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最後

關於at17，甚至林二汶，若然你第一次認識她是因為「中華頌」、「最後的信仰」、ViuTV，那麼大概我都比你有更多一點的資格評論。

回想起高中時代，當大家還在努力打探那裡買Twins的唱片和海報時，我已經在「煲」at17的歌。她們的唱片我幾乎全都買齊，所有歌也背得滾瓜爛熟。剛開始學習結他的我亦因為Ellen而開啟了音樂上的另一扇門。

直到在專上學院修讀文憑時，某天竟然在校園遇到林二汶。原來她是翻譯系的師姐。自此我懷著期待不知何時碰到她，但又沒有很大動機找她打招呼的心情，完成了學業。（原因可能是我比較喜歡Ellen？）

在大專最後的一兩年，我十分沉迷於「音樂夢」。那段時期真的完全是沒有計劃、沒有技術、沒有造詣、沒有論述的發夢，只想自己也過著所謂「音樂人」、「唱作人」的生活。在某次維園的表演中，恰巧同場的表演嘉賓是at17。我在演出前鼓起了人生中最大口的勇氣，拿著Ovation結他走上前請Ellen給我簽名。當時Ellen十分為我著想，彷彿醫生在手術前再三確認「你真的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那樣，然後才小心翼翼的給我簽下去。那時林二汶在一旁看著也有點驚訝，我大概不會是首位拿結他給她們簽名的歌迷吧？

期後at17解散，感到可惜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知道將會少了很多聽她唱歌的機會。往後這多年來每逢有她的單曲作品，也好像是一點小驚喜般，延續著年輕時迷醉at17的那份情懷。她倆作為音樂人的喜惡，性格、音樂、轉變、高低，我都以樂迷的身份默默地全程見證。

離開香港前，我看了at17最後一場演唱會。最令我感動的是她們合唱「囂張」、「Do you love me」的那段unplugged session。因為她們真的終於做到「在台上兩支spot light」，兩個一起的個體在和諧地發光。那個演唱會真的給了我一點的溫暖、希望，好像新的一個美好章節即將開啟。

[embed]網上轉載 — at17 Girls Girls Girls演唱會

可惜，今天她們都以不同的形式「離開」了。

民主歌聲中華頌

同一首歌、同一位藝人，在三十年前或許等同今天最為「香港加油」的代表、最勇武、最本土的中堅；三十年後的今天，像一夜間把硬碟格式化，一切重頭開始，為人民幣服務。由「最後的信仰」到「中華頌」，也不到三年的時間。

我在想，到底變了的是時代、還是藝人？甚至，我們一直也對藝人有著錯誤的了解？我無意合理化那一群面對不公義仍選擇沉默、甚至棄明投暗的人，但在某意義下，其實他們的原則也算是頗一致：忠於（任何當時掌權的）政府、站於最政治正確的立場。

在Youtube上回看「民主歌聲獻中華」，看到當時的司儀曾志偉大大聲說「希望我們一班藝人在這裡，可以盡點力，籌些錢支持他們（北京天安門抗爭的學生）」。根據今天南深圳市的国安法，這是直接煽惑及資助推翻国家政權，量刑起點一定不亞於４７名民選議員舉行初選。今天，他卻忠心耿耿於官媒掌舵，為国家服務。

我們應否期待一個廚師對墮胎議題發聲？大概是否定的；但當他在餐廳中遇到曾經墮胎的婦女被語言霸凌時，是否也可以保持沉默，說「不關我的事」？這又好像那裡怪怪的。

我們在社會上有著不同的身份，當然無法全天候對一切議題和事情都同樣敏感。可是在某些時候，我們必須知道自己「首先」是誰，有甚麼身份應該／不能放下。

當總統和一位小朋友面對剩下最後一件救生衣，總統「首先」不會是享有特權的總統；比利時後衛在比賽中面對丹麥前鋒突然昏迷，他「首先」不會是競逐冠軍的對手。

藝術家是否真的能夠無視時代，離地創作？是否可以無視時代、無視自己民族的身份和所受的傷害，將自己「首先」只成為一個藝術家？若然真的如此，「最後的信仰」和「中華頌」、「平反六四」和「愛国者治港」，其實也可以不是歌者或藝人本身的信仰，只是大家自作多情、一廂情願。他們只是唱歌、創作、表演，而唱甚麼、作甚麼、給誰聽、聽的人在經歷些甚麼等，對他們而言可以是無關痛癢。

