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独视觉的云南编年史（九）龙云卢汉时代

第九章

（九）龙云卢汉时代 本节引言：龙云早期的亲华路线，让云南短期放下了输出诸夏各国自治任务的重担。滇华联盟与黔桂联盟的战争让云南自毁藩篱，逼迫陷入财政灾难的云南不得不恢复顾品珍的孤立主义路线。失去外交负担的云南暂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小阳春时代，击破了流窜至上江地区的共匪，却只能坐视中华党军吞并云南的邻邦。黔、蜀自治政权灭亡后的云南被绑在了中华党国的反日战车上，日本挑战国际秩序的举动又将本是革命破坏者的中国推入英美阵营的战胜国便车，中华党国得以将大批军队进驻云南。日本战败，满洲亡国，中华党国以最快速度废除了云南的自治地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联将满洲工业遗产移交中共，毁灭了蒋介石的大军。卢汉试图在中华党国秩序崩溃的时代为云南争取法理独立的地位，遭到了美国人的拒绝。中共以“一国两制”为饵，向云南伸出了“统战”的手。

1927年6月14日，匪谍挑动胡若愚发起六一四政变，软禁龙云。 发动二六革命的四名将领是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昆明镇守使龙云、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四人在革命成功后都成了省务委员，其中担任主席的胡若愚地位高于另外三人。然而，唐继尧临终前却专门向他最赏识、信任的龙云托付了后事，这就引起了胡若愚、张汝骥的忌恨。在中共间谍的挑拨下，胡若愚、张汝骥在1927年6月14日于昆明派兵逮捕了在家中的龙云，是为“六一四政变”。逮捕过程中，胡、张军向龙宅打了两发炮弹，使龙云左眼受伤。此后龙云被关入一个铁笼子中、囚禁于五华山上达一个多月，其左眼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永久失明。六一四政变后，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事务，宣布任命龙云、胡若愚分别为“国民革命军”（按：这是中华党国的中国党军的正式名称）第38、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对等对待龙、胡两人。

1927年6-7月，云南总商会联合耆绅前往五华山请愿，劝胡若愚撤出昆明，由龙云主政保障滇内商业利益。

1927年7月25日，龙云部将卢汉取昆明，救出龙云。 随着龙云突然被捕，其部队在卢汉的率领下撤离昆明向西转移，于7月1日突然公开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打出中华党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采取了和蒋介石连手的姿态，而后发起反攻，在昆明以西的禄丰击败了胡、张军，于7月25日夺回昆明。胡若愚率败兵挟持龙云逃至昆明东郊，见大势已去，就与龙云达成协议，将龙云释放、胡若愚下野离滇。

1927年8月13日，龙云就任云南省务委员会主席，解散云南议会。 龙云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按照中华党国在东亚大陆各邦的惯例解散了云南议会。足见唐继尧时代，云南未能法理独立之危害。 云南未能如同图博、蒙古一样进行法理的事实独立，未能摆脱中国的框架。所以此时只能被逼无奈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保存事实独立，再通过小动作暗中抵制南京政府的干预。然而，选择加入中华党国，无异于放弃旧法统，无法像旧民国时代一样光明正大保留省权。 这时的龙云刚刚接管大云南主义留下的财政灾难。五华山的摄政幕府深陷于货币紧缩和债务清理的痛苦和痉挛之中，除了重返顾品珍政权的孤立主义以外别无选择。滇帝国主义的退缩，瓦解了蜀帝国主义本来就非常勉强的存在理由和支持群体。外县地主拥戴的新保守派联盟（刘湘政权）推翻了激进党政权及其昂贵的近代化国家机器，连成都兵工厂都要拆卸封存，仿佛非常确定今后的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比滇军更可怕的威胁。湘、浙的新宪法墨迹未干，就面临苏联武装的党军猛攻。胡适尚在论证独立各省的资产阶级议会能够约束考迪罗主义者及其子弟兵，广州商团和西关商业区已在列宁主义者的炮火中熊熊燃烧。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和舆论操纵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惊涛骇浪的未来，在风雨飘摇的1927年初露端倪。

1927年11月，胡若愚、张汝骥部联黔军领袖周西成入侵滇东北。 当时，周西成也采取了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向蒋介石示好，名义上出任了中华党国的贵州省主席。胡、张二人勾结黔军入侵云南的举动激起了滇人的愤怒，云南舆论中将两人骂作“卖国将军”——这一称呼所说的“国”自然是云南，而非中国。

1927-1930年，中华党国逐步夺取上海自由市之关税利源。 早期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一直是日本和苏联的学徒，几乎没有堪称独创的理论。蒋介石在1927年孤注一掷，打乱了共产国际的部署 ，进而借助宋美龄和基督教的公共形象，不仅赢得了英美舆论的零成本掌声，还实现了毁灭金融、海关和租界自主权的自杀性胜利。大英帝国率先抛弃远东，宣布了“对华新政策”：“不干涉中国内部纠纷，同情强有力的国民运动” 。鉴于大英帝国和国际联盟倡导的武器禁运首先惩罚了遵守规则的北洋政府，然后又宽恕了破坏规则的共产国际和北伐军，绥靖政策对革命外交发挥了火上浇油的鼓励作用，丝毫不足为奇。列强一旦承认了蒋介石革命政权的合法性，宋子文就利用列强的承认消灭自由贸易体系的残余。“国务院放弃了华盛顿会议已经建立的合作政策，突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商定单独的关税条约，并开始向中国人要求结束治外法权的压力屈服。” 中美《关税协定》签署后，英、法、意相继跟进。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东亚外围地带落下帷幕。

1928年1月4日，滇军大破胡、张、黔联军于曲靖。

1928年1月17日，龙云就任云南省主席。

1928年1月17日，龙云于云南成立清共委员会。 龙云亲自对共匪做出了定性，说道：“他们是掠夺成性的野兽，其目的是要消灭军队和文明，以便实现其各种各样的强暴、凶恶的计划……他们是人类的敌人。”接着，肃清共匪的活动在云南全面铺开，其方法包括依靠民众检举、鼓励反正、由被擒获的共匪供认同伙等。对于有共匪嫌疑的人，云南政府进行了细致的审查，并未如蒋介石的中国式清党那样简单粗暴、不分良莠、滥及无辜。在1928年，云南政府共枪决共匪干部400人，对共匪中的被诱骗者和胁从者则进行宽大处理，允许其改过自新。此后两年，云南政府继续不断处决共干。

1928年5月3日，中华党军于济南屠杀日侨。

1928年5月，安藤德器、汪精卫于香港构思云南独立运动。 针对蒋介石在济南屠杀日侨的行径，安藤德器、汪精卫于香港浅水湾的别墅商议拥戴唐继尧之子唐绍骧为云南领袖，利用云南唐继尧派的力量实现云南独立，达到报复蒋介石的目的。然而，此时的云南，旧唐继尧派已经失势。此时的云南一定程度已经丧失了与日本的外交对接渠道。唐继尧因掌握与日本的外交对接渠道而肆意对外黩武，恢复孤立主义的龙云再次让云南的外交回归保守封闭的路线，酷似开放黩武之织丰政权后便是保守封闭之德川政权。

1928年4-5月，龙云于云南全境推行地方自治，鼓励民间建立自卫团体。 在社会制度层面，龙云推行了军国民主义体制，在社会基层模仿日本进行村町自治，将实行自治的民众分为常备队、预备队、后备队编制，展开军事训练。至1938年，云南的地方行政区划完成了县、区、团、保、甲五级的设置，其中每区都配置一个民兵中队。当时，云南境内仍有数十家土官，管理着自古以来的自治邦国领地。在这些自治邦国区域，云南政府也设置了县、区、团、保、甲五级行政区划，将土官任命为各级行政主官，从而实现了类似日本明治维新“废藩置县”的政治改革。在此体制下，云南社会基层中布满了拥有武力的民众自治体，到处都是持枪民兵武装。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为此感到忧虑，曾对龙云说：“（云南）人民的枪太多了，不应任其发展。”龙云答道：“他们又不拿政府当敌人，我不需要接受他们的枪支。能自卫总是不错的。”这段对话，形象地展示了惧怕人民的中国暴君与和人民联为一体的云南领袖的区别。共匪征服云南后，估计当时的云南民间枪支多达近70万支。

1928年12月，满洲联盟领袖张学良对中国党国表示臣服，随后于满洲开展剧烈的排日运动。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最大的错误，此后的一切错误都派生于此。张作霖在满洲的地位主要依靠他的外交平衡术，因此奉军可以轻易入关，关内的势力却不能轻易出关。满洲的特殊地位如果动摇，奉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奉军接受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自杀性质极为明显。张作霖和孙文结盟，就坚持搁置三民主义和反帝外交，表现了高度的审慎。苏联取代沙俄以后，东北亚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摇摇欲坠。国民政府的势力一旦伸入满洲，满洲的缓冲区地位就全完了。在新的平衡实现以前，满洲必定会沦为动荡的焦点。张学良指望将外交责任交给南京，无异于抱薪救火。

