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們這一個影像世代的備忘錄

這是一篇我幾乎像是在打遺書那樣的情緒完成的文章。

18歲那年，我得到人生第一台相機。20歲，我無期限地放下了相機。22歲，我遇見了桑塔格和約翰 · 伯格。23歲，我在猶疑很久以後，終於重新提起了相機。我大概是帶著這四五年的經歷寫這些的。

我們活在一個充斥著影像的時代。電視甚至早已是上一個年代的產物，智慧型手機除了展示影像，也早就已經能夠生產影像，自拍鏡頭的出現也早就模糊了影像當中拍攝者與被攝者的界線。影像作為資訊數量是爆炸性的多，它們被生產的速度遠遠超過我們的生物條件能夠處理資訊的演化速度，我們別無選擇地只能選擇觀看與處理那些我們能夠條件性接收的影像。

我們是否能夠重新擁有自己，取決於我們如何省思、對待與使用，那些我們拍攝的、呈現的與丟棄的，我們自己的或他人的影像。這是一個關於自我的備忘錄，關於影像裡、手機記憶體裡、Instagram個人檔案裡的我怎麼跟肉身的我還是同一個我。也就是：「我」如何不被「我的影像」給取代並重新確立自己與影像的關係，而不丟失了自己在meta、google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數據之海中。

我們觀看。我們被看。

視覺凌駕於其他感官，是我們最優先的感受系統，而當代生活的一切都建立於觀看之上。觀看建立了權力關係，約翰 · 伯格在《觀看的方式》中已經告訴過我們千百遍，誰有權力成為看的人？誰淪為被看的人？不需要繁複的詞藻包裝，這個問題去一趟動物園就可以想清楚。

不同的是，對於大部分的我們而言，我們是那個有權力看的人，但我們也是那個被看的人。「被看」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權力：被越多人看，就越有地位，而這取決於你的身分、外觀以及一切如何符合這個時代的審美與喜好，吸引他人的觀看。我們在被看的時候決定了自己的身分。

受到矚目的人說話比較大聲其實並不是甚麼新道理，但影像充斥、溢出而浪費的這個時代中，被觀看所意味的權力已經與以前有所不同。凝視已經超出了一個主體的觀看塑造了一個客體的形象與身分了，而是我們每一個個人都在徵求被觀看的過程中自我客體化。怎麼被看——尤其是怎麼在社群平台上被看 — — 決定了他人怎麼認識我，決定了我是誰。這是一個在當代審美系統之中的大型監視網：所有人都有機會看到我。我們拍上百張照片，只為選出那一張最好看的放在Instagram上，而那將成為群眾認識我的方式。人們認識的「我」比起我，更像是那個Instagram的帳號、那個ID本身。

所以那並不單純只是被看，還涉及到特定時空的審美要求我的物質條件。不只是構圖、角度或光線，我的姿態、表情、穿著、前景的物品 — —無論是太陽眼鏡或浮誇的餐點 、後景的擺設，這些都決定我被不被看。而正是因為那隻審美的眼睛主宰了每一個我。在那個當下，我們如此脆弱，而我們決定讓消費主義接住傷痕累累的自己。

歷經不同的拍攝條件，無論是Y2K或其他風格，大概都有一種拍攝的風格是被攝者不看向鏡頭的。而那樣的不看向鏡頭並不是無意間的拍攝，反而正是因為每一雙鏡頭以外的眼睛都在看著我。那是一種「明知故犯」。

我們是捕獵者，也是被捕獵的人。

攝影是關於紀錄、關於在場。攝影主要關乎於一種對於真實的追求，雖然我們早就有問題化那種真實的能力。在當代，每個人都幾乎需要幾張他們在美術館看展品的照片放在他們的Instagram，展間展出的對象除了展品本身，觀展人也默默地加入了更複雜的觀看行動網絡之中。而那些看展品的照片具有一種社會功能、傳達出一種訊息：我有文化資本，我會到美術館參觀。然而這些照片的主軸並不在於那些藝術本身，那些藝術淪為一種陪襯、一種觀看的背景、一種關於階級在空間中在場證明的物質基礎。在那些鏡頭下，那些畫是梵谷還是只是一個學生的作品，幾乎無關緊要。

