，“烧杀人民惨不可言”，“城外人民哭声震地，成千成万被贼赶杀”，昆明城外的盘龙江、玉带河中“积尸五里有余”，“流入滇池浮尸方一二里者数处”。其后，马如龙军西窜到楚雄一带，攻破了楚雄府城，在当地城乡疯狂屠杀。仅仅是昆明城外和楚雄的两次大屠杀，就有数十万民众倒在了马如龙军的屠刀下！马如龙军于1860、1861年接连两次围攻昆明，仍是将“所过地方烧杀抢掳，惨不可言”。 马如龙在进行上述仇杀行为时，并不认为自己在反对中国朝廷。根据他无耻的说法，他的家族“世受（中国）皇恩”，出过为中国朝廷卖命战死的人，因此他一直对中国朝廷“志在报效”，“非敢叛逆”，进行大规模屠杀属于所谓的“实不得已”。在残忍地杀害了这么多人后，马如龙感到他已满足了向非穆斯林“报仇”的目的，遂于1862年偕同马德新向昆明的中国殖滇当局“陈述冤抑”，主动投降。当时，中国殖滇当局的军事力量已极为薄弱，对此颇为欣喜，就将马如龙的乌合之众收编，封他为署（代理）云南提督。马如龙遂摇身一变为中国官军将领，继续着他屠杀云南民众的罪恶生涯。没有实权的马德新在投降后，被中国朝廷发了一套二品官的顶戴花翎（清帝国官帽），但他无意于政治，很快就退隐而去，后来被不信任他的中国殖滇当局杀死。

1862年4-5月，马如龙遣使至大理劝降，杜文秀苏丹拒绝议和。

1862年5月，离滇回陕的任武、赫明堂毙满清帝国官员张芾，陕、甘爆发回民大起义。 瑛棨“查此次汉回起衅，由华州回民购买竹杆，因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毙伤回民。” 张集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持众欺凌。” 左宗棠“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鲁迅：“汉人又油腔滑调，喜以秽语污人，及遇寻仇，则延颈受戮。“ 陕西、甘肃地区穆斯林的苏菲派的道堂完全依靠私人捐助，儒家则由官府的预算和仕绅的私塾双重支持。论人数，前者从来没有超过后者十分之一。论嘴炮，一直是儒生在抱怨满洲人压迫他们。然而，满洲武士一旦退化成半儒生，官府维持秩序的能力就消失了，双方各自组织民兵，穆斯林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士绅的团练一扫而空。 皇汉历史发明家经常指控陕甘回民屠杀两千万编户齐民，实际情况则是编户齐民的自组织能力比穆斯林小区差得多，因此儒家地主民团比穆斯林民团更少更弱，保护能力也更差。大部分人口损失不是来自军阀和民团的直接冲突，而是没有能力形成自卫组织的散沙在供应链瓦解的情况下流离失所死于饥寒瘟疫和互害互屠。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日常生存的供应链更加脆弱，社会一旦瓦解，孤立难民的死亡率就会更高。未来的沦陷区连地主民团都没有了，菜人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这并不是说穆斯林军阀和民团、满洲蒙古军人、湘军军阀和本地儒家地主民团没有犯下罪行，但这些罪行的受害者只占人口损失的极小部分。本地儒家地主武装从未留下马化龙白彦虎那种长达数年的坚守据点或团体撤退的纪录，就已经说明他们的秩序生产能力低于同时代穆斯林邻居小区和永嘉南渡的儒家大族。

1862年9月，大理军光复镇沅。

1862年10月，湘军于蜀歼灭李永和部，李永和战死。

1862年，杜文秀设“大司”制度。 大司人数不等，最多时有42人，负责领兵作战，每人领兵三四千人。在大司设立后，大都督、大将军之职仍然保留，位在大司之下。当时，杜氏大理的重要大司、大都督、大将军包括： 大司空李国纶：回族，镇守靠近缅甸的重镇腾越。 宁西大将军：柳映苍，“汉人”，协同李国纶镇守腾越。 大司衡杨荣：回族。 大司寇李芳园：“汉人”。 大司卫姚得胜：白族。 大司藩李文学：彝族，掌管哀牢山区。 大司胜奎谱：满人。 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回族，蔡发春之子，娶杜文秀长女杜凤扬为妻，是杜文秀之婿。 抚夷大都督线子章：傣族，怒江坝土司，掌管其怒江坝领地。 总的来看，这些大司、大都督、大将军来自云南的不同族群，其中有的人有专门的镇守、掌管区域。各大司的官职名称都为“大司某”，不与他们的实际职务挂钩，是杜文秀模仿东亚大陆先秦时代周文明的官职称呼设计的。作为一个虔诚的儒生，杜文秀极为推崇先秦时代东亚大陆的周式多国体系。