1929年3—7月，滇、华联军对黔、桂联军开战，克贵阳，杀周西成。 作为孙文的继承者，蒋介石也是一个狂热的中国主义分子，仅在投共问题上比孙文稍为理智。1927年6月，晋国领袖阎锡山采取了与龙云类似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加入中华党国。1928年，蒋介石击败奉系占领了北京，奉系首领张学良以满洲之地投靠了蒋介石。这时，除蒋介石之外，中华党国内存在着新桂系、晋系、冯玉祥、奉系四大山头，其中奉系处在满洲，蒋介石鞭长莫及，桂、晋、冯则是蒋介石为了实现一统急欲除掉的对象。1929年3—7月间，蒋介石首先与新桂系展开战争，是为“蒋桂战争”，夜郎领袖周西成与新桂系结成了同盟。蒋介石遂唆使龙云率军入侵夜郎，由此引发了“滇黔战争”。4月12日，周西成在抵抗滇军入侵的战斗中牺牲，滇军随后攻陷贵阳。与此同时，仍想翻盘的胡若愚、张汝骥部越过黔滇边界，逼近了昆明，于是滇军紧急退出夜郎回援。7月，滇军与胡、张军战于昆明城郊，得不到滇人支持的胡、张军惨败溃灭，张汝骥被俘遭枪决，胡若愚逃亡广西投靠了新桂系。同月，新桂系被蒋介石击败。 这样，龙云通过介入蒋桂矛盾，彻底排除了胡若愚、张汝骥，当年发动二六革命的另一位镇守使李选廷则无意于权位，转而辞官经商，龙云遂成为云南说一不二的领导者。 夜郎领袖周西成死后，滇军扶植的李燊很快被夜郎的本土势力赶走。继任周西成之毛光翔、王家烈皆平庸之辈，无力稳固夜郎政局。让中华党国吞并夜郎的难度大大降低，此为龙云自坏藩篱之事。

1929年4月26日，英、美、法、日、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巴西、丹麦、西班牙、葡萄牙撤销远东军火禁令。

1929年7月11日，共匪于昆明发动恐怖袭击。 在滇军与胡、张军在昆明城外交战时，中共间谍发动恐怖袭击，引爆了城中的火药库，使昆明大片街区被焚毁、数百名民众遇难。

1929年，中华党国裁撤各省交涉署，含云南交涉署。 军事权、财政权、外交权是政治行为能力的三大支柱，也是主权者的首要衡量标准，中华党国欲吞并云南，必先对云南的外交权进行剥夺。

1929年7月，云南总商会谴责中华党国擅自提高云南关税近7倍。

1929年12月，滇府对厘金、商税、烟酒、牲屠等税务机构实行招商投标承办，废军人把持征税机关之酬庸制。

1930年，中华党国外交部成立驻云南特派员办事处。

1930年5月，中华党国对晋、桂、冯玉祥开战，是为“中原大战”。 新时代所谓的“新军阀混战”，已无诸夏军阀再能独善其身。滇、晋、桂名义加入中华党国，意识形态只能接受党国逻辑的污染，再无民国时代理直气壮以保卫省权为旗帜。名不正言不顺，诸夏军阀陷入中华党国的绑架越来越深。

1930年6-10月，云南响应中华党国，遣兵入侵骆越（广西），惨败。 此次战争中，蒋介石唆使龙云出兵侵桂，被激起了贪欲的龙云任命卢汉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三个师兵力共3万余入侵桂国，第二次滇桂战争爆发。7月19日—10月13日间，侵桂滇军围攻桂南重镇南宁近三个月之久，但桂军悍将韦云淞誓死守城，滇军无法取得进展。10月13日这天，南宁守军吃掉了仅剩的黑豆，彻底断粮，随后立即发动决死突击，一举击溃围城滇军，使侵桂滇军仓皇败回云南，折损了六成兵力。11月，在奉军自满洲南下助蒋的情况下，蒋介石击败了桂、晋、冯联军，成为“中原大战”的胜者。 中华党军战胜晋、桂、冯联军的秘诀在于获得了上海的关税，通过“银弹攻势”贿买诸夏军阀的部下倒戈，同时在外交上拉拢滇、满给桂、晋背后一击。 龙云在云南民穷财尽、中华党国一家独大、诸夏联军弱小的情况下，不求休养生息，反配合中国侵略邻邦，是为云南近百年历史之一大失误。

1930年11月，中国党国击败晋、冯联盟，夺取华北多地。 蒋介石胜利的秘诀在于夺取上海自由市的关税与财税，贿买冯玉祥部下的倒戈。“中原大战”也是辛亥之后日本低成本干预东亚大陆局势的最后一次良机。日本对华绥靖政策逐渐烧尽了可牺牲对象，将中国反帝革命的目标直指日本。

1930年，云南处决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

1931年2月，龙云推行“废师改旅”的集权政策。 龙云已在蒋介石的唆使下，接连进行了侵黔、侵桂战争，颇有复活唐继尧穷兵黩武路线之势。当时，滇军的兵力已比唐继尧时代大为缩减，全军编为了一个军，下辖由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担任师长的四个师。被蒋介石激起了贪欲的龙云试图加强军事集权，推行了“废师改旅”计划，将师的编制废除，把全军分为若干个等级更低、兵力更少的作战单位旅，明确了龙云自己可以越过各旅长指挥各团的体制。

1931年3月10日，云南出现四师长兵谏事件。 面对龙云的滥权，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位师长于3月10日会于宜良，宣布“倒龙”，重演了二六革命的一幕，龙云遂以回乡扫墓为名出走至滇东北的寻甸，是为“四师长兵谏”。龙云出走后，四名师长见劝谏目的已达到，且只有龙云才有团结云南各界的威望，便主动将龙云请回昆明。3月17日，龙云重返昆明，将四名师长扣押，此后陆续释放，继续委任以军职。此后，龙云完成了废师改旅计划的推行，但不再穷兵黩武。 可以说，二六革命、四师长兵谏都是根植于云南政治传统的行为，起兵者并未对原来的领导者逼迫太甚，其中四师长兵谏还将龙云请回，颇有大理国时代的“高氏还国”之风。这表明，云南政治传统之优良远胜于大一统中国那种斩尽杀绝、“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式的混乱残酷。

1929—1931年，龙云推行裁军政策并清剿云南境内土匪。 在唐继尧时代，云南在穷兵黩武政策下民生不振，社会治安恶化，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土匪。1929—1931年间，龙云一面缩减军队，一面派兵在滇西、南、东地区完成了清剿土匪的工作，消灭、招抚了至少上万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恢复。

1931-1932年，日本助清逊帝溥仪于满洲复国，建满洲帝国，中日关系大为恶化。

1931年10月，国共两党煽惑昆明群众举行反日游行，并捣毁“府上”、“保田”两所日本洋行。 清末云南知识分子未能摆脱中华叙事的恶劣后果，至此显现。打着中华教旗号反对勾结苏联的中国，下场注定被分化瓦解。参考两广事件中的粤桂联军。 唐继尧和龙云的内心都知道反日不符合云南的利益，但那时云南的知识分子没有大胆地把中国定性成云南的敌国。教育权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迟早反噬自己。

1932年，云南成立富滇新银行，以知名经济学家昆明人缪云台为行长，发行新滇币。

1932—1933年，巴蜀新保守派刘湘击败刘文辉，成为巴蜀实际领袖。

1933年11月，原滇军将领赵懿岳策划联合日本支持闽越独立运动。 赵懿岳出身于江苏昆山县，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与唐继尧的儿子唐绍骧是好友，毕业后长期在滇军工作，官拜滇军师长，夫人为唐继尧的女儿。结交过时任唐继尧的日本军事顾问-山县初男 唐继尧去世后，唐派在云南逐渐失势，赵懿岳选择离开云南，先后在南京、广东、广西就职。当时赵夫人本来分到了唐继尧的一笔可观的遗产，足够在香港和澳门享受不错的生活。但赵懿岳发现蒋介石当权后，不断煽动无脑反日排日，于是从军界辞职，并决定散尽家财，结交豪杰，策划闽人治闽，建立福建独立政权。 1933年福建发生闽变之时，赵懿岳协同闽人林飞鸿代表福建民军，前往东京向日本求援，希望日本援助能实现闽人治闽的真独派福建民军，而不是作为客军的十九路军。 山县初男也认为日本不应该支持十九路军，因为十九路军作为客军，不得闽人人心，应该借机从台湾出兵直接福建组织独立政府 当时发动闽变的19路军也在向驻台日军求援。驻台日军做出一个错误判断，觉得反蒋更重要，所以可以重点支持19路军，而忽视福建民军。 山县初男坚决反对，他认为19路军压根没有亲日渊源，现在不过形势所迫伪装亲日，也在福建不得民心，19路军如果与蒋军开战将会很快覆灭。没有支援的价值。 山县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希望日本乘此天赐良机配合赵懿岳的民军，扶植闽人自治政府上台，然而日本政府上级的回答让山县很失望，日本政府认为这超出了山县的权限。 19路军作为客军盘踞闽越的时候，掠夺财富，预征税收收到了三年以后，以前1文的税现在要收9文。 最终闽变结局果然如山县所料，在上海抗日出名的19路军在蒋军面前不堪一击，而赵多次往返东京台北基隆，不断向日本求救，声称“福州厦门快丢了”。 赵懿岳也集合过闽南各地的民军，希望日本赶快武装他们，他说“如果不早点给我们武器，我们除了溃灭以外没其他下场” 蒋军接管闽南，很多福建民军只能把武器藏起来，部分领袖对局势失望而流亡香港，山县初男怒骂日本人白白浪费了五个月的良机而无所作为。 闽独失败后，赵懿岳随后积极参与华北自治运动，在1940年他自告奋勇前往东京，请求前往广东赴任，被任命为中山县长，计划携带重金策反余汉谋，实现西南独立的计划。 途中在澳门住宿时不幸被中国刺客暗杀 赵的遗骨最终被他的遗孀埋葬在台湾，赵这次策划西南独立运动的腰斩事件也让山县初男深以为憾。

