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霍華，1939年夏的26天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紐約的仲夏，氣候宜人，中央公園、大都會博物館足夠他排遣閒暇，友人也熱情款待，又開派對，又驅車郊外遊玩。然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眼前的太平美景只帶給潘霍華罪咎感。在他看來，在美國生活的一切都顯得太輕鬆暇意，甚至基督信仰也非常的世俗化。但在遙遙的德國，局勢一天天令人更憂心。戰爭一觸即發，教會在重壓下日漸妥協，開始無視猶太人的悲慘遭遇，加入歌頌元首的偉大光榮正確。在美國留下來，他能為同胞做些甚麼呢？

幾個月前，尚在德國的潘霍華面對的是另一個兩難抉擇。如果軍隊徵召，他必須從軍，但他不願意成為獨裁者的幫凶；如果他拒絕服役，他的決定就成為他所代表的德國福音教會的主張（至少別人看法如此），進而連累很多弟兄姊妹受逼迫。他向尼布爾發出求救信號，後者便聯合了好幾位美國神學界的重磅人物為他迅速爭取到聯合神學院的一份教職，讓他很快在六月來到紐約；很多人為這位巴特神學的傳人能夠脫離納粹的魔掌來到自由的美國，歡喜雀躍。

10年前潘霍華曾在紐約師從尼布爾，也在哈萊姆的黑人教會裡愛上了黑人靈歌，現在是重歸舊地。他也曾在倫敦牧養德國僑民，跟他現在的工作類似。沒想到，這次他卻經歷嚴重的“水土不服”。神學院的課堂、教會的講道，甚至與同胞舊友的重逢，都極少讓他興奮。他嘗試用讀經禱告讓自己心情平復，也常不奏效，心中的疑惑更深了：我來這是神的旨意嗎？幾經掙扎，他寫信給尼布爾：“我得出結論，來美國是個錯誤。我必須與德國的人民共渡這個艱難時期；若不與他們同受患難，我無權參與戰後德國的基督教生命重建。德國基督徒面臨一個可怕的兩難，或者希望他們的國家失敗，好讓基督文明倖存；或者國家勝利，而文明崩潰。我知道我的抉擇，但這個抉擇絕非讓自己置之度外。”一旦心意已定，即時恢復平靜。但他也繼續禱告，審視他的決定 — 神有話語嗎？好像沒有，但他肯定：神也會使用他天然的思鄉，促成祂的旨意。

終於，在等待中神的話來了。他讀到提摩太後書4:21， “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裡來。”是的，他要在時勢更惡化之前趕回德國。就像一位休假的戰士迫不可待想重返戰場，神現在用他生命的本能在催促他。

就這樣，來到美國僅僅二十六天之後，潘霍華跳上了最後一班橫跨大西洋的客輪。後來的便成為歷史：他加入了德國軍方秘密情報機關Abwehr，以傳道人的身份做掩護，致力於顛覆納粹政權，終於行動未遂而被捕。五年後，就在德國即將被盟軍從納粹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的前夕，秘密警察在集中營裡執行了對潘霍華的絞刑。

牧師怎麼可以參與謀殺計畫？但是一個瘋子駕車在路上隨意碾壓無辜時，你能袖手旁觀？後人對他當年的決定褒貶不一。或者我們可以繼續滔滔不絕地評說論斷，潘霍華卻早已默默地為著基督的教會走上了絞刑臺。“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的時候，是呼召他來為祂死。”這或許是神要神學家潘霍華說出來的最重要的信息，也成為基督門徒潘霍華活出來的生命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