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谎”与“误导”要如何区分？又为何要区分？

听了一个当代语言哲学的讲座，非常古典地给每个听众发了3张讲义。没有PPT，就看着讲义一点点讲。在这个习惯了屏幕的时代，出乎意料地有种在疾驰的高速上急刹车，摇下车窗呼吸点外界空气的舒适感。

伊曼纽尔·维班（Emanuel Viebahn）是演讲者，作为当代语言哲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他研究的重点包括言语行为、说谎、误导、断言以及语言交流中的责任问题。

查了点资料，觉得还蛮有趣，尤其是他很有影响力的作品 “The Lying-Misleading Distinction: A Commitment-Based Approach”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https://doi.org/10.5840/jphil2021118621），讨论了说谎与误导之间究竟如何区分。

看完了他的论文，想把核心思想和内容消化一下。不是学术严谨的翻译，小小尝试提炼下观点并拓展几句，毕竟有很多很好的学术文章因为翻译的问题迟迟没有机会以中文的方式来呈现，着实可惜。

在传统分析的观点里，说谎和误导的差异建立在“说出了什么”与“暗示了什么”之间：如果一个人直接说出自己知道，且相信为假的内容，就是说谎；如果没有说出假的内容，而只是通过暗示让听者形成错误信念，则是误导。

但这种以“内容表达方式”为核心的解释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因为人们也可能通过隐喻、夸张、反讽或预设来说谎，但在严格的表现形式的划分上又会被归为“误导”。这种灰色地带现在越来越普遍，让传统方法变得不具有广泛意义。

为此，Viebahn提出了一种“基于承诺(commitment-based)”的解释路径：说谎者因为直接说出了假的内容，所以他对这个内容承担了言语上不可推卸的承诺/责任(commitment)；误导者虽然也试图让听者相信那个假的内容，却能够通过语言上信息传递的不完整、或巧妙技巧，从而避免承担语言上的承诺/责任。

所以说谎与误导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义问题，而是与语言行为中的责任、可否认性与道德评价等问题息息相关。

想象一位医生正在和一位临终的母亲说话。母亲问医生，她的儿子是否安好。医生知道她的儿子刚刚去世了。为了不让这位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承受痛苦，医生有两种回答方式：

1. “他很好。” He is fine.
2. “我昨天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很好。” I saw him yesterday and he was fine.

很明显，第一句话是说谎，第二句话是误导。两种表达都会让这位母亲以为自己的儿子现在仍然活着安好。但严格来说，第一句话是直接地传递了错误信息，第二句则是陈述了一个与问题不直接相关，但暗示性极强的事实，在语言的承诺层面留下了一个可以推诿的空间。

说谎，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虚假的说法背后。你为这个说法负责。你之后不能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说：“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

误导则不同。误导是你试图把别人引向一个错误结论，但同时避免对这个结论承担完整责任。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办公室里一位经理问一个员工：“你做完PPT了吗？”

那位员工并没有做完，他有两种回答方式：

1. “做完了。” — — 那就是在说谎。
2. “我昨晚弄到很晚。” — — 误导，经理可能会以为演示文稿已经完成了。但如果之后经理真的要他拿出PPT，他仍然继续解释：“我没说已经做完了。我只是说我昨晚弄到很晚。”

两种说法都是不诚实的，但第二种误导更带有操控性，并且十分“狡黠”地避免了对那个谎言承担承诺，留下了后续更多拉扯和否认推诿的机会。

我们会更喜欢/更不容易讨厌哪种人呢？

仅代表我个人，倾向第一类人：说谎者，因为直接说谎这一行为，表明了一种公开的责任承担，说谎者愿意直接站在谎言背后；而第二类人，尝试操控听者，同时让自己的一只脚留在那个说法之外。

再换个前提，如果我们在不知道是否是谎言的时候，会更喜欢/更不容易讨厌哪种人呢？这个问题就十分值得玩味。不是所有的谎言可以在短时间内就被拆穿的，马上证伪并不能对即时的状态产生变化，或者谎言的责任兑现并不十分急迫且重要，这时候如果误导带来的情绪价值比事实价值更高，我们更倾向谁呢？

跳脱哲学这一抽象领域，现实世界中充斥着不诚实，并不是以直接说假话的形式出现的。它们往往通过选择性真话、暗示性的措辞、刻意省略，以及那些日后可以自我辩护的表述出现。

Viebahn这个基础“承诺”的解释观点，让说谎和误导的区别问题扩展到了更多场景，我们可以更多地开始思考其在政治、广告、法律、职场沟通和日常关系中的应用。

误导，我认为在道德层面上比说谎更糟糕。一个误导别人的人，可能是在试图获得欺骗带来的全部好处，却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希望听者相信那个虚假的内容，但他也希望自己之后可以说：“我可没那么说。”

相比之下，说谎其实是一个最规范的行为，它局限于说话这个单一事件；而误导的形式可以很多样，不仅仅是语言，肢体行为、神态表情、环境营造，都可以达到与说谎相同的效果，却模糊了自身责任的边界。

说谎是最不坏的结果，误导可以带来好的结果。哪个好呢？

一家公司说：“我们的产品使用天然成分。” 这可能会让消费者以为这个产品是健康的、安全的，或者对环境友好的。但这家公司并没有明确说这些。

一位政治人物说：“在我的对手上任之后，犯罪率上升了。” 这可能会暗示是对手导致了犯罪率上升，即便说话者并没有证据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除了判断字面上是不是假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分析因素：

“他想让我形成什么信念？” “他是否对这个信念承担了责任？” “他之后是否还能否认自己曾经这样说过？”

当说话者用数不清的话术与行动空间去操控语言映射的方向，真正传递的东西很可能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一种隐形的权力结构。

这不只是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关于责任的问题。

谎言说：“相信这个。我为它背书。”

误导说：“相信这个 — — 但别指望我承认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