1933-1934年，中共张国焘部祸巴蜀北部地区，屠蜀民约110万。

1933年12月17日，图博君主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病逝于罗布林卡，享年58岁。 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中国和共产匪帮曾有以下出色判断： “中国人的办法是先说些或办些温和的话或事情，然后等等看。如果没有引起反对，就说些或办些厉害的话或事情。假如遇到反对，他们就回答说他们所说所做是被误解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 “斗争和冲突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结构的一部份。如果我们不做好准备，来保卫自己对抗过度泛滥的暴力，我们生存的机会将极为渺茫。 “在赤色共产党现在正到处进行恐怖和破坏的时候，我们必须特别警惕自己免受野蛮的暴行。他们积恶至极。他们已经揉烂蒙古，并严禁寻找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他们抢劫和破坏僧院，强迫僧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否则就地处决。他们所到之地，宗教必遭摧毁，所经之地，任何佛法教导都不允许。我相信你已经听到了乌兰巴托和其它地方传出来的消息。 “为时不久，赤色的屠杀将必闯入我们的前门。无论是我们自起内讧，或是来自外面共产国家的威胁，我们迟早都必须直接面对。 “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必须随时准备保卫自己。否则，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将被彻底根除。喇嘛及其它世系圣职，甚至达赖和班禅喇嘛的职称都将被删除。僧院将被劫掠和损毁，僧侣和尼姑将被驱散或屠杀，多年建立的佛法崇高工程将被解体，我们所有的文化和精神的机构将被迫害，摧毁和遗忘。人民与生具来的权利和财产将被掠夺，我们会成为征服者的奴隶，像乞丐一样到处流浪，束手无策，生活在悲惨世界之中，充满极端痛苦与恐惧，度日如年。 “因此，当和平与幸福的力量仍与我们同在，当改变现状的权力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卫自己面对这即将发生的灾难。在适当的时候可用和平的方法，但如果情况不适合，请不要犹豫诉诸更加强的手段。现在仍然有时间，奋起努力吧！将来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1934年10月15日，中共张闻天部在灭绝赣南三分之一人口后，弃江西瑞金西窜。 在蒋介石调集重兵的围剿下，中共中央所率的匪军放弃了其位于赣南的核心巢穴“中央苏区”，开始了史称“长征”的长途流窜。 共产党组织的设计目的就是破坏所有社会组织，然后才能实行全面格式化。格式化如果彻底，就是红色高棉那种情况，社会完全解体。张闻天治理江西中央苏区，把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就等于中国的红色高棉。 苏维埃政权挤干境内的橘子，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于财政紧张，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60万、120万、300万元。第一期公债大都用抵交土地税方式陆续归还，第二三期基本成为无偿的贡献。如果把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公债平摊到苏区约三百万人口中，人均负担将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苏区政权借谷近百万担，每担以价值五元计算，总值近五百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至二百万人左右。” 波尔布特在高棉的业绩，相形之下不免逊色。

1934年12月，中共匪军窜入夜郎。

1935年1月28日，蜀军破中共匪军于土城。

1935年1月，中华党军假借援黔名义吞并夜郎。 匪军入黔后，王家烈的部队（“双枪兵”，战斗力极弱）迅速崩溃，内部分裂为何知重、柏辉章、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等多派系。他无力独挡，只能向蒋求援，邀请中华党军入黔“协剿”。红军一渡赤水后，王家烈部在遵义、娄山关等地被重创，贵阳空虚。 蒋介石将其直属的中华党国“中央军”以剿共为名大举开入夜郎，接管了贵阳城防，此后强行改编黔军，1935年5月，蒋介石借机解除王家烈省主席与25军军长职，改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虚职），强令离黔。使王家烈主导的黔系彻底灭亡。 周西成死后，滇军并不能在夜郎扶植起稳定的秩序。毛光翔与王家烈才能不足以担当一方诸侯，云南东部门户大开。

1935年2月1日，滇军破中共匪军于威信。 中共匪军短暂入侵云南最东北角的威信县四天，在当地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暴行，大肆屠掠。4月22日—5月7日间，中共匪军自黔西南入侵云南，包围了曲靖，一度逼近至昆明东郊离城20里处，而后折向西北，经武定渡金沙江窜入巴蜀。针对此番共匪入侵，龙云曾令全军“加紧防御，竭力死守，务须坚守一星期，至少三日；若在三日以内失守，即军法从事。”滇军及云南民兵在各地顽强防守，使共匪难以在一地久留，只得狼狈逃出云南。经此一战，这支由中共中央所率，由知名匪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指挥的侵滇匪军遭受重创，其兵力从3.7万人下降到了1.5—1.7万人。

1935年2月，中华党军假借援蜀名义吞并巴蜀。 1月，中华党军以剿共为名开入巴蜀，随即开始“整顿四川地方”。2月，蒋介石下令严禁巴蜀军人干政，委派中国官吏强制接管了巴蜀政权。3月2日，蒋介石抵达重庆，大肆叫嚣说四川“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是“中华民族的立国之本”。蒋介石吞并黔、蜀后，获得了对云南的绝对优势。 刘湘因恐惧中共匪军，急忙邀请中华党军入川“协剿”，蒋介石顺势设立重庆行营（贺国光主持），以“安川”“剿共”名义逐步渗透。这是典型的“假途灭虢”——表面救蜀，实则吞并。吞并的具体步骤分为军事—经济—政治三重侵蚀： 1、军事控制与拆除自治：中央军入川后，逐步瓦解防区制（巴蜀各军就地征税、自治的“联邦式”防御）。摧毁地方自卫力量（袍哥、团练等民间武装），将巴蜀变成中国军队的炮灰来源。青壮年被抽调为“人肉盾牌”（三人一发子弹的谋杀性计划），为蒋介石挑战国际秩序充当炮灰。 2、经济掠夺（法币取代硬通货）：最残酷的一招。强推法币（纸币）取代四川银币/硬通货，实现无本掠夺。“没有这样的技术，蒋介石不可能发动破坏条约体系的战争。”战争结束时，五块法币连一个橘子都买不到，全蜀财富被吸干，供应中国政府和军队。 3、政治与人事清洗：低调渗入国民党党部，架空刘湘等地方军阀。刘湘1938年病逝（或被暗算）后，中华党国对巴蜀控制彻底巩固。

1935年4月3日，援黔滇军破中共匪军于修文。 滇军孙渡部于龙里倪儿关、观音山击破共匪红三军团。

1935年4月10日，中华党国胁迫云南臣服。 蒋介石抵达昆明展开外交威胁，龙云在其胁迫下被迫向蒋表示“效忠”。至此，中华党国彻底吞并了黔、蜀两国，将云南紧紧捆绑到了蒋介石的疯狂战车上。蒋介石之所以要对滇、黔、蜀三国下手，是因为此时他正准备再次投共，希望依靠苏联的力量对日本开战，从而实现吞并满洲、“一统中国”的邪恶计划。 共产国际的捕猎网已经遍及半个亚洲，唯一能够阻挡苏联势力的只有日本，而作为预定猎物的龙云政权却没有获得敌方的任何重要情报，唐继尧派在云南的失势，赵懿岳一类人才的出走，云南回复孤立主义，直到中华党军兵临云南的黔、蜀邻国，云南也无法重建蔡锷-唐继尧时代的上江防御联盟与滇日合作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取代神圣罗马帝国宪法体系，关键就在以政治行为能力为主权者的首要衡量标准，名分、爵位的高低皆属次要，在现实政治的外交活动中不妨搁置。因此卢森堡公爵的封地和穆罕默德·阿里总督的行省都是主权国家，与其理论上的宗主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平起平坐，而安茹公爵和亚尼纳总督丧失了执行违背法兰西国王和土耳其苏丹意志的独立外交政策能力，就得不到主权者的外交待遇。以此标准衡量，1949年的云南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云南主席有能力执行违背各主要邻国和历史宗主国意志的独立外交政策，龙云尽管保障了云南多年的和平与休养生息的门罗主义外交，已经随着共产国际对远东的侵略而难以为继。 中国（南京）政府乐于配合其苏联盟友的反帝外交，利用莫斯科共产国际体系和东京泛亚国际体系争夺远东各邦的大好机会，吞并诸夏联盟的各国，建构社会主义（左派）奥斯曼主义的新中国。 如果诸夏联盟各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具备民族发明学的基础知识，能够充分认识到帝国超民族主义和文化泛民族主义的危害性，他们的祖国本来并非必然沦为共产国际的殖民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则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龙云在决定祖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为门罗主义外交的历史成功经验所误，没有看清门罗主义所依托的国际环境，随着维也纳体系在一战时期的世界性解体，以及作为前者子系统的远东条约体系和诸夏联盟的地方性解体，已经像茨威格所谓“昨日的世界”一样不复存在，未能制订和执行坚定而清晰的反恐排华政策，为中国主义（东亚奥斯曼主义）者的暧昧关系绑架，为他个人的悲剧和云南民族的浩劫铺平了道路。

1935年4月，中华党国吞并湖湘自治政权。

1935年5月5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共产国际特务约瑟夫·华尔顿。 约瑟夫·华尔顿是理查德·佐尔格的继承人，下属特务包括国民党武汉行营上校刘燧元、第三军上校参谋陈绍韩。党军追击红军的所有部署，都由事先莫斯科通知了张闻天。毛泽东继承张闻天以后，以此为基础发明了自己用兵如神的历史。蒋介石为联俄抗日计，在1937年释放了华尔顿。这当然意味着党军内部的匪谍更加不可能清除了，虽然上述可能性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渺茫的。刘燧元后来在北京担任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因为外交和外宣本来就是匪谍机构的分支。黔、蜀、滇选择与中华党国的合作结果，就是自身的军事情报通过中华党国内部的匪谍传给了流窜的中共匪徒。

1935年5月，中共匪军于流窜途中祸武定，杀掠平民。

1935年7—8月，苏联共匪召开七大。 根据苏联匪首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决定让全世界共产党与社会主义者结成所谓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东亚，这就意味着苏联会推动中共与中国国民党结为对抗日本的同盟，从而以中华党国为苏联对抗日本的打手。