1862年，杜文秀组织刊刻《宝命真经》。

1863年1月，陈义、宝文明欲谋害杜文秀篡位，马旭率部平乱。

1863年2月，大理军光复普洱、思茅。

1863年3月，清国武定营参将马荣接受杜文秀“平东大将军”封号，于昆明反正，毙中国清朝云贵都督潘铎，一度控制昆明。史称“灯宵之变”。马荣邀杜文秀速取昆明，杜未能及时反应。马如龙回军救援。马荣被迫放弃昆明，与马联升部转战富源等地。

1863年3月，“灯宵之变”后，清国云南巡抚徐之铭潜通滇回之事被察觉，革职后为部下所杀。

1863年3月，清帝国遣布政使岑毓英伐大理，因马荣反正事件，岑部被迫停止西进，东讨马荣、马联升。于曲靖杀良冒功。 杨玉科部流窜到滇东，投靠了岑毓英。1863年，岑、杨两人在曲靖实施了屠杀了9400多名当地的“汉”、彝百姓冒充所谓“回匪”的杀良冒功行为。

1863年6月，湘军歼太平天国石达开部于巴蜀。巴蜀变为清帝国再征服云南之后勤基地。 巴蜀士绅对张献忠的恐怖记忆，因李蓝“滇寇”与石达开的入侵而复活。巴蜀各地产生了士绅领导的民兵，近代巴蜀的政治胚胎由此初步形成。

1863年8月，清军组织第三次西征，岑毓英率三路清军侵大理。 中国殖滇当局以马如龙留守昆明筹措军火，以云南署（代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兵西犯，攻陷了楚雄，向大理逼近。岑毓英是广西西林人，其家族本是当地土司，于18世纪被中国朝廷改土归流，此后一度没落。1856年，随着云南陷入大规模战乱，岑毓英在广西招募了一批私兵组成团练，前往滇东与马如龙军作战，立了不少战功，晋升为云南署布政使。当时，中国清朝在云南的正规军绿营兵早已腐朽，并因两次西犯大理损失惨重。因此，中国殖滇当局只能靠岑毓英的团练和马如龙的降军维持军事存在。

1864年2月，云南流民军蓝朝柱部于陕西周至毙满清帝国太子太保多隆阿。蓝朝柱于汉阴战死。其部将蔡昌龄率部转入甘肃，支援陕甘回民起义。

1864年3-4月，杜文秀破岑毓英部。岑毓英退保楚雄，清国第三次西侵失败。 岑毓英军逼近了大理北面的天险上关，在这里被大理军打败。此战，岑毓英头上中了一枪，率部狼狈逃窜。此战后，岑毓英逃回昆明。

1864年7月，粤桂流民政权（太平天国）灭亡，湘军屠南京。

1864年9-10月，滇东马荣、马联升先后为清军诱杀，其部溃散，大理军失去重要盟友。

1865年4月，清帝国实际执政者那拉兰儿（慈禧太后）从曾国藩之议，主张以巴蜀为后勤基地而侵吞云南。

1865年6月，云南流民军于甘肃武都覆没。

1865年8-11月，杨玉科部窜至滇西地区杀良冒功。 杨玉科率部分人马流窜到已被大理军光复的滇西北地区，先在中甸、维西一带屠杀了2460多名藏民，而后又在鹤庆、丽江、剑川等地屠杀了4440名纳西、回、“汉”平民，复窜至维西再杀藏民157人，统统割耳报功，这才退回滇东与岑毓英会合。

1865年12月，满清帝国命令李恒嵩率洋枪队旧部入滇教习。 太平天国侵上海，满清帝国获得了购买大量19世纪西式武器的机会。在同一时代，各地的反清势力无论是大理军、贵州苗军还是陕甘回军，他们的装备都不过17世纪水平，与清军具有技术代差。

