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慕」把我們帶往哪裡？2025 台北雙年展的台灣歷史低語

深度解析「地平線上的低吟」策展論述與歷史物件，一場關於歷史、創傷與療癒的觀展之旅。

2025 台北雙年展主題：「地平線上的低吟」（Whispers on the Horizon）

這次展覽探究的是「思慕」（yearning）這份難以言喻的感受。

第一次看到這主題時我沒多想就先去逛作品。印象很深刻的是展場以薄幕做區隔，逛展本身就像進入愛麗絲夢遊仙境，充滿驚喜。展覽沒有過度的正向（如廣告般強調「我們一定會好起來」），也沒有過度的黑暗（如「我就爛、我就是這麼糟糕」），因為這兩種本質上都是對世界的高聲宣告，是一種強烈的自我主張。相反地，展覽整體給我一種沒有答案的狀態。

我忽然發現，這種感受與此次雙年展主題「低吟」的姿態不謀而合。這才讓我回頭思考：策展主題中所要探討的「思慕」（yearning）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感？

我第一個聯想到的是台語歌曲〈思慕的人〉，比起單純的想念，它更多了一份「無法企及」、「不可得」的現實無奈。

圖：2025 台北雙年展。取自非池中。

策展論述中的隱喻架構：三個關鍵台灣歷史物件

此次雙年展的策展論述中提到三個與臺灣歷史密切相關的物件，它們如同三副濾鏡，引導觀者帶著這三個故事的重量，去觀看展場中來自全球藝術家的作品，讓台灣的在地經驗成為理解全球議題的起點。

1. 侯孝賢電影《戲夢人生》（1993）

《戲夢人生》並非線性傳記電影，而是以片段式、記憶流動般的結構，呈現布袋戲藝師李天祿橫跨日治、戰後初期至白色恐怖的一生。

電影交錯著三個層次：李天祿的真實人生片段、舞台上的布袋戲演出，以及他晚年回顧人生的自述。這些層次彼此滲透，觀眾無法清楚區分「哪裡是戲、哪裡是人生」。侯孝賢導演不使用宏大的歷史敘事講近代史，而是透過生命碎片，呈現歷史如何滲入日常生活。

電影段落集中在日治時期，呈現布袋戲團在殖民體制下的調整，如語言轉換與戰時動員氣氛。而到了戰後與白色恐怖時期，電影雖未明確演出抓捕或刑求，卻有一種明顯的歷史壓力與沉默感。李天祿晚年回憶時，提到某些朋友或時期會說「不好講」、「不能說」，那種語氣正是時代留下的痕跡，一種「不知道為什麼就必須噤聲」的長期壓迫氛圍。

圖：電影《戲夢人生》海報

2. 陳映真短篇小說〈我的弟弟康雄〉（1960）

小說背景同樣是戰後台灣與白色恐怖。康雄是在日治時期成長的孩子，日語流利、受日本教育，價值觀深受日本時代影響（如重秩序與羞恥感）。然而戰後社會劇變，日語變成了「不能說的語言」，原本的價值觀被迅速貶為「錯誤」。康雄沒有做錯事，卻整個人像「長錯了時代」。

康雄性格敏感，無法融入功利且充滿恐懼的社會，最終在現實壓力與歷史斷裂下走向自我毀滅。哥哥回想弟弟的一生時，真正殘酷的是他知道康雄為何而死，也知道自己無能為力。康雄堅持「做對的事」，哥哥則為了生存在體制下選擇「把事做對」。這就是荒謬時代產生的悲劇，大時代下平民百姓的無力感。

圖：陳映真小說集封面

3. 吳明益小說《單車失竊記》（2015）

《單車失竊記》從「父親的腳踏車不見了」這個小事件出發。尋找單車的過程，逐漸轉變為尋找父親、尋找家族記憶，以及尋找被戰爭撕裂的台灣歷史。

小說觸及了台灣人在二戰中複雜的身分問題：是帝國的兵？還是被動員的殖民者？這種複雜性使許多經驗被壓抑。

單車的失竊象徵著「記憶被偷走」，也就是記憶沒有被真正保存。敘事者透過拼湊故事去實踐情感式的歷史修復。這部作品扣問了一個核心問題：如果我們不知道父輩經歷了什麼，我們如何理解自己？

圖：《單車失竊記》封面

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跨世代創傷」。一個人經歷過的戰爭、殖民或壓迫，即使不說出來，也會轉化為教養方式或對權力的態度。