1935年10月，中共匪军流窜至陕北。

1935年11月15日，中华党国遣使于苏联，苏联代表斯托莫尼亚科夫同意接受莫斯科-南京抗日军事同盟。 蒋介石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遣使赴苏联，实行联苏抗日。“1935年7月4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回答：苏联政府是否有意签订互助条约。1935年10月4日，日本外务省和海陆军提出「广田三原则」。广田三原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南京政府放弃以夷（苏联）制夷（日本）政策，在国际反共联盟的基础上重构东亚体系。国民政府深感形势紧迫，加快了莫斯科－南京谅解的进度。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进一步询问苏联大使：如果对日战争导致海路关闭，南京能否通过新疆陆路获得苏联的军需品？ 1935年10月19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委员长在会议中再次提出，莫斯科和南京都需要比互不侵犯条约更进一步的合作。蒋介石不仅指望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指望军事互助协定。1935年底，陈立夫和张冲奉命根苏联人「商谈对日军事同盟」。1935年11月15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同意接受孔祥熙的要求。14如果蒋介石联苏抗日的庙算在1935年还是国民党高阶层的猜测，在此之后无疑已经变成了全党的公开话题。广州革命政府的时代又回来了，日本人只有在北洋旧势力当中寻找交涉对象。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和鲍格莫洛夫达成协议。莫斯科承诺用贷款和武器支持国民党抗日，国民党承诺不再进攻陕北的共产党残部。张学良的西安事变除了断送自己未来的副总统资格以外，几乎没有影响到历史进程。 国民政府倾向于联苏反帝抗日，现实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兼而有之。满洲沃野千里，是远东唯一的「北美殖民地」。上海自由市虽然只有弹丸之地，财源却超过了历届北京和南京政府从内亚获得的全部收入。苏联侵入的土地虽然远为辽阔，显然要贫瘠得多。日本国际协调主义者的协调对象明确指向英美，并没有把南京放在眼里。日本泛亚主义者以英美大资本家和苏联大地主为假想敌，同样没有把国军放在眼里。蒋介石点兵西安，只准张学良做预备队，严重伤害了后者的面子，直接触发了西安事变。英国人和日本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同样轻蔑，造成的后果也差不多。蒋介石甚至在抗战爆发以后，明显有求于英国人的时候，仍然对绅士的高冷做派耿耿于怀。苏联人自己就是半个亚洲人，给蒋介石带来的心理压力小得多。结果应验了布罗代尔的格言：所有人在更穷的人眼里，都是值得觊觎的富翁；奥斯曼帝国咬住欧洲不放，波斯帝国又咬住奥斯曼帝国不放。日本人眼中只有苏联，蒋介石眼中只有日本。抗战虽然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但至少可以教训日本人不要把蒋介石当做空气对待。”

1935-1939年，云南逐步禁种罂粟。

1936年4月，中共匪军于流窜途中祸楚雄，杀掠平民。楚雄县长马飘牺牲。

1936年秋，中国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在上海开始有关建立反日联盟的会谈。

1936年7月，中华党国吞并陈济棠领导的南粤自治政权。 三十年代以前的东亚大陆，大体在条约体系的保护之下。中华民国、联省各邦、特别是各口岸自治市镇的宪政试验，都有赖于大英帝国主导的远东和平。大英帝国撤退后，条约体系的三大挑战者都企图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侵夺这些资源，在另外两个竞争对手壮大起来之前，掌握尽可能有利的地位。上海自由市和内地的军绅自治政权相继沦为国民党的牺牲品。共产国际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扩张网络。泛亚主义者集中力量建设满洲蒙古基地。条约体系遗弃的孤儿一旦瓜分完毕，三股势力的斗争就会白热化。内亚之于南京国民政府，无异于远东之于共产国际、满蒙之于泛亚主义——三大革命势力都在幻想，侧翼进攻可以替代正面战场的失败，结果都只是延长了失败的时间和牺牲的痛苦。共产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朝鲜到高棉的牺牲品；泛亚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菲律宾到新加坡的牺牲品；新三民主义的溃败或长征路线上，躺着从云南、南粤到巴蜀的牺牲品。

1936年12月，中共假意承诺与中华党国合作反日。 双方达成初步共识，蒋介石准备名义上将中共匪军改组为中国党军（即所谓的“国民革命军”）。

1936年冬，共匪间谍季仲夏向莫斯科监视汇报滇府动向。 二战爆发后，据匪谍李德生供认，季仲夏为昆明大学学生，是共匪在昆明的联系人。季仲夏曾传来如下情报：1936年冬报告：龙云与日本方面秘密联络，日本人常去省公署和龙会谈。1937年夏报告：昆明大学国共两党学生纷争，龙云“乘机“对两方“破坏”。

1936-1937年，云南在籍人口约1200万。

1937年7月7日，中共北方局在北平（北京）郊外挑起卢沟桥事变，引导蒋介石对日开战。 “七月十九日宋哲元回到北平，马上命令驻八宝山的冀察第三十七师撤退到永定河以西。但此后，在八宝山和卢沟桥城附近的两军中间地带，每天仍发生这种枪炮声。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在双方谅解的基础上，于二十一日夜晚，日方派冀察军事顾问中岛弟四郎中佐到八宝山，中方派冀察第二十九军参谋周思靖到卢沟桥车站附近，分别进行监视。 当晚九时二十分左右，中岛在八宝山东南三、四公里处，听到七发炮声和断断续续的机关枪声，从大概的方向和距离判断，无疑是日军的非法射击，于是马上用电话向特务机关寺平大尉汇报。他以锋利的语气责难日军，甚至提出要求辞职。 寺平在接到中岛的电话后，又接到周参谋打来的电话，也说听到和中岛报告一样的枪声，但从周参谋所指地方考虑，绝对与日军无关，指责是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一时陷入了迷魂阵。于是赶紧从地图上确定概略地点，于第二天从宪兵队派出救人，让他们伪装成中国人，和中国密探一起，潜入卢沟桥和八宝山的中间地区。 侦探们潜伏在曹家坟附近，果然有了效果。发现一群男女学生在放爆竹，赶紧扑向现场，逮捕了几个人，看样子显然他们没有认出是日本人，就就极力辩解说：我们是受命于北方局来干的，你们别捣乱！ 当时宪兵队长赤藤庄次少佐和特务机关的寺平大尉，听了侦察兵的报告后，并没有对北方局和其领导者刘少奇这名字予以多大的关注，现在才明白这原来是赫赫有名的中共政府主席，战后才知道，那时刘少奇表面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而实际上是掌握中共北方局的第一书记，专门指挥华北的地下工作。”

1937年7月28日，党军攻击天津日租界。

1937年7月29日，军统特务张庆余率通州叛军屠杀日本平民。蒋介石加封其为中将。

1937年7月，蒋介石宣布中共合法，允许中共于云南重建组织。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中共于云南重建了党支部，在四年内发展出300多名党员。龙云在情急之下犯下了重大错误，试图通过拉拢中共抵制蒋介石，从而同时减轻中国国共两党对云南的威胁。

1937年8月，蒋介石强命龙云修建滇缅公路。

1937年8月13日，蒋介石挑起了“上海事变”，对驻上海日军全面开战。 蒋介石以其拼凑的大军挑起了“上海事变”，对驻上海日军全面开战。22日，中共匪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其后，日本向东亚大陆大举增兵，以30万兵力击破了蒋介石在上海部署的70万大军，于1937年11月攻占上海、12月攻占南京，蒋介石迁都重庆。 二战就在远东全面爆发，云南被迫卷入了一场不属于自己的中日总体战。

1937年9月，云南60军出滇助中国抗日。 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云南政府将全军六个旅编组为由三个师组成的第60军，将其派往上海前线。由于行军路途遥远，滇60军刚走到湖湘长沙，日军就已攻占上海。于是，滇60军不久后又被调往遥远的徐州战场。

1937年11月，苏联拒绝出兵援助中华党国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奴颜婢膝地哀求其火速出动“义师”支援，被斯大林一口回绝。中华党国沦为共匪势力的人肉盾牌，包括云南在内的诸夏各国又沦为中华党国的人肉盾牌。

1938年4月2日，由共匪控制的西南联大于昆明成立。 在龙云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大。这所大学里有大量激进的共产分子和亲共人士，他们直到1945年都一直受到龙云庇护。当时，中共为了麻痹滇人，曾故意吹捧昆明是“民主的堡垒”、龙云是“西南的大家长”，使龙云进一步放松了警惕；在龙云的纵容、庇护下，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竟占到云南中共党员的三分之一。这是龙云人生中的重大污点。

1938年4-5月，援华滇军与日军战于禹王山。 1938年初，日军已先后攻占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要地，开始调动24万重兵南北夹攻紧邻山东的苏北重镇徐州。中华党国在徐州集中了60万大军，试图与日军进行继上海之后的又一次决战。此次徐州会战从1938年2月持续到5月，中国党军曾于4月初在徐州以北的要地台儿庄一度击退北路日军，取得小胜。其后滇60军被调往台儿庄与中国党军换防，日军随即调集更多兵力再次进攻台儿庄。从4月22日—5月19日间，在拥有绝对优势火力、训练的日军的猛攻下，滇60军坚守台儿庄及附近制高点禹王山近一个月，日军曾因此充满敬意地评论说：“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5月17日，中国党军主力为避免被围撤出徐州地区，强迫滇60军留在原地殿后。滇60军在经过一番苦战后完成了殿后任务，使中国党军得以顺利撤走，自己却深陷重围，只得拼死冲出，于6月1日成功突围。此番血战，滇60军参战的35123人中有18844人伤亡，该军于此战后补充了1.2万名新兵，日军方面则有约4000人死伤。