1866年12月，中国清朝命云南叛军马如龙部组织第四次西征。

1867年2-6月，大理军破云南叛军马如龙部。 1867年6月，杜文秀集结10万滇军，兵分四路，发动对昆明的东征。 马如龙亲率所部西犯，被大理军击败于洱海东岸，狼狈逃回昆明。6月，杜文秀见中方岑毓英、马如龙两部都已受到重创，认为解放全滇的时机已成熟，遂动员18名大司统兵10万分五路东征，目标为攻克昆明、光复全滇。杜文秀亲自宣布了此次东征的军纪要求，内容为：“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 此时，云南社会中那些曾经不共戴天、互相仇杀的“皇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者已勾结在一起，共同向他们的中国主子效忠，与他们的中国主子一同构成了凶残的中国侵略者大军——这些“皇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者虽然在血统上是“云南人”，但国族的边界从来不唯血统论，残酷屠杀滇人、投靠中国朝廷的他们根本不配被看作真正的云南人，他们和来自云南之外的中国侵略者没有区别，也是中国侵略者，正如港共的黑警也不是真正的香港人。不愿互相仇杀的云南各族群爱国者则团结在杜氏大理国的旗帜下，一同为云南的自由独立而战。在此局势下，杜文秀颁布的军纪一方面极其重视保护云南人民，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各类中国侵略者头目严惩不贷，体现了惩恶扬善、爱憎分明的立场。杜文秀还为此次东征亲自写下一篇《兴师檄文》，将中国清朝的祸滇行径揭露得淋漓尽致，表达了解放整个云南的决心，其全文为： “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 “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杀。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今者小计略施，月奏三捷；雄师半出，功收数城。然妖官未除，祸根犹在；全滇不取，亿兆难安。况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用是师兴虎队，将选龙骧，粮运千仓，饷筹百万，枪炮在其前，弓弩列于后，长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并进，效一怒而安民。剑戟横空，胜气腾云，千里旌旗蔽日，威镇雷动九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户而分门。自此烽烟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归，共成王霸之业，岂不乐哉！岂不快哉！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行将后悔。况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纵背城航海，亦奚以为！ “檄文到日，凛遵勿违！ “此檄。”

1867年7月，岑毓英陷猪拱箐，屠灭夜郎西部的反清起义。 夜郎西部猪拱箐、海马姑一带发生了苗民起义，岑毓英前去镇压。岑毓英、杨玉科的军队先骗降了起义苗民，后又屠杀放下武器的苗民，于猪拱箐杀害苗民26460余人，于海马姑屠杀苗民8340余人，遇难者中包括大量妇女；其余幸存女性被岑、杨所率的中国军队贩卖或充作性奴。

1868年3月，大理军围昆明城。 杜氏大理国的10万东征军兵分五路，正式向昆明挺进，各路部队的作战情况如下： 北路军：大司衡杨荣、大司勋米映山指挥2万人，于1867年11月克武定，进逼昆明西北面。 西路军：大司政刘诚指挥2万人一路东进，沿途中国军队“防兵惊溃”，该路大理军遂于1868年2月进抵昆明西郊。 南路军：大司卫姚得胜、大司戎马国春指挥2万人，于1867年12月攻克楚雄，而后一路东进，绕至昆明南郊，在1868年3月攻克昆阳、新兴、晋宁、澄江、呈贡等城，进据昆明城南之万寿宫。 东路军：杜文秀之婿、扬威大都督蔡廷栋指挥3万人，经武定绕行寻甸，于1868年初进据昆明东郊，切断了昆明中国军队的退路。 监军：杜文秀长女、年仅二十岁的巾帼武者杜凤扬出任东征军之监军，率1万人进抵昆明城外，加入围城大军。 到1868年3月，大理军已团团包围昆明。除滇东北、东南各一角外，整个云南已全告光复。此时，防守昆明的中国军队仅剩马如龙军残部1.5万人。马如龙曾率兵出城迎战，结果腹部中炮，一度生命垂危，此后就在城中龟缩不出。由于马如龙如此死心塌地为中国朝廷卖命，他的中国主子就给他实授了云南提督的官职。