當我們將父母的反應模式，追溯至他們成長的時代，會發現那些看不慣的教養方式其實有跡可循。這種理解會改變我們詮釋他們行為的角度，進而突破舊循環，創造新的互動模式。

同時，帶著這份理解，我們也更容易做到「課題分離」，不再因為想法不同而懷抱罪惡感。

修正主義的藝術史：策展人的視角

這一屆雙年展的策展人，是一組國際策展雙人組 Sam Bardaouil 和 Till Fellrath 將上述三個物件定義為展覽的「隱喻架構」。Sam Bardaouil 出生於黎巴嫩，背景是劇場創作與藝術史，也曾經是演員； Till Fellrath 出生於德國，背景則是經濟與政治。兩人合作超過十七年，現在共同擔任柏林漢堡車站國家當代藝術美術館的館長。他們的策展實踐強調包容性與對藝術史的修正主義觀點。

簡而言之，當我們在學歷史，其實都是從某一個起點、某一個角度開始講故事，但這個角度，往往是最有權力的人決定的。例如在威權時期，白色恐怖被說成是「平亂」、「維持秩序」， 但對生活在台灣的人民來說，其實是人權被剝奪。因為編寫課本的人是統治者，所以很多真實的經驗就被掩蓋了。

藝術史其實也是一樣，我們很熟悉十九世紀的西歐印象派， 但對很多亞洲、非西方文化而言十九世紀並沒有經歷這個階段，只是因為西歐比較有話語權，所以他們的藝術被當成「主流歷史」； 其他地方發生的事情，慢慢就被邊緣化、被遺忘。

所謂「修正藝術史」， 不是要推翻原本的歷史，而是補上那些被忽略、被消音的視角 — 包括女性、殖民地經驗、非西方文化，以及底層社會。

也就是說，他們的策展其實是在對抗一種長期存在的文化霸權敘事， 讓更多不同的聲音，有機會被看見。因此這次展覽集結全球37個城市、72位藝術家約150件作品，並交織近30件北美館典藏作品。

圖：赫拉·比于塔詹《摧毀你家，造一艘船，拯救生命》（Destroy Your House, Build a Boat, Save Your Life，2015）。取自台北雙年展官網。

反思「地平線上的低吟」（Whispers on the Horizon）

這次展覽中的「思慕」，很大一部分涉及了記憶與身分：

• 回不去的家園： 許多藝術作品探討的是因戰爭、政治或時代變遷而散失的文化。那種「思慕」是對一個「已經不存在的時空」的渴望。
• 不可得的真相： 歷史往往是破碎的，我們試圖補齊碎片，但那完整的、最初的真相永遠無法完全復原。這種「遺憾」正是「低吟」中那種淡淡哀傷的來源。

而「地平線」在視覺上是邊界，物理上卻是幻象。它象徵人類對完美境界或純粹歸屬感的追求 — — 無論走多遠，地平線永遠在前方。展場流動的設計也反映了沒有疆界的普世性。

結語：從頹廢到行動

前面提到，展覽傳遞出一種失落感。在藝術理論中，這種失落甚至頹廢的感覺，常被視為一種「緩慢的抵抗」。當社會要求我們不斷產出、變強，這種停下來感受遺憾的狀態，本身就是在對抗現代社會的快節奏。展覽替「無法解決的痛苦」留下空間，而非用廉價的希望掩蓋。

但對我來說，這只是療癒的階段，而非終點。如果只停在「沒有救贖的頹廢感」，很容易變成一種情緒消費：觀眾感傷一輪後走出來，現實依舊。

真正的關鍵是：在承認「不可得」後，那股「思慕」的能量要把我們帶往哪裡？如果沒有行動方向，低吟可能會變成自溺的雜音。

目前閉展在即，累積了大量參觀人次，卻鮮見深刻反思作品與自我、社會關聯的討論。我認為理念非常好，但在落實上少了一點「把人推往下一步」的力量。

2025 台北雙年展展期至 2026 年 3 月 29 日，無論看過與否，在了解這些脈絡後重新感受，說不定能產生新的觀點，進而走到下一步 — — 改變的力量。

本文整理自 Podcast《沒有答案事務所 Find Your Answer》EP47. 「思慕」把我們帶往哪裡？ 2025 台北雙年展的台灣歷史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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