1938年8月，滇府驱逐中华党国渗滇之军统滇站。

1938年9—10月，援华滇军与日军战于石排。 日军集中40万兵力分多路攻向武汉。在1938年6—10月间，蒋介石的中华党国拼凑了100万部队，在苏联航空兵的援助下，与日军展开了第三次决战。这次大战中，滇60军于9—10月间被部署在赣楚交界的排市防守战线，与日军交战四十天，以伤亡1.5万人为代价守住了阵地，日军伤亡人数则约为滇军伤亡数之半。10月25日，从河南方向南下的日军占领武汉，此次决战结束。此后，滇60军移驻江西（赣国）。同年，龙云又在蒋介石的胁迫下组建了新3军和第58军，分别投入晋、赣战场。 武汉决战后，日军受限于兵力不足，暂停了全面攻势，与中华党国军队转入了持续到1944年的漫长对峙。在此期间，双方只进行过一些规模有限的攻防。

1938年10月，龙云与汪精卫谋求对日和平事宜。 龙云曾致电蒋介石，直白地表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对于国际上外交政策，有无另行考虑之必要？”希望蒋介石不要再与日本作战，蒋介石对此不予答复。这时，中国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致电龙云表示支持，龙云遂回电汪精卫说：“千钧一发，唯有亡羊补牢。”

1938年11-12月，日本与汪精卫展开重光堂密谈，商议策动云南独立相关事宜。 在重光堂协议（正式称《日华协议记录》及相关谅解事项）中，将云南作为“反蒋独立”运动的首要桥头堡，并明确策动云南地方实力派领袖龙云率先响应。 重光堂会谈期间，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参谋本部谋略课长）、今井武夫（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在上海虹口重光堂进行最后谈判。日汪双方达成协议，其中行动计划明确规定： 汪精卫脱离重庆后发表声明，响应日本近卫文麿对华声明。 云南首先反蒋独立，龙云领导云南军队起义，作为“和平运动”的先锋。随后四川军队响应（因中央军已进驻四川，故优先从云南启动）。广东、广西等其他地方实力派（如张发奎等）谅解并延期响应。在云南、四川等非日占区建立“独立政府”，编组新军队，联合广东、广西四省，形成汪精卫新政权基础。日本承诺逐步撤军（两年内从大部分地区撤出），并支持新政权。 这部分内容见于协议的“谅解事项”及行动计划。日本军方视云南为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便于切断中华党国从越南或缅甸获得的外围补给线。

1938年12月，龙云纵汪精卫逃离中华党国。 梅思平将重光堂协议抄录在丝绸上带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派决定接受，预定12月8日汪离渝赴成都，10日到昆明，12日近卫发表声明，汪响应。龙云被定位为“新一波反蒋独立运动的领头羊”。 周佛海先行赴昆明（12月5日抵达），与龙云多次会晤，试探并确认态度。周佛海日记记载双方“一拍即合”。汪精卫原计划12月8日离渝，但因蒋介石突然回渝而推迟。 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当晚与龙云秘密长谈，汪向龙坦露全部投日计划（包括重光堂协议内容、日本撤军两年期限等）。龙云表示“完全同意”，但建议撤军期限改为一年。汪精卫还要求龙云保密、提供飞机，并计划以云南为基地推动独立。 次日，汪精卫乘坐龙云所订的飞机抵达越南河内，而后前往香港，开始与日方接洽。在此期间，汪、龙二人多次电文往还，汪精卫曾劝龙云参加和平运动，但电文遭蒋介石的情报人员截获。

1938年12月，滇缅公路通车。 为了保持战时贸易路线的畅通，蒋介石又于1937年8月强令龙云修筑东起云南昆明、西至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1938年1—12月，经过20万民夫的作业，滇缅公路最终通车。由于当时云南的成年男子已被大量征入军中，因此绝大部分民夫都是老人、妇女、儿童，有约1.5万名民夫在艰苦的作业中死伤。滇缅公路通车后，时人曾有这样一段评论说：“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

1939年4月27日，在蒋介石威胁下，龙云被迫宣布与汪精卫断绝关系。

1939年9月，德国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宣告还都南京。

1940年8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 日本进攻违约开衅的中华民国，国际社会默许。日本夺取法国的远东殖民地，受到了严格的制裁。日本在战争后期更加严重地践踏了条约体系，受到更可怕的惩罚；因而掩盖了一个事实：从南京事件、济南事件到里顿调查团，中华党国是主要的条约破坏者。反帝是中华党国的主要合法性依据，是训政党国取代国会法统的主要理据；因而他们很难放弃激进政策而不危及自身。日本若能始终坚持条约维护者的立场，原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华党国。毕竟，在中东路事件当中，最同情中国、相当敌视苏联的美国政府都认为中国才是条约破坏者。对日本来说很不幸，暴乱的军人不具备国际远见，在比赛中途殴打裁判，注定了自己的毁灭。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签署同盟条约。

1940年，原滇军将领赵懿岳遇刺。 闽独失败后，赵懿岳随后积极参与华北自治运动，在1940年他自告奋勇前往东京，请求前往广东赴任，被任命为中山县长，计划携带重金策反余汉谋，实现西南独立的计划。途中在澳门住宿时不幸被中国刺客暗杀。赵的遗骨最终被他的遗孀埋葬在台湾，赵这次策划西南独立运动的腰斩事件也让山县初男深以为憾。

1941年5月，日军破滇华联军于中条山。 当时，尽管日军已经占领晋国大部，但晋南的中条山地区仍聚集着18万中华党国调集的各路武装，其中包括滇新3军。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会战，消灭了这些武装，驻防当地的滇新3军与大批中国党军全军覆没，滇新3军军长唐维源自杀。 在整个二战期间，大量滇军被中华党国调离云南，在对日作战中伤亡超过25万。大批本应保卫云南祖国的健儿，就这样背井离乡，成批死伤于不属于自己的战争，云南本土的精锐力量被抽调、损耗一空。

1941年8月1日，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石油禁运。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西方同盟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华党国由此搭上了反对日本的同盟国便车。蒋介石得以免除被日本和汪精卫政权称呼为“地方政权”的恐惧。美国援华路线主要经由云南，导致云南无法跳离蒋介石的反日战车。苏联和日本早已将蒋介石视为汪兆铭、王克敏和毛泽东的同侪，分别跟这些地方政权交涉，只有西方列强仍然承认重庆名义上的中央政权，蒋介石借西方列强的承认，强化了对云南的侵略与控制，其革命行动仍然以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为主要目标。他在抗战时期的渗透活动（支持印度国大党反对英印帝国的备战工作，组织西藏革命党反对达赖十三世，为越南国民党和共产党提供滇桂基地，越过英国当局直接动员缅甸和马来的华裔人力财力）得罪了英国人，给日本人提供了入侵的借口，为国际共产主义打开了期待已久的门户。国民党在南洋的分支机构将闽粤移民社区变成了超限战的战场，最终使他们落到类似东欧日耳曼人的下场。

1941年12月7日，陈纳德率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进驻昆明。

1941年12月21日，日本胁迫暹罗加入轴心国。

1942年1—4月间，日军逐步攻占英属缅甸。

1942年5月，日军入侵云南腾冲前夕，英国驻腾冲领事馆人员撤走，英领馆在腾冲的设置至此结束。

1942年5月，日军侵占怒江西岸，切断滇缅公路。同月，因保山大轰炸，云南死者近万。 日军攻入滇西，攻占龙陵、腾冲，一直打到怒江西岸，切断了滇缅公路。同月，日军飞机毁灭性轰炸了紧靠怒江东岸的保山城，造成平民1万余人死亡。当时，滇军主力已被中华党国抽空至云南以外，云南本土只有一些战力薄弱的保安部队，因此无法阻挡日军占领怒江以西地区。由于美国飞虎队的积极轰炸，日军才无法渡过怒江。

1942年6月，日本委田岛寿嗣为滇西行政长官。 在自治邦国领地众多的滇西日占区，日军成立了滇西行政部及龙陵、腾冲两个县政府，任命了熟悉云南民情的军官田岛寿嗣为行政部长。田岛寿嗣推行怀柔政策，与当地土司交好，委用了不少土司地区社会上流成立治安维持会，并对当地绅民中被查出有反日行为者从轻量刑，对他们关押、拷打、劝说而不处决。那时，与日本结盟的泰国政府正在推行名为“泛泰主义”的泛民族主义理论，认为云南境内的傣族人与泰族既属同一种族，就应当联合。因此，日军就在滇西日占区委任了泰国宣传人员传播泛泰主义，由此与不少土司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当时，身处中日夹缝之间的云南武装有着独特的立场。在日军占领怒江以西地区后，傣族的干崖土司刀京版曾建立过名为滇西边区自卫军的武装，与日军展开合作。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持续进展，日军在滇西的怀柔政策逐渐转变为加强征敛，致使粮价高企。与此同时，刀京版的武装也转而与日军为敌——类似的情况，在二战期间苏德夹缝间的东欧国家是很常见的。在那时的滇越边境，云南保安部队长期与越南的日军相安无事。这些事例都表明，在中日战争中，云南是被迫卷入的、但仍保持了一定独立性的第三方。 总的来说，当时的日本已陷入了极端泛亚主义的疯狂状态，其在滇西日占区的统治并非十分尽如人意。在滇西日占区，当地既有在中日夹缝中生存的滇人武装，亦有由中华党国扶持的反日游击队。在与这些武装交战时，日军时而滥杀无辜、纵火焚村。在滇西日占区两年多的历史中，当地有数千民众被日军杀戮。若算上日军对保山的轰炸，则日军于二战中在滇西杀害的平民总数有1.9万余人。此外，日军还时而对昆明发动二战式的无差别空袭，但大都被美国飞虎队的战机成功拦截。

1942年12月1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郎因登任总领事。

1941-1943年，蒋介石以协助防御日本为名，增兵数十万进入云南境内。 蒋介石提出了“国防归中央，保安归地方”的口号，于1941年底以“保卫国际交通线”为名义，调中国中央军两个军入滇。不久后，这两个军入缅援助英军，被日军消灭。在1942年，蒋介石增派了中国中央军十余个军共40万人入滇，与日军隔怒江对峙，任命了其亲信杜聿明为昆明城防司令。 1943年春，中华党国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以蒋介石的贴身亲信陈诚为司令——这支军队的任务是打通滇缅公路。与此同时，云南本土的滇军，只有战力薄弱的保安部队七个师。至此，云南已几乎完全被中国控制。

