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 狂飆一夢 (2020)

看金馬影展的週末，往捷運西門站六號出口走去是必然之路。

一條永無止境的連通道總是塞滿人潮。「地球村」從教科書上的抽象概念，完整地浮現在一條壅塞的走廊上。

我時常對電扶梯排隊的長度感到不耐，硬是竄出人潮，沿著樓梯一路向上爬。

映射在眼前的，總是有人的六色柏油路、大紀元與他的好朋友們法輪功，以及伴隨過往插滿五星旗的愛國同心會。

接著再往成都路對頭的岸邊望去，掛上台灣獨立的大旗幟隨風飄著。

被說成假議題的統獨問題，中國與台灣的對峙關係如此生動又具體。

・

還記得在太陽花學運時期，當時在政大之聲跑某回專題新聞的我與劉昌德老師約訪。

訪問結束後，在他的研究室裡，昌德老師剛好問我一句，所以你覺得台灣獨立跟太陽花學運沒有關係嗎？當時的我覺得這是兩回事，反程序黑箱怎麼會跟台灣獨立扯上關係？事後，每當一回想到這段回答，我便十分懊惱。我未曾關心彼時在立法院現場，那些手持台灣獨立大旗的老一輩伯伯與阿姨們。他們是誰？他們是怎麼開始在意台灣獨立？

・

廖建華的作品揭示了這個在我內心被凸顯出來的問題。

廖建華的紀錄片《狂飆一夢》，搭配清大社會所何孟樺的碩士論文《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篇名讓我想起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的《戰爭中沒有女人的臉》，它們目的為了都是 “to be a voice for the voiceless”。然而，最核心的，其實是它的英文片名：民主的代價（The Price of Democracy）。

近期可以跟《狂飆一夢》相互對應的，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若要牽強的說，《狂飆一夢》是導演觀點比較淡化一點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卻仍有明顯的區隔，後者有所不同的是，受到數位化時代的推波助瀾，讓後者的受訪者被拱成當時社運的巨星，但前者停留於大眾媒體完全主導的類比時代。

而能夠在大眾媒體時代下成為巨星的，往往都是當今的政治菁英。這部片所要探索的，正是它的反面。

・

《狂飆一夢》的問題意識如一般學術論文的體例，說得非常規矩。

它落在導演從校園畢業之後，如同我們這一代人即將面對踏入現實社會的茫然與無所適從。此時，在他拍攝《末代叛亂犯》的過程中，看到如曾心儀、康惟壤這些長期參與台灣社會運動的工作者，想知道他們是如何全心全意地熱愛並投入在這些運動之中？這些熱愛的源頭是從何而來？

《狂飆一夢》並不是要處理從台灣戒嚴到步入民主化過程這麼龐大的命題，它只是想要窺探在這大歷史敘事底下，那些於其背後緩緩推進、沒沒無名的社會運動者前輩們的生活面目。

當我們的視角多從課堂的敘事裡看見自焚逝世的鄭南榕與詹益樺，他們如何透過自己的生命實踐於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道路時；那麼，更完全歷盡生命之甘苦且仍與我們一起共同生活的，是曾心儀、康惟壤等活著的這些運動人士。

在首映場上看片子的時候，電影播到接近末段時，在場的人都聽到一陣嚎啕的哭聲。有影評人說這是民主運動參與者的失敗群像紀錄，但我不這麼認為。如果只是看著他們日常生活上的頹敗，而感受到他們的失敗，那不過就是看見了表層。

相反的，他們在政治實踐與行動層面上是絕對成功的。他們抱持的價值判斷不犬儒、不鄉愿，因為這正是當代人們最大的倫理學問題。

我在裡面看見的，並不是常人在意的成功或失敗的二元性，而是面對私我日常生活上的選擇與無悔。所謂的「狂飆一夢」，我猜想這部片的中文命名，確實做到了它想說的意義，既有狂飆浪漫化的一面，卻也同時看見了社運過後如夢一般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