對比詩篇１３７篇，詩人卻並沒有「首先」只成為一個藝人：

我們在巴比倫河邊，坐在那裏，追想錫安，就哭了。 在一排柳樹中，我們掛上我們的豎琴。 擄掠我們的在那裏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為他們作樂：「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吧！」 我們怎能在外邦之土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寧願我的右手枯萎； 我若不記得你，不看你過於我最喜樂的，寧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詩篇１３７篇一至六節>＞

在２０１９年的那個夏季，若然你是基督徒，並曾經有過些唱不出讚美詩、祈不出禱的時候，你應該感到慶幸。

我相信，要求每位藝人也成為明哥、杜汶澤、何韻詩絕對不是合理的要求；可是若然我們肯多一點堅持，多一點智慧，多一點犧牲，更不要放棄掙扎和最重要的身份，面前的選擇從不會只剩下二選一。

我的立場

最後，說回關於林二汶。

在立場先行的時代，大概我也得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場。

撇開所有人身攻擊、仇恨言論，我絕對不會怪責或反擊所有批評、討厭林二汶的人。我無法把她當作楊千嬅、陳小春等級數般厭惡，但事實上她又的確沒如何韻詩般與香港人同步呼吸。

她說喜愛中国文化、卻沒有拒絕唱「最後的信仰」；她口中沒有說過一句「愛国愛港、一国兩制、止暴制亂、為祖国流淚」，卻在這一個時代背景下反問大家「那麼以後還有誰敢愛國？」、更說甚麼「因為大家心中有著那份『好』，才也懂欣賞我的『好』」。

在林二汶的回應中，多次提到對音樂和創作的純粹與追求。諷刺的是，從她的師父黃耀明和拍檔盧凱彤身上，足已證明追求藝術成就與貼近時代脈搏，其實不是只能擇一。

所以對我而言，林二汶的「中華頌」，就像是「ปาล์มมี่」的「อยากจะร้องดังดัง」一樣。 （註１）

問題不是中樂、不是中華文化、不是宗教。而是，她的回應讓我感覺到，她彷彿決定要從我的回憶、從我成長的文化和我們的命運共同體中離開了。

和Ellen的離開一樣，都是多麼突然，多麼意外。

盧凱彤（右）專注地為結他調音，左一為林二汶。（筆者攝於２００５年維園Milk Farm演出）

信仰的最後

我不認識林二汶的信仰（不一定是指甚麼道家道教，甚至更指是音樂或人生），所以大概無法評論她最後的「信仰」是甚麼。或許這倒不是問題，畢竟「信仰」是個人的自由，我們作為正常人類，也不期待所有人都一律只可信「金」、信「習」。反而「信仰的最後」更值得思考。

若然今天找個基督徒問問看：假設考古和科學的技術發展到一個地步，我們真的找到聖經中那位基督耶穌的屍首、同時進化論獲得證實、又證明人死後的靈魂其實不存在，你還會繼續信耶穌嗎？沒有了祝福、沒有了恩典、沒有了神蹟、甚至沒有了聚會、沒有了教會組織，基督信仰還剩下甚麼？

信仰可以是從前的英鎊並今天的人民幣、信仰可以是無視時代和民族情感的藝術追求、信仰可以是「總之我要好好過下去」。可是若然人民幣、藝術都消失，也無法好好過下去時，這稱為「信仰」的東西最後又剩下甚麼？

使徒保羅當年於信徒群體中的身份地位，也大可以不理同胞、時代而追求甚麼哲學思辨、神學批判。然而他所說的卻是這樣: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不說謊話；我的良心被聖靈感動為我作證。我非常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詛咒，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 <<羅馬書九章１至３節>>

信仰，也可以是「我們堅持一起走下去」。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人民幣，藝術能否超脫、過得好不好、明天會如何、下星期還能否到教會崇拜，但這都無法拿去我們的堅持、決心、盼望。就算某人成為國樂大師、甚至能說天使的語言，信仰的最後，也可以只剩下鑼鳴鈸響。（註２）

或許，真正有信仰的人、擁有真正信仰的人，其實不多。

🎼苟且殘存之軀，還剩多少初心撐下去。

註１：我不會泰文、也不知道那歌手是誰、更不知道那首是甚麼歌，總之我不知道跟我有甚麼關係，那只是在Google隨便搜尋的。

註２：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至3節對我自己的提醒甚至比起及後著名的「愛篇」來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