1868年3月，法国人探险队安邺一行到达大理城，法国神父勒格尔暹前来传教。‘ 当时，法国已逐步控制越南，开始向云南延伸势力。有个名叫勒格尔暹的法国神父来到大理传教，得到了杜文秀的真诚欢迎。杜文秀曾对勒格尔暹说：“我了解你们的宗教，我念过关于你们的书，回教徒和基督教都是兄弟。”此后，大理城便出现了一个天主教徒小区。杜文秀这样的胸怀，足以令一切极端伊斯兰主义者汗颜。

1868年5月，英国探险队司拉登一行经缅甸进入腾越，就恢复滇、缅贸易一事与大司空李国纶洽谈。

1868年，杜氏大理于缅甸曼德勒设置商号。并建立一处清真寺，以印度阿訇赛义德·阿卜杜拉为大理政权在当地的商业及政治代表

1868年，清帝国调遣湘军、蜀军入滇增援。 中国清朝殖滇当局的两个最高官员，是新的云贵总督刘岳昭和已升任云南巡抚的岑毓英。刘岳昭出自19世纪的知名武装湘军，参加过消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在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后不久被中国朝廷调任云贵总督，其手下有2万多名彪悍的湘军，装备了不少西式枪炮。 岑毓英、刘岳昭得知昆明被大理军包围后，连忙回援，以岑毓英军先行。岑毓英军当时有3万多人，由岑毓英亲率主力行至曲靖，在此驻扎、训练西式炮兵。1868年时，岑毓英为其军队购置了大量法国枪炮，并聘请了法国教官为他训练炮兵部队。与此同时，杨玉科率岑军别动队绕道巴蜀南部的会理，而后从北面侵入云南，于1868年4月攻陷了武定，一路上照旧疯狂屠戮百姓，于会理杀巴蜀彝民2930余人，于武定杀云南彝民13840余人。5月，刘岳昭率其部下的2万余湘军突破了大理军在昆明城东的封锁线，从而打通了昆明守军的补给线。此后，大理军仍坚守昆明城外北、西、南三面，构筑了坚固的营垒。9月，岑毓英军主力完成了西式炮兵训练，随即进犯至昆明以南地区，攻陷了呈贡，又在11月间攻陷晋宁。其后，双方转入了长达大半年的对峙。这时，昆明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总兵力，计有城外的刘岳昭、岑毓英及城内的马如龙三部共约7万人；围城大理军兵力虽仍接近10万，且也装备了很多西式枪炮，但在战术水平上不如有西方顾问的中国军队。

1869年6-9月，满清帝国破大理国昆明围城军，杜凤扬、蔡廷栋、李芳园被俘。大司疆段成功以所辖200余营叛降清帝国。

岑毓英军重开攻势，与守城的马如龙军里应外合，夹攻城南大理军，将其营垒尽数攻破，大理方监军杜凤扬、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寇李芳园不幸被俘。此后，大理军收缩至昆明城西阵地继续坚守。

1869年12月，大理东征军大部覆没。中国清朝杀降。 大理军的城西阵地失守，大司勋米映山、大司政刘诚投滇池殉国，东征昆明之役遂告失败。此战，参与东征的大理军损失了超过八成兵力。在岑毓英的命令下，中国军队极其残酷地虐杀了此战中捉到的大理军俘虏，其手段包括凌迟、活埋、活活肢解等。

1870年1-10月，满清帝国分兵三路大举反攻，大理政权仅剩11座城市。 昆明之役失败后，大理国东征军仅有不足两成撤回滇西。在滇东，大理一方的据点仅剩抚仙湖畔的澄江，由大司卫姚得胜率一批东征军残部坚守。1870年初，中国侵略者兵分四路，对云南爱国者展开了疯狂的反扑，以马如龙军进犯澄江，以岑毓英军的参将王遇春、总兵杨玉科及普洱知府许继衡各率北、中、南路军分头西犯。到这年年底，中国侵略者的北路军攻陷了滇西北的丽江、鹤庆、剑川，中路军攻陷了楚雄、姚州、大姚，南路军攻陷了临沧；在姚州、大姚一带，杨玉科所率的中路军进行了种族屠杀，残酷地杀害了22490余名当地回民。在澄江，守城军民仍在姚得胜的指挥下死守。