我們現在很容易能夠生產影像，過去攝影需要龐大的設備，而現在每隻手機幾乎都配備鏡頭——前鏡頭跟後鏡頭。桑塔格在《論攝影》中認為相機就像一把獵槍瞄準每一個事物，尤其是人，並象徵性地擁有了它。拍攝者擁有的，是被攝者無法取得的觀看自己的方式。然而，自拍鏡頭模糊了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界線，但也卻讓關於擁有的問題更加複雜。我們現在都能夠象徵性地擁有自己 — — 擁有自己的影像了，彷彿我們從沒擁有過自己、從沒看見過自己一樣。

我們是沒有經歷攝影民主化歷程的一代，我們生來就有如此容易生產影像的能力，而在逐漸被視覺主導的社會中，我們自然學會怎麼用影像來傳達跟自己有關的資訊。擁有自己在美術館參觀的影像，並不只是試圖擁有自我而已，更是試圖擁有那個具有品味、會去美術館的自己，以及會去旅遊的自己、有錢在海邊放鬆的自己、有充實快樂校園生活的自己，而這是必須揭露給他人的訊息。從他人的目光中認識與定義自己並不是新鮮事，但影像主導的認知卻是我們這一代無可避免的途徑。

桑塔格不斷強調，攝影這項技術讓有權力觀看的人（也就是拍攝者）跟外在的世界隔著一個距離，這種距離是空間的也是社會的。社會距離正如我前面所提到，正是指涉拍攝者與被攝者的權力差距。而當人人都是影像的生產者，我們自然地幾乎總是跟所有的外在世界，甚至連自己都跟自己隔著這層距離。影像作為記錄總是先行的：美食當前手機先吃、到一個景點總要記得拍一個幾秒鐘的橋段好剪入短影片。我們總是像是強迫症似地讓影像紀錄優先於其他行動與身體感覺，構成了一種禁慾：不能忘記拍、不能先吃，因為我想要把這個放在社群網路，好讓他人知道我在哪、做了甚麼——精確來說，是會去哪、會做甚麼。

擁有自己的影像並不是擁有自己，只是掌控了他人認識自己的方式，而這種關於影像紀錄的強迫症使得我們有再多自己的影像，都不像是真的擁有自己過。僭取影像並不是個新的話題，拉岡早已提及透過鏡像在象徵界透過將影像作為客體而建立主體的過程，但「影像」作為物質 — — 無論他是一張實體照片或者一段數據 — — 更是象徵性地能夠取得自己。鏡子裡的自己是受困的、你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決定他長甚麼樣子，只能隨著你的肢體動作而變化，但影像卻可以透過拍攝的實作把自己的影像「拿」去做各種使用。

「擁有自己」，大概可以指向清楚自己的感受與想法，需要的行動是關於經驗的拆解，也許重點並不是擁有自己的影像。自我的影像在經過多層的思考會成為認識自己的一部份，但這個步驟卻被跳過，畢竟關於影像紀錄本身幾乎就是一種對於慾望與感覺的取消，遑論關於這些的思考與反芻。失去自己而永不滿足成為一種驅動力，讓我們拍了更多自己的照片，彷彿是要擁有各種自己，用自拍鏡頭或者從他人的鏡頭當中，但那卻都從來都不是自我。

以影像為基礎的基礎建設，整個改變了我們認知的生態學。

自從數位相機配合最原始型態的社群媒體開始，以文字為認知基礎的社會就發生了動搖，即便那時候還算不上太糟。媒介與訊息的碎片化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愈加嚴重早已不是新聞，以影像為主的世界，也從那之後不再需要到美術館看攝影展，光從手機登上社群媒體就能夠體會。

首先是影像傳達的訊息取代了文字。Facebook盛行的年代也許還不算太差，人們總能在圖說打上不少字，Twitter盛行是第一步：受限的文字量已儼然是訊息破碎化的第一步，而Instagram盛行的時代的來臨，則象徵著圖像成功地侵占了訊息界，Tik Tok、Youtube Short和Reels等平台或影音的形式開始盛行以後，影片更主宰了訊息的型態，尤其是短影音，每一個60秒塞滿了公車、地鐵、床邊。

Instagram的帳號取代了我們個人，成為了他人認識我們的身分。每一張照片、美段文字都精挑細選，那些代表了我們想讓他人認知關於我的人生。在博物館參觀、在海邊衝浪、在城市漫遊，這些影像紀錄彷彿反映了我的人生態度。我們總只留下我們自以為美好的那些圖像，讓他人覺得自己是個「懂生活」的人。正是Instagram這種圖像優先於文字的貼文與稍縱即逝的現實動態（Stories），改變了我們對人們的認知。

