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危城 回收業的進與退

近年，全球極為關注「垃圾貿易」及塑膠污染的禍害，香港亦銳意擺脫廢塑膠轉口港的污名。然而，香港本地塑膠回收多年來深陷泥濘，依靠進出口業務的塑膠回收業在求變的同時，亦顯得進退失據。同時，面對塑膠圍城，越來越多人在反思，回收能夠解決問題的根源嗎？撰文：鄭梓冲

「塑膠的未來就是在垃圾桶，」塑膠行業刊物《Modern Packaging》的編輯史陶福（Lloyd Stouffer）於1956年出席美國塑膠工業協會（Society of Plastics Industry）的會議時說。在1950年代以前，塑膠並未盛行，塑膠製品的宣傳仍集中於其設計及耐用程度，反映著一種生活品味。史陶福的一句話或許敲醒了當時的塑膠業界，改為宣傳塑膠用完即棄的特點。伴隨即棄文化席捲全球，塑膠走進每一個人的家中，成為大贏家。

根據數據研究及出版機構Our World In Data（OWID）整合的統計，1956年，全球生產了500萬噸塑膠。隨後數十年，塑膠的生產量以倍數上升， 至2015年已逼近3.8億噸，相當於約3.7萬座巴黎鐵塔。大眾已視塑膠為可隨意棄置的垃圾，但相信史陶福預料不到，這種數百年都難以自然分解的有毒物料，不僅被遺棄在自家的垃圾桶內，更會途經香港被送到遠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出現在大海。

廢塑膠貿易涉及龐大的商業利益。OWID的資料顯示，由1988年至2016年，全球頭十大塑膠出口地區所涉及的塑膠出口經濟價值近650億美元。這些地區主要是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而被視為廢塑膠轉口港的香港更出口5610萬噸塑膠，比美國多出一倍。至於中國內地則是塑膠第一進口國，連同香港在內，進口的廢塑膠佔全球進口量超過七成。然而，廢塑膠貿易的污染問題逐漸喚起國際社會的關注。2019年，管制廢棄物轉移的《巴塞爾公約》締約國大會通過修訂，未經進口國同意的廢塑膠轉移將於2021年起被禁止。這一記重錘勢將撼動全球回收產業，香港固然首當其衝。當國際社會高呼「自己垃圾自己處理」，香港塑膠回收業在無法依靠過往的進出口業務之下，必須求變，轉收本地塑膠。然而，香港一直欠缺完善的回收政策，為人詬病。面對塑膠回收率連年下跌，回收業的變革之路荊棘滿途。更讓人深思的是，在「塑膠圍城」下，多年廣受推崇的回收似乎未如人們想像般有效解決問題。

「外國政府會撥款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由一間公司負責一個地區的回收，然後將回收量匯報給政府，從而索取資助，」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連佩怡解釋商家如何以「垃圾貿易」牟利，「不論你是本地處理，或是直接出口都會計算。有些公司便將廢料直接賣出去，往後就不再理會。」她表示，這些回收物料往往夾雜很多生活垃圾，品質參差，結果污染進口國的環境。她續指，香港有地理位置的優勢，加上自由貿易政策下對貨運較為寬鬆，以往有商人從事「貨櫃化妝」，先從歐美、日本等發達地區入口廢物，再以「可回收物料」的名義出口到中國內地，但過程中大多未經任何化學處理，無法確保物料的質素。

連佩怡

2017年，作為塑膠進口第一大國的中國意識到塑膠帶來的危機已刻不容緩。該年7月，中國向「洋垃圾」（即外國進口的固體廢物）打響第一槍，通知世界貿易組織（WTO），有意就24種固體廢物實施更嚴格的入口管制，並隨即於同年12月31日起禁止生活來源的廢塑膠進口。連佩怡說：「商人於是尋找其他地方處理垃圾，由中國內地轉向東南亞，例如馬來西亞。」根據綠色和平整合的數據，馬來西亞的廢塑膠進口由2016年每月約2萬噸急速上升至2018年初的每月超過11萬噸。連佩怡當時亦曾往馬來西亞視察，目睹當地的郊區淪為國際洋垃圾崗。

連佩怡表示，東南亞的政府很快察覺到問題日趨嚴重，於是逐步收緊貿易政策。2019年6月，菲律賓退返一個從香港走私到當地的貨櫃，該貨櫃裝滿電子及塑膠垃圾。連佩怡與綠色和平的成員及後到葵涌貨櫃碼頭前拉起「走私垃圾貨櫃去咗邊？ 」（走私垃圾貨櫃去了哪？ ）的橫額，促請環保署及海關調查事件。她當時批評香港政府在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各地收緊進口標準後，仍容許本地轉口洋垃圾，結果「這些來自外國的廢塑膠隨時『有入無出』，或被入口國打回頭，最終可能被棄置在本地堆填區。」綠色和平表示，2018年轉運到香港的洋垃圾，有約32萬噸滯留香港。

