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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馬獎日前公布入選名單，朱駿騰的首部電影「河鰻」雖然入選柏林影展「視角」競賽單元，卻沒有在金馬獎有任何獎項入圍。根據曾受邀觀看特映場的友人稱，很多「藝術圈」的人看完之後，劣評居多。但何以劣評，我趁第一週還有充裕場次，抓緊時間看完。看完之後，多少感覺得到「河鰻」何以沒有入選金馬的原因。

嚴格來說，導演並不是初出茅廬，他是英國金匠學院科班出身，又在台北獎以錄像作品入選，相較於其他半路出家或是從學生劇展起家的導演，他沒有辦法用「生澀」當作藉口。而事實上電影裡非常細緻的調色與完美的構圖，也一再說明他的科班背景。我得說這是近年來我看過的台灣電影中畫面最有「電影味」的，那個色調、取景，乃至像是32mm底片般的畫面質地，都讓這部片有著非常好的「表象」。

但，也因為這個好的表象，使作品中的缺點更為凸顯。簡單粗暴地說，這部片就像是一部很長的「錄像藝術」，而非電影。我很難明確的說這條界線在哪裡，但導演慣常以當代藝術的概念處理影像，要轉換成「電影」時，就必須要做出一些調整。這個「調整」不盡然是靠近市場，而是敘事手法。像蔡明亮也不圖把故事說好，但他的電影還有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以我的立場，就是「必須打中某些人」。台灣的當代藝術比電影界寬容多了，只要進得了白盒子，觀眾再怎麼覺得這個作品瞎，也會基於尊重場地的前提，至少視若無睹的走過去。可是電影是要買票進場的，最便宜的票價，也比任何一間公立美術館的門票要貴，觀眾買了票、花了時間、困在一個漆黑的房間裡，無論如何，總要端出一點可以「打中人」的東西。就算無視觀眾，至少也要「打中」給錢的金主吧。

如果一幀幀畫面的精雕細琢無法用來服務電影的內容，那表象的美就顯得沒有意義，演員的表演也只是白費。追根究柢，我困惑的應該是導演的意圖：你到底要什麼？就算你不想服務觀眾好了（蔡明亮就沒有想服務觀眾），但總想要「說」些什麼吧？整部片中，我其實都沒有看到導演想「說」的。

事後看到一些臉書回饋，我知道主角潘綱大的角色是導演的投射。我看的時候隱隱約約有猜到。但這只能說明，即便這是他的投射，也只能說是混沌不明。藝術家想要藉由一部電影訴說自己兼證明自己，就彷彿又想要任性又想要迎合般的矛盾與不知所措。

任性的電影其實是電影工業的剩餘，只有電影工業極度發展的國家，才有「餘力」給一些額外的資源用來「實驗」。台灣電影看似異類，但那是因為學界刻意忽視所謂「台灣新浪潮」正活絡的時候，仍舊有很多商業片上映，像朱延平的「烏龍院」、「狗蛋大兵」之類，這種電影不入焦雄屏等人的眼，但正是這些流俗的作品，讓台灣還有相應的餘力去供養侯孝賢、蔡明亮等人在國際影展發光發熱。

1990年代晚期到2000年代初期是台灣電影的谷底，因為台─港市場在香港移交之後實質斷裂，香港影人陸續「北上」，失去香港電影工業兜底的台灣影業徹底觸底，已經無餘力「實驗」。之前在國際得獎有知名度的導演，也已經轉向海外，基本上與台灣脫鉤。此時的台灣影人如果不想被中國資金「招安」，就是從零開始。

這段時間也剛好是台灣電影「去魅」的時段，新的導演開始重新尋找觀眾口味，確立商業模式，「新浪潮」只是空中樓閣，但舊有的商業片賣點也已經完全失效，變成歷史陳跡。因此「海角七號」的大賣確實是重要轉捩點，成為台灣電影市場開展的新標竿。但嚴格而論，「實驗」的電影並沒有中斷，只是不再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當年頻頻斬獲獎項的台灣導演，雖然沒有像中國的第五代導演那樣變成政權化妝師，也很難再從神壇上請下來。像朱駿騰這樣滑向錄像藝術，有時代大勢下的不得不然，但另一方面，他就要去面對新的台灣電影重新調整的秩序。

絕大多數台灣的導演，都把「自己」拿來當作第一部作品的主題，這是台灣新導演的普遍罩門：談完自己，就沒有了。台灣人不擅於說「自已」以外的故事，甚至也不擅於「挖掘自己」。朱駿騰的「自己」顯然不僅止於此，但「河鰻」之後，他有沒有辦法挖出更多的「自己」，或是開始有能力去處理其他議題，這應該是他創作的關鍵課題。