1870年9月，刘道衡上书杜文秀，建议联络英、法，求得援助，打垮中国。 刘道衡是来自滇东南文山地区的回民，伊斯兰教经名哈桑，在大理国腾越守将之一、宁西大将军柳映苍麾下任职。昆明战役失败后，刘道衡写下了一篇四千多字的《上杜公书》，将其交给杜文秀，提出了一项宏大的计划：他自请出使欧洲，请英法两国出兵攻下北京、消灭中国清朝、使中国分裂，从而拯救云南。 刘道衡的上书中，分析了很多人的失败原因，他认为洪秀全、张宗禹因淫邪凶恶而注定失败，也认为陕甘回民起义更加残暴而难成大事。他认为云南人的使命就是联合西方“乱华夏”，他拥有自我牺牲精神，认为如果能“乱华夏而定大业”，虽死无憾。 杜文秀读了此文后大为赞赏，写下批语说：“宏阔横肆，雄快精确，浩浩荡荡，四千余言。读之令人色动神扬，有吞吐乾坤之想，洵足称古文好手、乱世奇才。书生俗儒，那能办此！”

1871年3月。清军陷澄江，屠城。姚得胜殉难。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坚守后，澄江沦陷，姚得胜壮烈战死。马如龙军随后在澄江屠城，不分族裔地血腥屠杀了城中的上万名军民，遇难者中包括许多和马如龙宗教信仰相同的穆斯林。

1871年9月，清军陷永昌，李文学部继续游击。 清国南路军攻陷了永昌，中路军攻入了哀牢山区，北路军则在滇西北地区休整。镇守哀牢山区的大理国大司藩李文学率当地彝、“汉”军民展开山地游击战，沉重杀伤中国侵略者的中路军，击毙了中国参将李栋材。

1871年12月，刘道衡从缅甸出发前往英国求援。

1871年，大司衡杨荣暗通清军，埋下严重隐患。

1872年1月，陕甘回民马占鳌部大破清军于太子寺。 1872年3月，马占鳌对满清帝国表示臣服，其部众逐渐成为后世西北三马之前身。

1872年5-6月，刘道衡抵达伦敦，英国拒绝援助云南。 5月31日，刘道衡使团抵达伦敦。 6月11日，刘道衡在伦敦拜见了英国印度事务部大臣阿吉尔公爵，递交了刘道衡以杜文秀名义写下的《上英皇表》，其中表示：“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成逐鹿之志。大业告成，苍生攸赖，请受一廛而为氓，敢希三公以酬报！机不可失，时不再得，祈速睿裁，谨表以闻。”也就是说，这份《上英皇表》提出，只要英国出兵打击中国，就愿意将云南献给维多利亚女王，使云南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三天后，刘道衡又向阿吉尔公爵发出了一封亲笔信，表示：“若大理可以共图大事，只须暗地助我枪炮、助我银钱，则我大理所管地方，便都是贵国的百姓了。”即是说，他提出只要英国像今日国际社会援助乌克兰那样援助云南，那么云南就愿意像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那样加入大英帝国。 在19世纪，纵横七海的大英帝国将英式自由政体传向全世界，在东亚缔造了香港、上海两个璀璨的城邦。尽管任何人类政权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当时的大英帝国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恶行，但其统治无疑远远比东方专制帝国更能保障自由。刘道衡在祖国危亡之际，力图促成云南脱中入英的壮举，足可彪炳千古。他是个国士无双的大英雄！ 然而，自英法联军与中国清朝的战争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与中国进入了一段蜜月期，试图将中国转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因此，英国政府在讨论后认为，不能接受刘道衡的请求。7月29日，阿吉尔公爵复函刘道衡，表示英国不干预他国战争，且“中国皇帝是英国的朋友”，因此英国拒絶援助云南，只愿意“不带政治意义地”把云南使团携带作为礼物四箱大理石送往博物馆。不过，英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很愧疚。8月，为安抚云南使节的感情，英国政府安排官员陪同刘道衡前往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进行了十余日的参观，刘道衡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亲眼见证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云南人。9月，英国政府亲自安排船只送刘道衡使团离开英国，并表示不允许他们前往法国。11月，刘道衡一行返抵印度，得到了英印政府的热情接待。12月7日，他们离开印度，前往缅甸。而这时，大理保卫战已进入了最后关头。