惟因應《巴塞爾公約》的新修訂即將生效，連佩怡預計垃圾貿易將會減少，而部份歐美國家在中國內地拒收洋垃圾後，已著手加強本地回收能力。至於香港，她指政府在近年已加強巡查貨櫃。香港環保署在今年亦表明跟隨《巴塞爾公約》的新規定，於2021年起相關廢塑膠的出入口及轉運均須事先取得該署的許可。然而，香港或許不再是國際洋垃圾崗的幫凶，但「塑膠圍港」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本地回收業仍然前路茫茫。

「現在《巴塞爾公約》就是要管制廢料的貿易流動，」俊成環保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方文金說，「如果你回收廢塑膠後不作任何加工處理，可能會將污染一同帶到當地，我們現在要將這些回收物料變成再生原料，人家才會同意你進口。」俊成於2001年成立，在香港、日本及東南亞均設有廠房，其中的業務是將本地回收的塑膠轉化成再生原料，例如塑膠粒。綠色和平整合的數據顯示，香港的塑膠進出口自中國內地管制措施加強後開始下跌，由2016年至2018年，進口由每月約20萬噸跌至約4萬噸，出口則由每月約25萬噸跌至約2.5萬噸。面對越趨嚴格的進出口管制，他坦言在現時經濟環境下於香港經營塑膠回收並不樂觀，業界將進入「淘汰賽」，技術落後的回收商或難以生存。

方文金進一步解釋，製造業受疫情打擊，對再生原料的需求降低，加上油價近年持續低迷，令塑膠價格大幅下滑，「塑膠的利潤很微薄，以往一噸可以賺到千多港元，現在只有二、三百港元。」他補充，塑膠有不同種類，各類的價格不一，如2號塑膠HDPE（高密度聚乙烯）在今年初賣價曾達到一噸7000元人民幣，但到目前只得約4000元人民幣。另外，方文金表示在香港回收塑膠的物流、租金及人力成本均相當高，更不用提在技術方面的投資。

方文金表示，俊成亦會回收發泡膠，惟發泡膠體積大，物流成本更高

「塑膠是石油副產品，很容易製造出來，本來就很便宜。到底石油化工製造出來的塑膠較便宜，還是回收再造的塑膠較便宜？ 」研究廢物管理政策的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系主任黃煥忠笑問，「當然是石油化工的方法便宜得多。」他指，以往外國的廢塑膠一櫃接一櫃運到香港，香港本地的塑膠卻無人回收，原因在於外國政府有補貼，而香港回收商亦無需負擔前期回收塑膠的成本，所以有利可圖。黃煥忠補充，以往回收本地塑膠的主要出路是賣到內地，但此做法能夠牟利的前提是商人不顧塑膠的質素，與各種垃圾混合在一起出售，惟在中國內地的新政策下，此「低端方法已無法生存」。

即使回收商願意冒著虧損的風險，轉為吸納本地塑膠並投資技術進行加工處理，但屢創新低的塑膠回收率卻令人捏一把冷汗。「本地塑膠回收量當然支持不到（回收業經營），」方文金的目標是讓俊成回收的本地塑膠能夠轉化成實在的產品，例如塑膠水桶，而非單單變成塑膠粒，但目前的回收量不足以達成此目標。根據香港環保署的數據，香港的塑膠回收率由2012年的32％持續下跌至2018年的7％，此數字亦低於21％的2017年全球塑膠回收率。與此同時，香港每日仍有超過2000噸的塑膠被棄置於堆填區。

由多個飲品生產商、裝瓶商及環保團體參與的倡議行動免「廢」暢飲在去年底進行調查，在從未或甚少回收膠樽的受訪者中，有六成人指原因是甚難找到方便的回收點，另外有兩成人表示不相信歸還的膠樽會被回收。「他們已經失去信心，」免「廢」暢飲主席司馬文（Paul Zimmerman）說，「如果有可信的途徑，他們會想回收。」免「廢」暢飲於2017年展開，目標是探索適合香港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模式。

在香港，最為人熟悉的回收途徑，必定是自1998年推出、分布於各區街道、屋苑、工商樓宇等的三色桶。截至2020年年初，政府已放置約1.7萬套三色桶，覆蓋超過80％的人口。然而，22年過去，三色桶不但無助推動回收，反而變得聲名狼藉。申訴專員公署於今年11月宣布展開調查，審視回收桶計劃的執行成效，並在新聞稿引述傳媒報道，批評「有提供回收物料收集服務的承辦商將三色桶的回收物運往堆填區棄置，不但浪費市民參與回收的努力，亦打擊市民對當局能有效管理三色桶的信心。」