1943年8月9日，粤军前总司令李济深请求美国驻桂林领事林华德支持粤、桂、滇、蜀、湘、淮、闽结成反华联盟。 在重庆，各邦推举的代表、在粤桂两系都曾任职的李济深采取进一步行动，与二战同盟国的中缅印战区参谋长、美国将领史迪威会面，寻求同盟国支持，然而史迪威不置可否。10月，史迪威被解职，此计划遂告流产。 联盟计划推翻蒋介石，迎接美军在闽、粤海岸登陆。史迪威将军颇感兴趣，但高斯大使命林华德避免介入。 林德塞报告史迪威：“张发奎将军、余汉谋将军、薛岳将军、龙云将军，以及一群四川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政治集团，一直在密谈脱离重庆，于中国东南地区成立自治政府。我认为目前装备分配问题的困难，是因为中央政府在担忧这个集团。” “宋庆龄针对华南的分离运动说，当初美国人直接支持同李济深派的接触。各方愿意协同行动。美国人已经承诺供给李济深所需的武器辎重。万事俱备之际，李济深突然赴梧州，从而打破了美国人的计划。宋庆龄认为，这可能是蒋介石干预的结果。” “桂林沦陷前，李（济深）氏拟联合西南各省实力派，组织西南政府，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闻已得十四航空队答应援助物资，惟因时机未熟，桂、梧沦陷，各方消息中断，计划便告流产。” 匪谍林平向中央军委报告：“在桂林沦陷前，李氏拟联合西南各省实力派，组织西南政府，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下野。闻已得十四航空队答应援助物资，惟因时机未熟，桂、梧沦陷，各方消息中断，计划便告流产。”

1944年2月，中华党国威胁云南政府于两年内回收滇币。

1944年3-7月，英印军大破日军于英帕尔。

1944年4月，中华党国反攻驻滇西日军。 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作战，与由美国训练的中国驻印军（按：该部于1942年成立于印度蓝姆伽）东西对进，展开了打通滇缅公路的作战。此次作战，中华党国投入了40万大军，滇西缅北的日军有15万之众，这是云南土地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式战役，其毁灭性十分可怖。

1944年5-10月，中华党军夺取松山、龙陵、腾冲，期间中华党国哄骗大量滇、黔籍童兵参战。 拥有人数优势的中国军队于1944年9月攻占腾冲、10月夺下龙陵，日本滇西行政部长田岛寿嗣下落不明。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会师于滇缅边境，中华党国至此占领了怒江以西的云南土地，而这片土地早已化为彻底的战争焦土。据时人所述，当地“仗打完了，城里没有一片树叶没被震落，没有一间房屋不被夷为平地”，腾冲城内经双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后“尸填街巷，血满城垣”，可谓惨绝人寰！而在所谓的松山战役中，所谓的“娃娃兵”牺牲近千人，其中这些童兵籍贯大部分来源于云南和夜郎。日军回忆录提到：中国军队冲锋时听到“很多稚嫩的喊杀声”，大量被洗脑的12-15岁少年朝着火力网猛扑。

1944年4—12月，日军大破中华党军于豫、湘、桂。龙云谋求脱离中华党国。 日军动员50万兵力，对中华党国发动了“一号作战”，接连攻下河南、湖南、广西，其前锋一度突入贵州。在蒋介石的中国党军兵败如山倒之时，龙云与粤、桂、蜀等邦的残存实力派秘密联络，谋求脱离中华党国，组建西南联防政府。

1944年7-9月，因中华党国之统购统销政策，云南米粮、食盐价格暴涨。

1938-1945年，中共以“反摩擦”为名，策应日军大举消灭驻华北之中华党军、晋军，蚕食夺取大片土地，中华党国之江苏、山东、河北省政府尽灭。 蒋介石甘愿吃暗亏，以免向苏联暴露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号令全国的可悲处境。西北军和晋绥军、更不用说地方团练同样宁愿吃暗亏，以免向蒋介石暴露自己的半独立政权根本没有抵抗收编整合的能力。他们经常希望借助共产党的统战支持，抗拒或延缓蒋介石统一政令军令的步骤。国民党同样热衷于借刀杀人，简化他们心目中的反封建任务 。毛泽东指责晋绥军将领张荫梧是冀中敌后游击区的“摩擦专家”，冀、察战区赵侗的游击第七纵队则是国家社会党的武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看到他们和八路军冲突，就乘机解散了他们的部队。阎锡山和牺牲救国同盟会合作，结果导致了三晋新军（薄一波的决死队）和旧军的全面冲突。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特殊体系，宁愿听任新军并入编外共产党军队，以致太行、上党之险尽失。 白崇禧对苏联代表彼得罗夫说：“鹿钟麟的部队在河北讨伐日本人的同时，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袭击，一部分士兵还被解除了武装。在山东，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封锁了道路，并解除了受到日本人攻击而撤退的省政府军的武装。在华中地区，面对日本绝对优势兵力而撤退的韩德勤将军，遭到了背后的袭击……我当然不愿意说，共产党人是同日本人商量好并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的，但他们在客观上利用了日本人的攻击行动……共产党人吹嘘说，他们有九十多万常规部队、三百多万民兵……他们在开始防御战争时，只有大约三万支步枪。他们靠什么补充了这么多武器？共产党人吹牛说是靠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指望日本人你是不可能获得这么多武器的，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共产党是通过解除地方保安团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武装才获得了这么多武器。” 当然，这时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思想”已经胜利了。甚至日本人自己在完全丧失太平洋以后，也开始考虑撤退到亚洲大陆，跟莫斯科和延安联合起来，坚持抗美反蒋的游击战争。

1945年5月，英印军破驻缅日军，复取缅甸。

1945年秋，滇府与日本尝试外交接触。 龙云在五华山光复楼召集了一次高级带兵官的会议，他说：“秦桧主和，保全了南宋多少年，岳飞主战，打得民不聊生。”后来，他就派赵康节、木向东二人拿着他的亲笔手令通过边防的滇越警戒线，到越南河内，由日本驻军司令土桥勇逸用飞机送他们到台湾转上海和陈公博联络。赵康节回昆还带来日本昭和天皇的诏书，派龙云负责长江以南9省之军务。然此时日本败局已定。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吞并满洲国。 日本帮助满洲建国以后，满洲对关内优势每年都在扩大。倘若1945年所有盟国靠山同时退出战争，满洲国兵精粮足、必胜无疑。军工差距不是以多胜少，而是以有胜无，足以将战争变成单方面屠杀，较清兵入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后来发展正是如此。只是上层日本代理人改为苏联代理人，战争机器依然如故。 一个军事强国年产飞机数千，外贸中断而能五年钢铁倍增、道路增加三分之二、粮食增加三分之一，六分之五丁男尚未动员，面对卡车螺母必须进口、四川士兵蛋白质摄入量不及东北囚犯三分之一的敌人，六个月就能从山海关打到上海。苏联一百多架飞机就足以将国民党赶出华东了。 日本的投降导致东亚大陆出现政治真空，只有苏联才有能力填补。莫斯科希望以支持蒋介石统治关内各省为饵，换取蒋介石接受苏联对满洲的统治。尽管满洲的工业－军事力量远远超过东亚其他各地的总和，事实上已经处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蒋介石仍然坚定地拒绝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和平，再一次将毛泽东从牺牲品的命运当中挽救出来。斯大林转而大力援助毛泽东，将中东铁路、大连港和苏联占领的北朝鲜变成了林彪的后勤基地。

1942-1945年，日本陆海主力大部为美军歼于太平洋诸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 日本以自己的失败掩盖了中国的失败，使中华党国获得了虚荣、忘记了自己的弱点。抗战至少从两方面注定了国民政府的毁灭。 在现实政治层面上，抗战将满洲（大部分重工业）送进共匪手中，剥夺了中华党国在国内的物质优势。日俄争夺东亚，列强居间仲裁的格局一变为：日本留下权力真空，列强自顾欧洲不暇，苏联居于绝对优势。

1945年9月，中华党国武力裁撤滇新3军，吞并滇58军人力并驱逐滇军官。 满洲灭亡、日本投降。兔死狗烹的待遇马上落到了云南头上。云南驻扎滇外协助中国的盟军，首先成为了牺牲品。滇系以亲日反华而兴，以联华反日而衰。

1945年10月2日，中华党国诱骗滇军前往越南接受日军受降，中华党军昆明防卫司令杜聿明劫持滇府元首龙云。 二战结束时，处在云南本土的滇军正规部队仅有编成于1945年6月的滇93军，在云南之外的则有滇58、60两军。其中，军长为李弥的滇58军被蒋介石直接吞并为其中央军、改组为由段希文出任师长的整编第58师。因此，滇军正规部队仅剩60、93两军。二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就飞抵昆明与龙云见面，狡猾地对龙云一口一个“志舟兄”拍起马屁，表示希望滇军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要将16度纬线以北交由云南政府管理，并保证受降完毕后，除留下少数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外，大部分滇军即刻回返。”龙云被蒋介石激起了虚荣心，竟放松警惕答应下来。于是，滇60、93军就全都开赴越南受降。 在支走了滇军正规部队后，回到重庆的蒋介石于1945年9月29日突然下令免去龙云云南省主席之职、改任龙云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以卢汉为云南省主席。同日，侵滇中国党军头子杜聿明在昆明召集麾下军官，部署进攻留在云南本土的滇军保安部队。30日，侵滇中国党军各部对理论上是“友军”的滇军保安部队展开突袭，迅速击溃了这些人数、装备、训练都有明显劣势的滇军，将龙云围困于昆明五华山。龙云拒不投降，率卫队坚守。10月3日，蒋介石派其亲信宋子文上五华山劝降，龙云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4日，龙云随宋子文登机前往重庆，大批悲愤的云南民众自发送行。龙云抵达重庆后，被蒋介石软禁起来。这场史称“五华山事变”的重大事件，至此落下帷幕。 五华山事变是中华党国头目蒋介石背信弃义、用卑鄙到极点的手段发动的。通过这种上不得台面的肮脏手段，蒋介石彻底控制了云南，其卑劣程度一如希特勒在1944年逮捕匈牙利领导人霍尔蒂。事后，龙云曾评价蒋介石说：“其实就算把云南人民斩尽杀絶，云南人民也不会拥护他。”滇军将领则纷纷表示：“必须牢记10月3日（五华山事变发生日）的枪声”，“不报10月3日的仇，就不是娘养的！”