1872年6月，清军包围大理，李文学殉难。 在三路西犯的中国侵略军中，南路军自上一年9月攻陷永昌后就未继续推进，与怒江西岸的大理军展开了对峙；中、北两路军则兵分两路，向大理城扑去。1872年4月，从滇西北地区南下的中国北路军攻陷了苍山西麓重镇漾濞。中国中路军则暂时舍弃了哀牢山区，转而向西进犯。6月初，中国中路军经过苦战，在被击毙了3000余人后攻陷巍山，大理告急。杜文秀亲自率军离开大理，经下关行至赵州迎敌，被中国中路军击退。6月8日，赵州沦陷。12日，中国北、中两路军分别攻陷上关、下关，共同形成了对大理城的包围。围城中国侵略军在杨玉科的指挥下，翻越苍山、渡过洱海、穿过上下两关，从四面八方像蝗虫般地扑向了大理。大司藩李文学得知大理告急，连忙率军出哀牢山奔向大理，在巍山中伏惨败，李文学不幸被俘。丧尽天良的中国侵略者以一刀刀将人慢慢割死的凌迟酷刑杀害了李文学，并在凌迟过程中不断向李文学的伤口上撒盐，将这位铁骨铮铮的彝族云南爱国者活活折磨至死。

1872年7-8月，滇清双方于大理城外上百座堡垒进行激烈争夺。 当时，经过杜氏大理国的多年经营，大理已经要塞化，在城外立有上百座碉楼。大理军依托城外碉楼顽强防守，杜文秀也亲临前线与将士们并肩战斗。在杨玉科的指挥下，中国侵略军不计伤亡地疯狂进攻，付出了极大的损失，将大理城外的碉楼慢慢地逐个攻陷。