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的尺寸也改變了。過去我們眼睛的所有範圍即是世界，自從相機出現以後，我們的世界大多是橫向的，而那樣的橫向總是保持著3:4的比例，後來逐漸變成16:9。Instagram流行以後，我們的世界變成了方形，我們總把自己塞在那樣長寬等長的世界裡，自拍鏡頭已經不夠用了，一段距離的短焦距才能在那樣的方形塞進我們想要呈現的一切。最後，我們的世界變成直的了，文字已經不在畫框外而是在內、訊息已經不是在邊緣而是在中心，放在邊緣會被帳號的名稱跟大量的Hashtag擋到。

主導訊息的形式總是在改變我們認知的框架以及對世界一切的感覺。一個OOTD影片，手機鏡頭以外的部分就是房間不必整理的地方。這樣的社群平台就是最重要的基礎建設，而基礎建設隨著資本主義起舞產生的各種變化：演算法、資料結構、訊息的時效，也決定了現代社交網絡的生態學：層級、網絡、權力地形、流（flux），以及被認識的方式。

於是，「它」取代了我。

每一個「它」都取代了每一個你。人們看到的是你那像是博物館窗格中精心擺放的每一個樣貌，那些的加總構成了你，而你的肉身與靈魂則完全脫離了現今社會網絡中的任何一個節點。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知識型（episteme）、一個博物館、一個認識論，一個反覆實驗、去掉極端值之後挑選的最佳解。我們創造了一個他人了解自己的途徑，就在你的Instagram、Tik Tok或Facebook上。視線所及的觀看是重點，文字僅是陪襯。

你是賽博格，但也不再只是賽博格。關於你的那個擬像取代了你、優先於你，他是追不上的典型，已經離開了你的存有。你的肉身或者與其他物質的拼裝充其量只是一個生產機器，不斷的產生各種影像、多次補充永遠都缺一張照片的擬像。過時就刪掉，大不了典藏。「要換IG嗎？」變成那句總是最興奮卻又令人焦慮的話。

我們還有機會逃離這些。

怎麼逃離？取決於我們怎麼重新認知自己跟影像的關係。每一次拍攝——朝向自己或朝向他人 — — 之前的遲疑或思考，質問自己拍攝的用意與倫理。而這只是第一步。

在我們這個世代，影像存在多重的觀看與指涉，而影像的數據化也因為呈現方式、編號與其他後設資料（metadata）與影像本身形成的網絡，使得影像本身不如桑塔格所言地失去脈絡，而是被大量的脈絡包裹，而這些脈絡如何被呈現即是最重要的議題。我們如何活過這些照片的場景？我們怎麼共享這些影像中的記憶？這些照片如何被呈現？我們如何描述這些照片、讓這些照片根固定的文字或其他元素被放在一起？這些照片如何跟其他的照片產生一連串的關聯性？

簡單來說，照片，如何不是只是關於觀看或被觀看？恰好是數位化的影像把照片（作為資料）跟其他的後設資料（例如網址、描述、檔名、標記等）綑綁在一起，才使得影像以及包圍著他的各種資訊得以同時呈現。但也不僅是如此，照片如何像是文字一樣被一個群體給共享、看到影像就能連結到具有意義的事件與現象，是更重要的工程。一群人，拍與被拍，一段記憶。

至於自己如何跟自己的影像和解，則涉及另一個過程，那就是認識到自己的肉身跟影像的時差。影像的速度總是超前於肉身的感覺而總是優先，或者拆解的更細一點：關於自我的呈現與取得總是超前於其他的慾望，而這是影像及其基礎建設造成的差異。意識到這個速度的差異，並且緩下來也許是重要的。影像紀錄很重要，但也許順著感受的身體直覺更重要，略過一個絕佳的打卡景點也不是單純因為你忘記要拍照，而是因為你的身體沉浸在那個環境當中，而在此時影像並沒有追上。而在「影像沒有追上」這個意識之後，你是否能夠坦然呢？

若你慢慢地覺得你走得比你的影像還要快，也許那就是和解了，因為你不再過度執著於透過影像來擁有自己。

然而，這種對於擁有自己的影像的慾望對於我們而言幾乎是一種本能，總是在午夜夢迴。也許並不是一種宿命式的「我們不可能脫離」，但它會老是來糾纏我們。這是一段trial and error的不斷重複，如果不能和解，起碼可以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