1945年10月，中华党国全面废除滇币，于云南发行严重通货膨胀之法币。 龙云下台后，中华党国用最快的速度废除了云南的滇币。云南因此物价疯狂上涨、金融混乱、民生凋敝。满洲国灭亡后，中国迅速把云南当作实际的战败国开始了清算与掠夺。

1945年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主席，滇府沦为中华党国的傀儡。

1946年1月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任命胡志明为主席、阮海成为副主席。 1923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为远东的革命培训了年轻学员里诺夫·胡（后来改名胡志明）。1924年，季诺维也夫统治的共产国际派他到广州实习国民革命。他获得革命组织经验以后，又奉命去暹罗建立当地的国际支部，结果恰好错过了蒋介石和李济深的“清党分共”。1929年，他奉命在香港建立越南支部。共产国际每月发给越共五千法郎，将寮国和高棉的民族支部建设工作委托给他们。国际对里诺夫同志的工作很满意，接下来派他去马来联合邦和海峡殖民地播种，最后任命他为远东局主管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地区的代理人。1930年，他组织的革命遭到法国外籍军团的毁灭性打击。1933年，里诺夫同志逃回苏联。此后五年，他在列宁学院研究伟大导师的殖民地革命策略。国民党联苏抗日的策略打开了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北方门户，给他提供了新的机会。1938年，里诺夫同志来到滇桂边界。桂军和粤军（尤其是胡志明和叶挺的老朋友张发奎）长期通过汪兆铭系统和克格勃法国支部联络苏联，又对华人团体密集的东南亚各邦怀有大中华主义的暧昧感情，将里诺夫同志视为国民党北越支部建设的好帮手。 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成立既是国民党和越南国民党的胜利，又是苏联和越南共产党的胜利。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无力抵抗日军的进驻，也暗中纵容越盟建立武装，以免让日本人占尽便宜。日本完全占领印度支那以后，盟军开始全方位地支持敌占区的抵抗组织。美国战略情报局送往越南的大部分军事物资，都落入独立同盟会之手。里诺夫同志依靠这些资源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抓住日本突然投降造成的短暂窗口，率领少数人马和几位战略情报局特工闯入河内，宣读了一份酷似《美国独立宣言》的文字，希望给群龙无首的观众造成错觉，以为他是盟军派来接收的大员。甚至保大皇帝都一度相信他的宣传，愿意将政权交给冒名顶替的盟军代表。其实盟军已经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命令蒋介石和英国军队分别负责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接收工作。 蒋介石委派滇军前往越南，随后发动五华山之变。滇军的报复措施转向为支持敌人的敌人，在蒋介石刻意扶植越南国民党政权时，驻越滇军作为报复，也大力扶植越南国民党的死对头越南独立同盟会（越共前身）。

1946年1月5日，中华党国承认蒙古独立。

1946年1月20日，法国驻滇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卜福莱任总领事。

1946年3月，蒋介石强命驻越滇军前往满洲。 蒋介石强令驻越之滇60军与滇93军向海防、北海集结待命，准备用船只将他们改运至满洲前线。滇军将领万保邦指责卢汉：“不要把他们送到东北当炮灰，使三迤子孙骨肉分离，留千载之骂名。”

1946年4月，中国国共两党于满洲全面开战。

1946年5月4日，中共下令没收地主财产，于华北各地组织对有产者的屠杀活动。

1946年5月，滇184师潘朔瑞部降匪。

1947年8月15日，印度宣告从英联邦和平独立。 没有印度的英国，无法再被称为“大英帝国”。全民战争加快了英国本土通向普选制的步伐。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人最引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烟灭，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劫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在明处，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所在的——一方。在暗处，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英国以体面退场的方式，将世界霸权与国际条约体系传承给了美国。 印度在宪法上讲就是英印帝国的继承者，因此它继承了英印帝国在内亚、西藏、东南亚各地的很多帝国权利。即使在它还没有国家实力的情况下，这些帝国遗产也使它卷入了这些地方的政治。现实政治当中促使它帝国化的主要动力就是，它是一个亚洲的人口大国，而且在体制上讲它是西方的一个分支，所以在中国的政治势力扩张的同时，它在东南亚和内亚正好处在天然敌对的位置上。就像是哈布斯堡家族和波旁家族的那种关系，对抗波旁家族的政治势力，必然会扶植哈布斯堡家族的。

1947年12月，云南瑞丽官员对当地景颇人种植鸦片以印度卢比为罚款。 中国货币在云南人民的眼中一文不值，即使滇币被废，云南边疆人民宁可用印度卢比也不使用中国法币。

1947年，云南在籍人口约900万，相比1937年锐减近四分之一。 二战时代中华党国对云南征敛给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上百万云南人被迫流亡东南亚，沦为难民。共匪入滇后继续推行暴力征粮与大屠杀，云南逃缅人口剧增。云南人被蒋介石绑架加入二战，而后沦共，导致流失人口近四分之一。

1948年1月4日，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

1948年3—10月间，中共匪军围滇华联军于新京（长春），新京死者数十万。 中华党国军全面进攻共区，滇60、93军被蒋介石调到满洲参与攻势，云南本土彻底空虚。在满洲战场，由于苏联强力援助中共，中华党国军节节败退。滇60军与中国中央军新7军同守满洲旧都新京，在重围中采取“杀民养军”政策劫掠民众粮食，将民众赶至城外，围城中共匪军则不放民众出封锁线，致使数十万新京民众饿死。

1948年夏，中华党国文宣《大公报》指责澜沧募乃领主石炳麟企图于滇西建立独立王国。

1948年8月，韩国总理李范奭在大韩民国成立文告向唐继尧致敬。 唐继尧曾表达了滇族新民步武日本，制霸远东大陆列邦的壮志。1905年，他在《偶成》诗中写道：“莫对青天唤奈何，扫开忧愤且狂歌。壮心百炼锄群丑，宝剑双飞碎众魔。铸造苍生新模范，安排黄种旧山河。澄清事业寻常举，欧亚风云亦太和。”明治豪杰输出的这一波秩序，在二十世纪的赤祸中首当其冲。“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韩国作为他们劫后余生的小师弟，为后人展示了满洲世界秩序解体的正常结果。蔡锷和唐继尧推荐给远东各民族的未来，就是诸夏（十几个韩国）“新模范”安排的“黄种旧山河”。共产国际恐怖组织在溃逃中践踏了这批幼苗，但已经没有机会挖出历史播下的种子。1948年8月，唐继尧的学生、韩国总理李范奭在大韩民国成立文告向他致敬。大韩民国建国勋章曾经授予八十八位外国人，唐继尧也是其中之一。泛亚主义硕果仅存的苗裔用这种方式，在诸夏最黑暗的时刻回馈了父辈的遗赠。

1948年8月23日，中华党国于云南发行金圆券，掠夺云南银行财产。 中华党国命令将富滇新银行的全部库存黄金、白银、银币立即移交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兑换为一文不值的金元券。云南自有的外币、外汇、外币公债、外币汇票、外币存折也须登附清单上报,立即移交中央银行昆明分行。 事实证明，滇华联盟本身就是云南人民的最大灾难。中国永远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吞没了云南人民三十年惨淡经营的宝贵资产。

1948年9月，干崖领主刀京版谋建南诏联邦合众国。 在干崖土司刀京版的倡导下，怒江以西诸土司秘密结成同盟，试图展开云南独立运动，建立一个名为南诏联邦合众国的政权。然而，此事被中华党国方面的间谍记者发现，遂在压力下不了了之。

1948年10月17日，援满之滇60军于新京降匪。 长春守军向中共投降，滇60军被强制改编为中共第50军，后来参加了韩战。这样，滇60军就先后沦为中国国共两党的炮灰，相继成了中国屠杀满洲、韩国民众的帮凶，彻底失去灵魂，泯没于中国当中。 潘朔端和曾泽生之所以选择投降，在于他们驻扎的满洲不是他们的祖国，他跟满洲居民没有血肉与共的关系，不可能发挥华盛顿那种民兵优势。满洲土著觉得他们是外来人，他们也不信任满洲土著。蒋介石拆散滇军的结果，实际上是借日本与中共之手摧毁云南的军事精华。滇军精锐要么死在二战时代的徐州、江汉平原、赣北，要么死在了与中共交战的满洲地区，最后等中共入侵上江地区时，云南已无精锐可以抵抗。

1948年10月，中共破滇93军大部于锦州，余部退入北平、天津。

1948年12月，原云南元首龙云宣布与中华党国决裂。 龙云在老友美国将领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软禁，乘飞机流亡至香港，宣布与中国国民党脱离关系。一方面试图联合所谓的“第三势力“，第三势力的资源来自粤、桂残余势力，由于错误地选择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设计的方案，放弃了效法波兰、立陶宛流亡者，立足滇、粤、桂民族海外社区，继续推动滇、粤、桂民族建构的正确路线，在中国恐怖组织和中华党国流亡政权的夹攻之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日益缩小，最终消失在冷战的漩涡中。而龙云也极为昏聩地听信了中共的诱骗，最终沦为中共的统战花瓶。

