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 = 超越族群政治？

随着Rafizi 与 Nik Nazmi 退出公正党（PKR），马来西亚政治进入新一轮的选举重组期。历史上，执政党的分裂往往是政治重组的起点，无论是1998年安华遭马哈迪革职所引发的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还是2016 年马哈迪、慕尤丁从出走另组土团党，并在2018年与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组成希望联盟（PH）取得政权的经历，皆是如此。即便在威权时期，这股趋势也难以遏制，因为执政党在分裂之际往往暴露其内部弱点；此时反对势力或次集团联盟的结合与动员，相较于稳定时期具有更高的边际效应。因此，无论是借由Parti Bersama Malaysia（鼠鹿党）集结新势力、伊斯兰党塑造改革品牌，或是回归族群基本盘的积极动员，都成为政治人物的理性选择。

不过，我们或许应该回到一个根本的问题来思考：我们真的能够超脱族群政治的框架来理解马来西亚吗？这究竟只是政治人物的煽动，还是反映了我们实质的社会分歧？事实上，马来西亚的日常生活就是以族群为基本单位构成的。语言、文化、偏好、教育，几乎所有可以想象的社会生活面向都是如此。因此，很自然的，对于国家想象与族群意义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复数的平行世界。

当政党尝试退出超越族群框架的主张时，社会分歧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不匹配，便使得人们难以建立对政党品牌的区辨力，也难以根据自身便好做出理性选择。原因在于：每个政党基本上都回主张“改革、廉洁、社会福利”（没有政党会说他们的选举宣言就是贪腐，或不进行重分配）。因此，这时迎合多数人偏好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共识的公因数。更关键的是，无论这些制度改革宣言被描绘得多么想洗、多么具像化、绘声绘影的，在尚未执政之前，本质上都是无法被实质验证的。或许政党可以引用州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执政经验来强化主张的可信度，但事实上州政府执政好不代表能够执政好中央政府，这一届中央政府执政好不代表下一届可以延续，反之亦然。这终究是脆弱的想象，因为各政党都在做相同的事。

那么，作为个人的我们一般是如何选择的呢？面对政治市场上充斥的资讯与不确定性的执政样态，我们会结合个人经验与族群集体记忆来对于这个公共资讯（Public Information）作出判断，以求在最高机率下获得最大个人的收益。在这种逻辑下，因为改革想象有验证的问题，族群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在经验上最保守，因为我们潜意识相信如果代表我们的政治人物是相同族群，他们最差也不会比其他族群来得差，会至少谋取一定程度己方族群的利益。所以虽然经验上是最保守的，但这个选择的可兑现性承诺机率是最高的，也是最理性的选择。恰好是因为这个思维，我们构成的社会分歧的底层逻辑，也形塑了政治市场中的需求分布。

因此，制度、政治人物，以至社会本身，构成了族群光谱竞争的均衡。这也是为何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1963立国以来近七十年，我们仍在反复讨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马来人主权”等符号的竞逐。一旦脱离这个框架，例如有政治人物专注于环境改革或原住民权益、社会主义、青年权益等议题，便会被政治市场惩罚，失去按柜金，黯然退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政治竞争样态，倘若令人不喜，很大程度是历史共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作出足够多cross-cutting的想象，去跨越不同不同族群理解、思考各种光谱的议题。

很遗憾的是，在这个族群竞争纬度中，是零和的。分配政治的左右光谱仍有较大的非零和竞争空间，存在合作与妥协的余地；族群政治则不然。任何一方退让一步，便会承担Sucker‘s Payoff，对发那个族群因而得利。因此，博弈的均衡结果，便是双方都选择激进化。统考承认的争议就反映了这个张力。

回过头来，为了极大化胜率，政治人物必须能勾勒出“胜利的想象”。因为一旦选民认为该政党软弱，胜算渺茫，前往投票便等同浪费自身的投票成本。在简单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选举体系下尤为明显。更重要的是，由于马来西亚是议会制，切监督体系不甚完善，政党一旦无法执政，其影响政策的能力极为有限。同时，党领袖对同党议员的投票控制极强。因此，无论个人偏好为何，首相与内阁本身在很大程度便决定了政治走向。

所以，尽管Rafizi基于Invoke民调资料来作出此政治选择，认为有很大一部分选民厌恶旧政治、贪腐、与族群政治的恶性竞争。但倘若他们最终无力影响政策（基于选民预期其胜率），对多数选民而言，投票给他们就缺乏了现实基础。更关键的是，社会目前缺乏了足够的运动力量来组成新的社会势力（类Reformasi Era），去动员草根群众重组政治版图。如同当年的Syed Saddiq 与MUDA，缺乏深厚的政治基础，单凭“跨族群、改革、社会福利”等想象，是否真的足以说服民众？现实告诉我们：很难。何况Rafizi过去的执政经验也并非成功范本，小党更深陷“未兑现承诺”的困境。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认同鼠鹿党的路线或Rafizi、Nik Nazmi的政治选择，而是对其前景感到非常艰辛。

不过，另一点也值得思考：所谓“越来越多厌恶旧政治、贪腐与族群恶性行政的第三方中立选民“，MUDA当年业曾押注于此。但他们真的是中立选民吗？还是只是不愿向民调公司透漏真实投票便好的私有资讯（Private Information）？又或者，即便他们此刻强烈表明厌恶旧政治，潜意识中的偏好真的与此一直吗？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政治市场中，按照族群孩子呢告知的投票逻辑，以极大化个人与族群利益，很有可能是多数人理性的选择。

社会与政治本就是一面镜子，互为表里。在思考新政治的方向时，也很难脱离这个现实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