司馬文同意三色桶的信譽的確非常差，但亦指政府正作出改變，包括環保署於今年10月起從負責環境衛生的食環署接手管理在街道設置的三色桶。除此之外，環保署回覆本刊查詢時表示，該署於今年起加強地區回收配套設施，包括為「社區回收中心」提供常規化撥款，擴闊服務覆蓋範圍至全港18區，亦有22間「回收便利點」陸續投入服務，並設立約100個「回收流動點」，而廢塑膠會是這些回收設施的目標回收物之一。

但數到最受回收業界關注的，便是今年初推行、俗稱「中央收膠」的「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計劃以東區、觀塘、沙田為試點，聘請承辦商統一向該區提供免費收集非工商業廢塑膠服務。方文金經營的俊成便取得了東區及觀塘的合約。「基本上我們所有塑膠都會回收，並提供收集、清潔、加工處理的一條龍服務，」方文金指已建立雲端系統，實時紀錄及追蹤回收所得塑膠的數量、位置，環保署、市民亦可透過此系統監察他們的運作。一切看似美好，但方文金坦言，最初的目標是每月收到最少100噸塑膠，但目前未達到目標，更遑論盈利，其中疫情便令他們難以進行宣傳活動。

根據「中央收膠」的官方網頁，截至11月30日，在1月底推行計劃的東區收集了243噸塑膠，即平均每月約20多噸；在7月中推行計劃的觀塘則已收集39噸塑膠，即平均每月約10噸。至於與觀塘同月推行計劃的沙田共收集了87噸塑膠，平均每月有20多噸。承辦沙田區「中央收膠」服務的劉財記紙業董事長劉耀成不諱言指感到壓力，又指部份私人屋苑不合作，令回收服務始終難以入屋。劉財記早於1950年代成立，劉耀成指該公司多年來均堅持從事本地回收服務。他強調，歸根究柢，本地始終未做好最基本的分類回收。惟環保署表示計劃的回收量與目標相若，又指「承辦商會繼續聯絡邀請更多區內屋苑及大廈參與計劃及積極提升回收量。」

11月的一個星期六中午，東區區議員王振星與數名義工在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型的私人屋苑、位處其選區的太古城設置臨時回收站。然後，帶著一袋袋膠樽、紙包飲品盒、發泡膠等各種塑膠的居民從四方八面而來，不出一小時，五個容量達660公升的回收桶便有六、七成滿。王振星的回收活動正是與俊成合作。而至今未參與「中央收膠」計劃的太古城則於今年中遭傳媒揭發，其屋苑內三色桶所收集的塑膠被直接送往堆填區。「我們的回收桶只是放置數小時，已經收集到數百公斤塑膠，為什麼規模如此大的一個政府卻做不好？ 」王振星談到香港的回收狀況時憤憤不平地說，「香港（回收政策）真的很落後。」

王振星表示，與俊成合作，能確保收集的塑膠得到適當的處理

縱然香港的回收政策近年略有改進，但似乎仍需要更大刀闊斧的改革。「如果香港政府處理塑膠的態度不變，那本地的回收商肯定會全部結業，」身兼環境局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轄下策略工作小組主席的黃煥忠說，政府往往以商業、自由市場的角度出發，不願干預回收業的運作，但廢物管理並非單純的商業，而回收商的業務事實上幫助政府解決問題，甚至令政府節省了處理廢物的資源，但這些省下來的錢卻沒有分毫給予回收商。「政府在整個循環經濟中的生產鏈是有角色的，前期收集塑膠的成本如果由政府承擔，那麼不論多少膠都有人願意回收，」他簡單指出，政府應開放整個市場，只要有回收商收集了塑膠並提供證明，政府便提供相應的補貼，而非像現時般只為某個區招標一個承辦商處理。惟他認為「中央收膠」至少是行出了第一步。

當然， 一隻手掌拍不響， 有人「收」，亦需要有人「回」，而循環經濟要做到可持續，亦不能單靠政府單方面不斷提供補貼。「垃圾徵費是根源，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市民分類垃圾，」黃煥忠說，「如果沒有垃圾徵費，沒有多少國家的廢物管理會成功。」在香港，政府自2005年提出垃圾徵費，但討論長達10多年，至今仍落實無期。曾到台灣考察廢物管理政策的黃煥忠盛讚當地的「資源回收四合一」政策，值得香港借鏡。所謂的「四合一」分別是指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回收基金。「第一，要有生產者責任制，任何有機會製造垃圾及污染的東西便要先收費，從而建立一個回收基金，」他解釋，基金會補貼回收商，「假設塑膠的合理價格是2000元一噸，但因油價下挫而令塑膠價格跌至1900元，那政府便補貼那100元。」台灣回收業在補貼之下，亦願意用較高的回收價向其他前線回收商及大眾收購物料。「然後是教育，加上垃圾徵費，便會有很多人參與，」黃煥忠說，「政府不會不斷出錢，應要有一個自負盈虧的循環經濟系統。」