1872年11月，历时18年的夜郎各族反清起义为中国清朝镇压。

1872年12月，刘道衡一行返仰光。

1872年12月26日，大理城陷落前夕，大理苏丹杜文秀服毒前往面见清军总兵杨玉科，请求他免杀大理军民。一代伟人殉难。 当时，大理守军的粮食和弹药都已所剩无几，守城战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在参加这场最后会议的众臣中，大司衡杨荣早已和中国军队秘密议和，于一个月前接受了杨玉科提出的大理城投降条件：大理人民生命财产可以保全，但不能免去杜文秀的“罪责”；由于中方军需浩繁，大理人民必须在投降后“贡献”出一部分所谓的“捐款”。也就是说，中国侵略者保证，只要杜文秀死，他们就不会屠杀大理人民。 在这场最后的会议上，杨荣公开讲明了他与杨玉科达成的投降条件，强硬地对杜文秀说：“若是决定死战，败一阵烧一阵，败一处烧一处，房屋烧尽，清兵打过来，鸡犬不宁，以后坟上念经种子都絶，死后仍是没有指望。请大元帅示下！” 杜文秀明白，这是最后的决断时刻。他很快就做出了决断，对杨荣说：“大司衡！你要本帅出城，就可以拯救阖城老小。本帅为民而生，也为民而死，牺牲本帅一人能够救得众人，本帅虽斧钺交加，粉身碎骨，也甘之如饴。”他还慨然表示：“与其陷万人于锋镝，曷若捐一驱以救生灵！” 于是会议很快结束。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杜文秀很平静，在当天写下了一份遗嘱，对云南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们做出了嘱托： “教内之道，继以五功为天职，教育儿童为重任，千万勿使儿童失学。失学则失教，失教则失智，失智则失才，失才则愚昧，愚昧则自灭。 “教外之道，以勤耕苦读为根，回汉联合为本，以平等相待，一视同仁。” 第二天，也就是1872年12月26日，是杜文秀的最后一天。这天早上，杜文秀做了最后一次穆斯林的晨礼拜。他的患难妻子马小有姑，率领帅府中的幕僚、侍从、家属108人（男65人、女43人）一同服下了毒药，自愿为杜文秀殉死。这时，杜文秀写下了第二份遗嘱，让两个伊斯兰经堂中的学生跟随他一同前往敌营，希望他们为自己做一项见证，并将这份遗嘱交给了其中一人。 做完上述准备后，杜文秀服下了毒药孔雀胆，换上他的礼服，乘着轿子从帅府出发，前往城外的敌营。沿途，大量为他送别的百姓泣不成声。据时在大理的一位法国人的纪录，当时的情形是：“杜文秀由家中出发，经过大理城南门，途中人民拥挤跪送，平素不曾十分信服杜文秀的人，至此也不觉感动落泪。杜文秀是时已中毒，感觉似已麻痹，他想下轿一步答谢人民的隆情，也很困难了。”“杜文秀穿着礼服，坐轿子出来了。他最后一次望见苍山的连峰，他与大理城诀别。”他与他的祖国和同胞，诀别了！ 接着，杜文秀抵达侵略者营中，来到了杨玉科面前。面对这个凶残的中国侵略军头子，杜文秀尽管已深度中毒，但仍用尽全力，以滇人的骄傲昂首挺胸而立、拒绝下跪，对杨玉科说：“杨大人，本帅凑你成功。不干城内百姓之事，你要另眼相看。”杨玉科虚伪地满口答应道：“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终须分辨。” 这时，杜文秀已说不出话，很快就毒发去世，时为当日下午，享年四十九岁。一个崇高伟大的大英雄，就此离开人间。杨玉科随即命人割下杜文秀的头，将随同杜文秀的两名经学生杀害。五天后，有大理民众在为两名经学生收尸时，在其中一人身上发现了杜文秀的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分为两段，第一段是用阿拉伯文写的，是对云南穆斯林的一番说明： “敌人已写好投降书，待我到时强拉我手盖上手印，以示投降。杀头剐肉毫无所惧，所惧者，投降之耻。若我一个手印出现于纸，全省教胞的投降重担，为我一人永远抬不起。我死于先，割头于后，死人岂能盖手印？” 可见，杜文秀想请两个经学生为他做的见证，是证明他直到死都没有投降。然而，这两个经学生也被侵略者杀害了。 这份遗嘱的第二段是用汉文写的，是对全体云南人的嘱托： “久后，清者必清，浊者必浊。头不在身，志士莫哭，谨防虚伪谎言安服。敌官大小，本性鸩毒。致意，致意。杜文秀留笔。” 以上两段话，是杜帅留给世人的最后信息。他所说的“敌官大小，本性鸩毒”，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杜文秀高洁的人格，给云南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伊斯兰教中博爱、宽恕的思想，儒家的舍生取义，是杜文秀的灵魂。而极端伊斯兰主义中那些鼓吹仇杀、毁灭文明的东西，以及中后期儒家匍匐在暴君面前的奴才理论，却从来都与他无缘。他是个崇高伟大的伊斯兰骑士、纯粹的儒家君子，更重要的是，他是滇人高贵精神的化身。相形之下，屠城杀降的中国官员卑贱得如同最恶臭的虫虿。不齿于人类的中国“皇汉”对他攻击得越恶毒，就越能衬托出他灵魂的高洁。苍山洱海就是他的埋骨之所，大理故都就是他的安魂之处。他伟大的精神永远不会死去，而是永远活在滇人及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心中。他是滇人的儿女，是云南尊严的象征，是云南国族永远的魂器。