1948年12月，云南民兵龙绳曾部对中华党国开战。 龙云的第三子、滇东北巧家土司龙绳曾组建了西南人民革命军（简称“西革军”），在巧家的尹武村展开武装起义，编成了有五个团共3500人的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自任司令，对中华党国开战。1949年，西革军曾围攻昭通城不克。

1949年1月，滇93军残部降匪。 中共匪军大举南下，占领北平、天津，滇93军残部在天津投降。

1949年1月，中共成立游击武装桂滇黔边纵队，于桂滇黔三国边界地区展开恐怖主义活动。

1949年2月10日，滇参议会建议恢复民族货币。 卢汉、缪云台进行了1949年的财政与经济改革。此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针对金元券的贬值日甚、市场已拒收而社会交换亟需解决货币问题，准许人民自由流通使用滇铸半开银币。此项改革的意义极为重大。它表明：以卢汉为首的云南当局已明确地采取措施坚决脱离了蒋政权币制体系。这项措施不仅是为稳定云南经济的基础 , 而且保证了云南当局在拥有自己能以控制的本位币的条件下, 去解决财政危机和谋求独立提供资金。至于之所以选择滇铸半开为本位币, 固然是因为云南民间早已习惯流通半开银币, 更重要的是作为地方财富积累的银币还保留于己手, 因而自然地得到解决。 2、完善由省控制的半开银币流通体系。宣布半开银币为云南省的本位币。省政府准许银毫一角、二角作为半开辅币流通市场, 并令富滇新银行铸造二角、一角、五分金属币 ,印刷一分、二分、五分纸券辅币投入市场流通, 以解决半开银币缺乏辅币的问题。自此以后, 形成了彻底抵制金元券的既成事实, 从而在省政府统一管理、紧缩半开信用的基础上, 实现了商品交易市场和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 3、由省财政厅接收蒋财政部在云南税局、盐务局的税款收入及官盐运销盈余, 以抵拨 “中央补助费” 的缺口;同时令省财政厅整理省级旧税, 主管各项税收, 并从此改征半开银币。这项措施使云南经济因省级财政收入初步落实解决而趋于稳定。特别是接管了国税局后 , 较成功地摆脱了蒋政权的财政体系。 4、1949年7月1日, 成立了云南省银行。资本总额为半开银币一千万元, 由省政府拨发。该行的主要业务在于管理半开银币的铸造、发行和发行半开本票, 负责全省金融的汇兑业务, 建立全省银行分支机构, 执行省金库收支业务, 即实际以该行为一省金融的核心机构.该行成立后, 以省银行名义, 对各商业银行实行管理。行庄资本以半开为本位 , 向省行交纳准备金。省行下属云南铸币厂, 开铸半开银币和各种镍币辅币 , 同时发行本票人民持本票到行可用半开或银元按比例兑换, 信用昭著,公私称便。半开本票的同时流通,也发挥了适应时势需要的货币职能, 对稳定全省经济, 保证半开银币的币值稳定,起了关键作用。

1949年2月12日，因受中华党国的恶性通胀影响，昆明爆发“南屏街血案“。 昆明一小贩持香港版流入金圆券到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兑换，被误判假币盖“伪钞作废“章。消息传开引发惊恐，昆明市民涌向银行挤兑，发生哄抢打砸。最终以抓捕200人，枪杀21人平息事件。云南民众于1949年逐渐拒用中国金圆券。

1949年3月4日，云南政府宣布承认半开银币（旧滇币体系遗留）在全滇自由流通。

1949年4月，中共匪军渡长江，陷中华党国首都南京，其后相继侵占长江以南各邦。 满洲沦陷区匪军干部、技术员和山东老干部构成南下殖民政府的核心，晋国沦陷区和中国各省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为核心打杂。扬子江以南各国人民除极少数统战花瓶外，沦为赤裸裸的降虏。

1949年8月，滇府与中共于香港展开外交接触，中共承诺予云南“一国两制“地位。 卢汉通过云南的中共党组织，派人前往香港与中共接触，并允许昆明报纸刊登中共喉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其后，云南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在广州密会，达成了所谓的“云南和平解放五点协议”，其内容是： 1、保持卢汉在云南之领导地位，卢如愿意出国，保证给予自由选择； 2、共军非经请求，绝不进驻云南； 3、云南境内现有之军队，除番号变更外，其原建制不予变更，各级部队仅增派政工人员； 4、扩大省市县政府组织，容纳各“民主党派”人士参与； 5、省有财产，中共不予提取，仍留充地方建设经费。 中共的这些许诺，与其对图博的“十七条”、对香港的“一国两制”许诺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比蒋介石还要卑鄙邪恶的中国共产分子，是绝不会遵守任何协议的。可卢汉却轻信了中共的鬼话，开始了他叛卖云南的活动。

1949年8-10月，云南思茅地区土豪杨元芳、杨明浩自发成立“六顺县剿共指挥部”、“六顺县人民委员会”。

1949年8月，纳西学专家约瑟夫·洛克离滇返美。

1949年10月，中共匪帮僭政，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1月，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世界国家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共产主义政权实施出口管制。

1949年11月15日，滇府求援于美国，美国拒绝支持云南独立。 卢汉派出一名滇商联络美国驻昆明领事馆，见到了副领事陆德瑾，提出了云南独立建国和建立滇美同盟的计划，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协助保持云南领土的完整，不受国共两方染指，则该省最高当局将愿意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任何条件，包括切断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接受美国外交保护与美军进驻，同时将遵照美方有关军事政治与经济方面之指令。”卢汉的代表还对陆德瑾说：“不需美方的财政援助，即使只是美国政府口头上对于云南独立运动道义上的支持，昆明当局都将由衷感激。”陆德瑾见此事重大，将其报告给了华盛顿方面。一周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参联会驳回了卢汉的请求。11月28日，卢汉再次向陆德瑾发出请求。根据陆德瑾的叙述，卢汉这次请求的内容是：“任何形式的美援都有用，不一定要派兵。”“愿意先公开宣布云南独立，再请求国际协助与保护，他深信此举将可让美国不致有‘干预中国内政’之嫌。”然而，此时的美国正处在二战后的孤立主义时期，对共产主义势力多有妥协，因此又一次拒绝了卢汉的请求。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与1872年时刘道衡在伦敦的遭遇相似。 这个计划之所以失败，也在于民族国家建构不是一日之功，尽管云南的本土共同体力量成长到了80年代台湾本土派的程度，但在世界中心华盛顿仍然缺乏类似李承晚、达赖十四世一类的外交大师，云南也没有在滇美友好的二战期间将自己的外交诉求申诉出来，以至于世界鲜有人了解滇人的民族与文化。这也警醒我们，建立民族国家切不可临时抱佛脚。 云南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就这样再次被世界抛弃了。此时摆在卢汉面前仅有的出路，就是或战斗到底，或前往海外组织流亡政府。然而，政治德性不足的卢汉竟选了一条无法原谅的道路，那就是背叛1800多万云南军民，向中共匪帮投降。

1949年11月15日，中共匪军攻陷夜郎贵阳。

1949年12月4日，中共匪军攻陷南宁。

1949年12月，援桂滇58师于广西覆没，师长段希文流亡香港。

1949年12月，美国昆明领事馆闭馆。

1949年12月9日，滇军卢汉部降匪，滇军李弥部反攻昆明不克。 当时，云南的军队除听命于卢汉的滇74、93军外，还有两支部队虽然序列上属于蒋记中央军，但实际上也是云南本土军队，分别是第8军和第26军。其中，第8军本是直属蒋介石的中国党军部队，于1949年1月在徐蚌会战中覆没；曾为滇58军军长的第8军军长李弥化妆死里逃生，经山东乘船前往福建（闽越）重建了第8军番号，随后回到云南征兵，建立了新第8军。第26军则是于1948年在云南本地征集的部队，其军长为二战名将广东人余程万。1949年11月下旬，开始叛变活动的卢汉将74、93两军集中到昆明布防。12月9日晚，卢汉召集李弥、余程万至家中开会，以警卫扣押了两人，随后在当晚10时宣布所谓的“云南起义”，也就是公开投共。性格激烈的李弥当时曾试图跳窗自杀，被人拦下。接着，第8、第26军为救出他们的军长，对昆明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在军事压力下，卢汉被迫于12月12、14日相继释放李弥、余程万。李、余二人随即率部南撤，控制了滇东南蒙自一带，其兵力有第8、第26两军3.1万余人。

1949年12月12日，卢汉部成立“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

1949年12月27日，中共匪军陈赓部侵云南。同日，匪军陷成都。 匪酋陈赓指挥的中共匪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共10余万人跨过滇桂边境入侵云南，对第8、第26军发动进攻，滇南战役爆发。

1950年2月5日，中共匪帮组建“云南省委员会”

1950年2月19日，滇南第8、第26军覆没，李弥、余程万流亡香港。

1950年2月20日，中共匪军陷昆明。 不久之后，中共撕毁与云南的一国两制承诺，于云南推行高额的暴力征粮与残酷社会改造，滇军军官被中共匪军大批逮捕，惨遭集体枪杀。共产极权的可怖铁幕，至此笼罩了云南。 回顾这段长达38年多的历史，云南人在共和自立的基础上未能及时建构国族，没有和中国彻底切割，导致了云南先是被邪恶的中华党国绑架、被迫卷入二战、失去一切自治权，又被更为邪恶的共产中国侵占、沦入了赤色铁幕笼罩下的地狱。 云南爱国者的反恐战争，随着卢汉临时政府和一国两制的结束再次爆发。中国侵略者的欺骗和云南卖国贼的愚蠢，使他们丧失了昆明、大理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不得不在更加恶劣的条件下，迎击更加强大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