根據香港立法會整合的資料，台灣政府於2016年至2018年發放給容器回收商的補貼每年平均超過五億港元，佔受補助回收商的年產值約四分之一。本刊向香港環保署查詢有否計劃就塑膠物料的回收再造向業界提供長期補貼，該署未有正面回覆，僅指在2015年10月推出10億港元回收基金，而基金特別設有「標準項目」，「協助業界提升將廢塑料製成塑膠產品原材料的能力，以符合有關出口要求。」

黃煥忠補充，香港也有生產者責任制，例如「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惟商戶向消費者收取費用後，無須交付政府。「那些錢應該要用來處理塑膠問題，你給予商戶並沒有意義，」他說，「香港沒有生產很多塑膠，大多數是進口而來，那政府可以向入口商徵費。」

劉耀成指，業界亦面對土地問題，他其中一個廠房設於上水污水處理廠旁

觀乎台灣的成功例子，垃圾徵費及生產者責任制均是整個回收系統中的關鍵元素，亦是香港所缺乏的，而此兩者均會觸動到普羅大眾及工商界的神經，後者的影響尤其。相較於垃圾徵費，作為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的劉耀成直指，生產者責任制是目前改善問題第一件要做的事，因該做法對市民的直接影響較小，政治上較容易通過，但阻力或會來自商界。

「我們認為『生產者責任延伸』（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計劃是確保廢物管理系統有充足資金的有效及透明方法，」陶氏（Dow）包裝與特種塑料業務部亞太區商務副總裁Bambang Candra說，但這些計劃必須能夠「解決問題」，並保持「彈性」及「公平」，亦要適用於所有產品，包括紙張、玻璃、塑膠及鋁包裝。陶氏為美國上市公司，是全球主要塑膠生產商，去年銷售額達430億美元。該公司有投資研發包裝方面的回收再造技術，以及推動循環經濟。

「廢塑膠也展現一個重大的經濟機會，」Bambang Candra說，「如果我能將今天所有的廢塑膠排除在環境外，並確保它們可被重用及回收，我們將有800億至1000億美元的原材料，用於發展經濟。」今年，陶氏與中國廢物回收企業陸海環保合作，前者將負責處理後者收集的廢塑膠。但他強調，單靠商界不能解決廢塑膠問題這個系統性挑戰，又指實施更多法規也不足以扭轉「製造、使用、丟棄」的線性經濟模式，反而需要繼續教育消費者「Reduce（減少使用）、Reuse（重用）及Recycle（回收再造）」，以及完善廢物管理基建設施。陶氏亦是「消除塑膠廢棄物聯盟（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的成員，該組織由多家跨國企業組成，其他成員包括埃克森美孚、寶潔、百事等。

只是，回收是否解決「塑膠圍城」的唯一正確之道？環保組織Break Free From Plastic在去年發布《品牌審計II： 全球塑膠污染的最大元兇》（BRANDED Volume II: Identifying the World’s Top Corporate Plastic Polluters）報告，批評商界透過宣傳回收的功用，將生產垃圾的責任轉移到消費者身上，但事實上回收的效果並非如他們所聲稱般「神奇」。報告指出，自1950年以來，全球只有9％的塑膠能夠被回收，其餘則被焚燒或送到堆填區，甚至留在自然環境中。更重要的是，塑膠每經過一次回收再造，其質素及用處亦會降低，最終亦不能再被有效回收再造。該報告最後建議，商界應投資於可重用或補充（Refill）的物料，以取代即棄塑膠。

今年12月17日，成員包括可口可樂、維他奶等飲品生產商及多家超市與連鎖便利店的免「廢」暢飲舉行記者會，提倡建立行業主導、非牟利的「包裝交易平台」，建議為回收每個飲品容器提供5仙港元的回贈，計劃資金可由政府、包裝飲品生產品及進口商，以及回收商提供，並主要用於加強回收網絡。香港飲品商會主席劉盛雪在會上被問到商界是否有意透過推動回收將責任轉移到消費者時回應，業界會與各持份者合作，透過不同措施去達成減廢的目標，而消費者亦擔當重要角色。

司馬文（左二）、劉盛雪（屏幕中）

「所謂回收，過去的操作，很大程度都是把塑料垃圾送到千里迢迢的發展中地區『處理』，眼不見為淨，」綠惜地球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去年10月以題為《騙人的綠色三角》在香港一份報刊中撰寫評論表示，「要誠實地面對眼前危機，我們不能再僅僅放大綠色標誌的『回收』環節，務必重視另外個兩箭頭的角色，它們分別代表『避免產生』及『再用』。」

本文原刊於2020年12月23日出版的第210期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如欲閱讀更多本刊深度報導，請到https://www.bbwhk.com/order.aspx訂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