1873年1月，清军屠大理城。 杜文秀死后，大理守军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中国军队迅速控制了大理全城，将投降者的武器收缴起来，给了杨荣一套中国清朝的官服和官帽。刚占领大理城的中国军队纪律严明，没有屠杀行为，看上去似乎真的要遵守约定。然而，这只是他们的伪装而已。 在收缴了大理降军的武器后，中国侵略者开始动手了。1873年1月8日，大理国的大冢宰马仲山、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衡杨荣等35名高官接到中方命令，要求他们前往大理城外的五里桥拜会岑毓英。这35人在到达五里桥后，全被中国军队捉住，齐遭斩首。当时，这些高官中有个名叫马左卫的人在临刑之时大声质问杨荣道：“今天你悔恨不悔恨！”杨荣一言不发，无言以对。 杀害了35名大理国高官后，中国侵略者就将屠刀对准降军和平民。1月9日黎明，中国军队鸣放了号炮，在大理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屠城。已经放下武器的大理军将士（其中包括回、“汉”、白、彝、傣、哈尼、傈僳、纳西、藏、满等族）和大理平民中的青壮年男子被侵略者搜捕带到了城墙上，全遭残忍屠杀。根据记载，当时的情形是：“从南门到东门沿城墙长一里的城头变成了屠场，杀一个踢一脚，踹下城墙，尸首高齐城墙，血水横流，南门外溪流尽染。清军半个多月都未能搬运完尸体，腐尸烂肉甚至酿成了瘟疫流行。”大理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也遭到了残酷屠杀，他们在侵略者的屠刀下“奔逃无路，只能跪地求饶，但大多仍然被杀”。大理城的回民遭到了最彻底的屠戮，幸存者仅有十八家，其他族裔的人们也大量遇害。大理城内外“血流成河，流至洱海，映红海滩，腥味月余不散。死人太多，只得挖大坑处理，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万人坑。” 这场残酷的大理屠城整整持续了两昼夜。据了解此事的法国人记录，“大理被用欺骗之术占取”，中国军队“以无比的残酷”进行屠杀，“岑毓英命令士兵们割下每一位死者的耳朵，装满了整整24个大箩筐，连同起义军17位首领的头颅一起被送到昆明展览”，大理“原有住民五万人中，被屠杀者竟有三万人。”若再加上被屠杀的近万名大理军将士，则此次屠城的遇难人数约为四万。

1873年2月，清军屠大小围梗村，死者上万。

1873年5月，清军陷腾越，屠顺宁、云州、腾越。 当时，大理国大司空李国纶、宁西大将军柳映苍仍坚守着怒江西岸的腾越地区。中国军队岑毓英部、杨玉科部及新近赶到前线的马如龙部遂一齐渡过怒江，从1873年2月起开始猛攻腾越。面对侵略者的大兵压境，李国纶疏散了腾越百姓，率部在城中坚守了三个月。5月，腾越城破，李国纶率千余人突围，退至附近的云峰山乌索寨，与防守那里的柳映苍部会和。在腾越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军队岑毓英、杨玉科、马如龙部又对把屠刀对准了平民，于锡腊杀害回民477人，于顺宁、云州、腾越三地不分回“汉”地分别屠杀了3560余人、1890余人和20060余人。

1873年11月，清军陷肃州，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1874年5月19日，清军攻陷乌索寨，李国纶、柳映苍慷慨就义，杜氏大理国亡。 英缅政府向李国纶伸出了援手，表示只要李国纶率大理国残军进入缅甸，就可以获得政治庇护，但李国纶已决意战斗到底，慨然回绝道：“托庇异国，志士所羞。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1851-1880年期间，满清帝国在与英法联军、太平天国、捻军、杜氏大理国、陕甘回民起义、李蓝起义、夜郎大起义，侵略东突厥斯坦的战事中开支白银约7.5-8.5亿两，损失兵员约190-250万人（战死约95-125万），满洲在扬子江以南的驻防八旗基本打光，绿营体系彻底崩溃。满清统治区人口损失近1.5亿。

1877年，哈桑亲王刘道衡联姻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 在英缅政府的推动下，刘道衡与印度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之孙女洛克努成婚。英缅政府向两人每年提供450卢比资助，为他们兴建了住宅。在英国人的照顾下，刘道衡最终终老于缅甸。 1856—1874年间，为镇压杜氏大理国，中国清朝军队有多达123605人被击毙。 对云南来说，杜氏大理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在长达五个世纪的黑暗时代之后，杜氏大理国将云南各族群的爱国者变成了一个反抗的共同体。可被称为“一代完人”的杜文秀用自己的生命点亮了云南的天空，结束了漫漫长夜，将云南人带出了中国挑动的种族仇杀，使云南人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地连结在了一起。 杜文秀时代的满清帝国作为强弩之末，它无论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还是郡县化士大夫阶级的力量，都无法重新征服云南，所以它只能依靠岑毓英率领的军队。岑毓英率领的军队进入云南以后，残酷地屠杀了杜文秀和很多拥护苏丹的云南领主，但是杜文秀的抗争也让岑毓英的被迫放开对云南民兵的招募，建立了滇军的前身系统，滇军随着时间将会被云南本土和平演变成一只保卫云南的军队，嵌入了云南的封建体系。岑氏家族后来在云南脱离清帝国的过程当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明帝国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阶级兄弟，清帝国亡于曾国藩岑毓英的阶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